鲁迅谈“齐士”

rsjby · 发表于 2024-8-27 10:59

本帖最后由 rsjby 于 2024-8-28 09:26 编辑

鲁迅谈“齐士”

1933年10月20日，鲁迅作《扑空》一文。此文最初刊载于1933年10月23、24日《申报•自由谈》，署名丰之余，后收入文集《准风月谈》。

1933年10月、11月，鲁迅因在《重三感旧》一文中，有“劝人看《庄子》《文选》了”一句，引起了与在《大晚报》要求“介绍给青年的书”时，“我写着：《庄子》，《文选》，并且附加了一句注脚：‘为青年文学修养之初’”的施蛰存的“笔战”，《扑空》是其中的一篇。

在《扑空》一文里，鲁迅由“《庄子》与《文选》之后”，发现“在推荐给青年的几部书目上，还题出着别一个极有意味的问题：其中有一种是《颜氏家训》。”然后，鲁迅就“这《家训》的作者”发了一通议论：

这《家训》的作者，生当乱世，由齐入隋，一直是胡势大张的时候，他在那书里，也谈古典，论文章，儒士似的，却又归心于佛，而对于子弟，则愿意他们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这也是庚子义和拳败后的达官，富翁，巨商，士人的思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便是现在，抱这样思想的人恐怕还不少。

《扑空》一文之后，载有“备考”三篇，有施蛰存的《推荐者的立场——〈庄子〉与〈文选〉之论争》《突围》二篇，有鲁迅（署名丰之余）作于10月25日的《〈扑空〉正误》一篇。《〈扑空〉正误》一文很短，在“正”指斥颜之推之“误”的同时，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前几天写《扑空》的时候，手头没有书，涉及《颜氏家训》之处，仅凭记忆，后来怕有错误，设法觅得原书来查了一查，发见对于颜之推的记述，是我弄错了。其《教子篇》云：“齐朝有一士大夫，尝谓吾曰：我有一儿，年已十七，颇晓书疏，教其鲜卑语，及弹琵琶，稍欲通解，以此伏事公卿，无不宠爱，亦要事也。吾时俛而不答。异哉此人之教子也。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

然则齐士的办法，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施蛰存先生却是合齐士与颜氏的两种典型为一体的，也是现在一部分的人们的办法，可改称为“北朝式道德”，也还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

对于颜氏，本应该十分抱歉的，但他早经死去了，谢罪与否都不相干，现在只在这里对于施先生和读者订正我的错误。

鲁迅亦有错的时候。要子弟“学鲜卑语，弹琵琶，以服事贵人——胡人”的，并不是颜之推，而是“齐士”；而且颜之推在《家训》里还旗帜鲜明地反对“齐士”的做法：“若由此业，自致卿相，亦不愿汝曹为之。”面对自己因“手头没有书”出的错，鲁迅并遮掩隐瞒，不但大大方方地承认，还著专文加以说明。但《〈扑空〉正误》又不仅仅是“正”自己之“误”，“正误”之外，还有对《扑空》一文观点的重申、强调。

不管是先前“误”责颜之推，还是“正”后再责齐士，鲁迅的观点很明确：“北朝式道德”，“是社会上的严重的问题”。所谓“北朝式道德”，其实就是“庚子以后官商士绅的办法”，即“自己念佛，子弟却学些‘洋务’，使将来可以事人”。事，侍奉；事人，侍奉人。侍奉谁呢？齐士之子，“学鲜卑语、弹琵琶”，是为了“伏事”当权的“公卿”，即鲁迅笔下“胡势大张的时候”主宰北齐政权的鲜卑族“贵人——胡人”。“学些‘洋务’”“事人”，所欲“事”者，不言自明，自然是“庚子义和拳败后”在中国横行霸道、自视高人一等的洋人了。

其实，“学鲜卑语，弹琵琶”并没错，“学些‘洋务’”也没错。顺应新潮流，适应新形势，学习新技能，在鲜卑人建立的国度里“学鲜卑语”，在西方文化科技优于我们时“学些‘洋务’”，总比固步自封、抱残守缺要好。赵武文王“胡服骑射”、北魏孝文帝汉化改革，就是汉“胡”相互学习借鉴、彼此融合提升的明证。由“胡”及“洋”，“学些‘洋务’”也再正常不过。鲁迅并不闭目塞听，也不盲目排斥向“汉”之“外”特别是“洋”学习，他留学日本、翻译介绍外国文学作品、学习西方小说创作手法等，就是在“学些‘洋务’”。不但身体力行，还宣传号召。1903年1月底，鲁迅与陶成章、许寿裳等29名绍兴籍留日学生在东京牛込区清风亭召开绍兴同乡恳亲会，并联名发出《绍兴同乡公函》，劝导绍兴乡人出国留学，学习外国先进的文化科学技术，以挽救危亡的祖国。1934年6月4日，鲁迅作《拿来主义》一文（最初发表于1934年6月7日《中华日报》，署名霍冲，后收入《且介亭杂文》），在文章末尾，鲁迅总结自己的“拿来”观点：

