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秧歌的记忆
胡麻花儿蓝花花，
俺们的秧歌是娃娃家。
不会玩来不会耍，
大家亲亲别笑话。
刚过正月初一，社里的娃娃秧歌就起来了。首先得自制“高灯”——一种带花边的可以拿上随意摇摆的灯笼。找一把老扫帚，抽出竹枝，放在煤油灯盏上烤软了，就扎成一个灯笼骨架。底下又套一个可以活动的木板，用以固定蜡烛或灯盏。有时是六面体，有时是四面体。糊上亮亮的纸，绘上兰草、牡丹、菊花，或者写上“五谷丰登”、“四季平安”之类，一个漂亮的“高灯”就做成了。
“高灯”队一般由12人或16人组成，在夜色里一齐点亮了，像一条舞动的长龙。玩“高灯”又叫“闯高灯”，一般是两人一小组，一前一后跑动，错落有致。高灯上的花穗子刷刷响，人的脚步极有韵致。灯笼随着人的身体，上下左右摇动，在夜空中斜插漫舞，令人眼花缭乱。闯“高灯”者一般为身强力壮的年轻小伙，一趟高灯“闯”下来，往往大汗淋漓，但小伙子们乐此不疲。一夜的“闯”，让他们的身心得到极大的放松。因此，在社里长大的孩子，每个人都有闯“高灯”的经历，也都会自制高灯。
娃娃秧歌耍上几天，正式的秧歌就起来了。头家是德高望重的老者，聚集庄里人议事。一锅老旱烟之后，一切就敲定了。谁是打鼓的，谁是打钹的，谁是闯高灯的，谁是“旦娃子”，谁是玩狮子的，谁是耍龙灯的，全村老少，几乎是人人都有了事干。傍晚，一听见鼓声响，全村人就聚在秧歌坛里（敬神的地方），等候命令。
正月初五左右，各社的秧歌都起来了，就开始轮流收秧歌。此事非同小可，先得下帖子，打发几个麻利的小伙将十里八乡的秧歌请定了，才开始准备。我们社里一般在正月初八收秧歌。先是准备夜餐，一般由头家打发几个人到各家各户收“年”，也不管是花卷儿、猪肉、粉条、包菜，反正每家拿出上一些“年”货，一顿秧歌饭就绰绰有余了。
开始收秧歌了，锣鼓声起，头家提着灯笼，拿着一张黄表，就带领着秧歌队远远地出迎。两家秧歌队的头家提着灯笼，碰头了，就点燃一张黄表，互相叩头、作揖，互致敬意。两队秧歌的高灯队就大声呐喊起来，并使劲地摇高灯。然后，主家的秧歌队往回跑，被迎的秧歌队紧紧跟上。
秧歌摊子就设在一块平坦的旱川地里。等十几家秧歌队收齐了，就开始表演。领秧歌的一定是个不凡的人，得有头脑。如果你站在高处观看，你不得不赞叹，这才是民间奇迹。
一种玩法叫“蛇蜕皮”。十几家秧歌队连成一条长龙，走在每家秧歌队最前面的头家，提着灯笼。依次就是各队的高灯队，锣鼓队，“旦娃子”，狮子队，龙灯队。在漆黑的夜幕下，一条“长蛇”先是盘成一个漩涡形，接着，就一层层“蜕皮”了，等到皮蜕完了，又变成一条长蛇。这时候，所有的队伍都气喘吁吁了。简直像诸葛亮布阵。
一种玩法叫“华门市”，得有四个“华门”，即先指定四个高灯手，守候在场地的四角，领秧歌的就将十几家秧歌领着，绕着“华门”转圈。几经周折，花灯就整整齐齐聚集在四个“华门”，令人叹为观止。
那时，六十岁的二爷就给身边看秧歌的我指出这些“道道”，不然，我还不知所以然哩。
集体表演完了，就开始吃夜汤，“夜汤”就是村里人准备的秧歌饭。走了很长路，玩了很久的秧歌队饿了。一碗又一晚热腾腾的烩菜汤，一个又一个花卷儿，就进了庄间人的大肚子。有时也做“捞米饭”，就是小米饭浇上肉菜，吃起来更加热乎。为了得到好的评说，秧歌饭必须做得油汤油水，香气四溢。不然，第二年收秧歌，人家就不愿意来了。
饭吃得饱饱的，才开始扎摊子唱戏。各队都拿出一出拿手好戏来吸引观众。什么《华亭相会》、《过江》、《庙郎认母》、《火焰驹》……都需要极好的唱功和表演，弦索也得整齐响亮才行。
最爱看的是《火焰驹》，戏中的报信的艾前提着马鞭，口中不断喷出“火焰”（其实是一口煤油从口喷中），就将边关的紧急表现得惟妙惟肖。其次是《华亭相会》，科场得意的高文举被招为相府快婿，却遇见小时定亲的未婚妻张梅英。其时梅英虽沦为相府丫鬟，却还认识高文举，而高文举早已忘记了梅英的长相。戏曲就在捉迷藏似的对白中开始，一波三折，引人入胜，往往引得许多情窦初开的少年男女落泪。
《庙郎认母》是一出苦戏。庙郎中状元赴任，却在路途中遇母亲状告父亲，后来庙郎携母同行，碰见昧良心的父亲。庙郎两难之下，终于原谅了父亲，携母前行，圆了自己的孝行。记得这出戏自小就和姐姐在爷爷那里学会了，姐姐扮演庙郎母，我扮演庙郎，曾在本村上演，赢得许多人赞叹。
“旦娃子”一般都是本村十三四岁的女孩子，擦了胭脂，腰里系有一个裙摆，手里拿着蜡花盆儿。“载旦”，也不过是不断踏着十字歩，裙子在微微颤动。“载”得好的体态轻盈，花盆儿随着脚步一高一低，颇能吸引人。“载旦”的时候，集体的合唱就开始了。歌手将“旦娃子”围了一圈，就放声唱了起来。
天上的星星挤眼儿，
亲亲给我的花卷儿。
天上的月亮弯月牙，
亲亲让我们缓一下。
这山高来那山高，
那山背后摘樱桃。
樱桃好吃树难栽，
秧歌好唱腔难开。
……
唱得越有劲，“载”得越欢快。那些个歌手中，总有一个“老妖旦",一个“老艄公”，其实是护着“旦娃子”，免得人多出差错，所以几乎是寸步不离。旦娃子“载”到哪里，他们就扭着大屁股跟到哪里，唱到哪里。
大概到正月十六，元宵节过了，一架秧歌就“烧马”了。这天晚上，秧歌在本村上演，演完之后，就将所有灯笼付之一炬，名曰“烧马”。明年正月，又从头再来。只有狮子的“皮”，可以放到第二年继续用。
不知什么时候，山村里通了电。接着，有了收录机、电视、CD、光盘。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看电视，或埋头于麻将、牌九。秧歌，也和煤油灯盏一样，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
只有那种激情，那种力量，那种浓浓的乡情，还留在山村人的记忆里。如果要将秧歌申报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恐怕没有几个人能忆出来了。这，又不能不令人遗憾！
[ 本帖最后由 赵国宝 于 2010-11-8 09:17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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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0-11-7 12: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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