总之，我们要拿来。我们要或使用，或存放，或毁灭。那么，主人是新主人，宅子也就会成为新宅子。然而首先要这人沉着，勇猛，有辨别，不自私。没有拿来的，人不能自成为新人，没有拿来的，文艺不能自成为新文艺。

说的虽然是“新文艺”，但也可推而广之，延及其他领域。鲁迅所处的晚清民国时代，面对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侵凌，中华民族如何自处，如何重振已然衰落的国势，如何拯救日渐僵化的传统文化，是仁人志士不断思考的问题。魏源提出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曾国藩、李鸿章等开启的“洋务运动”，张之洞自赏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都是自救之法。虽“技”制“夷”而夷势更盛，“洋”入“中”而不中不洋，“体”杂“用”而体用皆亏，国运依然一日不如一日，被侵略、被凌辱的地位也一日更盛一日，但他们“拿来”的初衷是真诚的，是不可否认的忧国忧民。

鲁迅在意的是：“学鲜卑语”、“学些‘洋务’”，学了干什么？如果是如齐士津津之“伏事公卿”，如果是如鲁迅所说之“服事贵人——胡人”，是要“事人”——自甘为“奴”，就是鲁迅所鄙薄、所看不起、所要谴责批判的了。1906年1月8日，鲁迅在日本仙台医专观看到了日俄战争中日本军人枪毙给俄国人做侦探的中国人，而“围着看的也是一群中国人”的幻灯片，大受刺激，毅然弃医从文，希望借文艺改变国民的精神。对于国民性格中存在的“奴性”，鲁迅一直痛心疾首。不但在文艺作品中塑造了“阿Q”这一鲜明的奴性形象，更是在杂文中一针见血地直接批判。鲁迅在《灯下漫笔》（作于1925年4月29日，最初分两次发表于1925年5月1日、22日《莽原》周刊第二期和第五期，后收入《坟》）一文里，曾说：

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

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

我们是谁？不言自明。我们为什么“极容易变成奴隶”呢？因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很多时候还处于“下于奴隶”的境地。做奴隶，显然比“下于奴隶”要强。所以，“变成奴隶”，“还会万分喜欢”。齐士所谓“亦要事也”，就是要做比“下于奴隶”稍强的奴隶，得“公卿”之“宠爱”。奴隶做久了，自然为奴即安，自然安之若素。此种心态，渐渐成为习惯，渐渐渗入性格，遇见到强势强权的欺凌污辱，往往避而远之，逆来顺受，麻木不仁，甚至凑上前去，讨好谄媚，摇尾乞怜。这，就是鲁迅最了为痛恨的国民性中的“奴性”。

鲁迅谈“齐士”，并不是要否定“学鲜卑语，弹琵琶”、“学些‘洋务’”。他所谴责的是齐士津津之“学鲜卑语，弹琵琶”、“庚子以后官商士绅”之投机于“学些‘洋务’”。

鲁迅谈“齐士”，还有潜台词。这潜台词应该就是他在《拿来主义》里的观点：不仅“我们要拿来”，还要让它成为自己的东西，自己成为这些东西的“新主人”。也就是说，与时俱进融入新形势时，不能被潮流裹挟食新食洋不化，要有定力定见举一反三；学习借鉴先进文化技术时，不能囫囵吞枣生搬硬套，要博采众长融会贯通。

鲁迅的文字，多有深意，常读常新。《扑空》《〈扑空〉正误》亦如此。首先，文章肯定是与施蛰存的“笔战”，文字极尽讽刺挖苦之能事，犀利甚至尖刻，这是鲁迅“对敌”的一贯风格。其次，文章不停留于“笔战”层面，更进一步挖掘、批判国民性里的奴性，这是鲁迅一生作文的基点，也是鲁迅之为鲁迅的意义所在。最后，文章既是“时文”，有时时效性，即对当时发生的事进行评论；但又具有“永恒”价值，影响到今，今日读之，还能警醒我们；就是迁延于明天、后天、将来、永远，文章的思想依然会熠熠生辉，照亮我们前行的路途，指引我们走向完美、至善、圆满。

刘彦林 · 发表于 2024-8-28 07:06

感谢您的支持发帖。问好！

刘彦林 · 发表于 2024-8-28 08:38

本帖最后由刘彦林于 2024-8-28 08:52 编辑

《鲁迅谈“齐士”》是关于鲁迅作品的研究性文章，主要涉及鲁迅对“齐士”的看法；有分析，有引证，有论述，融研究性、知识性和史料性于一体的一篇。欣赏学习，问候先生。

rsjby · 发表于 2024-8-28 09:24

谢谢版主。鲁迅笔下的“齐士”，似乎今日也还有，而且颇多。读《扑空》《〈扑空〉正误》有点小感触，所以瞎写写。

云馨 · 发表于 2024-8-29 12:56

老师对鲁迅先生的作品熟读，篇篇解读到位。赏读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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