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射科专家的庞院长叫我去他办公室，说要和我谈父亲的病情，我预感到事情不妙。
父亲是在六个月前得的病。他在承包村里出村道路修建时，发现咳血。父亲一生皮厚，石头一般耐摔打，一般的病痛根本不当回事，也不会惊动我。我赶忙接父亲到县人民医院拍片检查，并请最好的医生诊断，定为肺部发炎。注射青霉素加呼吸道雾化治疗七天后，咳血停止，拍片检查，肺部纹理粗糙的炎症现象消失。我如释重负，父亲也高高兴兴返回家去。
可不久家里打来电话，说父亲又咳血。于是又接父亲到医院检查，X光片上明确显示，肺部有一个杏核大小的囊肿。医生们会诊后，定性为肺脓肿。
我与从外地大医院调回的庞院长，既是同乡的老乡，又是多年的朋友。为了保险起见，他让我拿X光片到长治市和平医院、二院找他惯熟的放射专家看片。之后又两次拿父亲的提取组织去做病检，加上与本院病检结果相印证，排除了恶性病变的可能。
可是氨苄青霉素、先锋5号大剂量地滴注，父亲肺部的囊肿却越来越大，大到像一个白色的香瓜横亘于右肺。父亲再次住入医院，可做穿刺引流，里边根本不是脓，而是血水。右侧肩胛部位也发生血肿，进手术室打开，骨头已经坏死。父亲的病情日趋严重，食欲严重减退，人也越来越瘦，高大的身躯变成了皮包骨，虚弱得连翻身的力气都没有了，眼看没有了治愈的希望。
庞院长叫我来，就是和我确定父亲的病症，并商量后边的事。此前，为搞清病症，他没有比我这个做儿子的少费了心。经大量查阅资料，得出的结论是，既然不是癌变，就非“包虫病”莫属了。这种只有在草原牧区才有的人畜共患、发病概率极低的病，至今仍然没有特效药，属绝症之一。在农村，与牲畜有亲密接触史在所难免，也大有人在，可这种怪病怎么就单单缠上了我的父亲？可不管我接受了接受不了，冷酷的现实不容置疑地摆在了面前。庞院长的意思，癌症也好，包虫病也罢，都没有治愈的可能。最糟糕的是，父亲肺部的囊肿随时都可能破裂，人会在顷刻之间丧命。至于手术，无论肺部还是肩部，父亲都已经顶不下来了，即使顶下来还是于事无补。庞院长建议我让父亲出院，回家边保守治疗，边准备后事，免得措手不及。
出院，意味着宣判父亲的死刑。这对我来说，无论如何是一件太残酷的事。继续呆在医院，或许还能重新确定父亲的病症，并有对症治疗的特效药，一出院，连这点幻想也没有了。我是父亲的儿子，普天之下，我只有这么一个亲老子。可现在，却要我做出让我的老子停止治疗，回家等死的决定，还不如把我打死了算！从庞院长那里出来，返回住所，趁妻子在医院家里无人，我像一个绝望无助的孩子，毫无顾忌、歇斯底里地嚎哭了一场。我难死了，不出院，父亲一旦老在了医院，按乡俗连村子都不能进，只能停尸于村头荒野；可出院，明明就是放弃治疗，回家等死！这叫我怎么能接受得了？而现在，让不让父亲出院的决定，又必须由我来做出，这不是要人的命吗？我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人，多半辈子作的难不知有多少了，可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作难。
背着父亲，我把前来招呼的弟弟，两个妹妹，以及那妯娌两个，统统召集到一块，只有在家的母亲没有到场。我通报了父亲的病情，转告了庞院长的意见，让我们这群都接受了父亲高个子基因的儿女，以民主讨论的方式，共同来决定父亲的命运。以往的事，都由我一人扛着，也由我一个人发愁：既然全家人都发愁效果还是一样的，还不如由我一个人发愁。可现在，太事关重大了，远远不是我一人所能做了的主。岂料大家也都左右为难，迟迟做不出父亲出不出院的决定。最终，还是最小的妹妹似乎对事情的本质吃得更透，也更明智，说哥，既然爹终归逃不过一死了，还是回吧，沤在医院里，最多也就是尽尽心了，屁事不定。我们这些做儿女的在抽抽搐搐哭了一场后，终于艰难地做出了最后的决定：让父亲出院，回家！
二、试 衣
当然，父亲出院时无论如何不能对他说出实情，只对他说回去看中医，吃中药治疗。为了可信度更高，我专门叫来庞院长替我说假话，他的话比我更有权威性。父亲说我早想回去了，该死一定，狼吃没命，医生从来是治病不治命，不该死的话，兴许几副中药就能治好我的病。
用医院的救护车把父亲运回，作为老大，我边给父亲输液打针做保守治疗，边分配任务下去：闺女、媳妇们，赶制送老衣，并轮替照顾父亲的汤水吃喝；弟弟，去给父亲定做棺材。我严格吩咐，这一切要严格保密，谁也不准对父亲走漏风声。另外，母亲身体历来多病，也让女人们多留心照看。
在惴惴不安中，一天过去，两天过去，一连几天过去，父亲身体与精神状况虽然每况愈下，但肺部的囊肿并没有马上破裂。可越在这种情况下，我心里却越强烈地浮上了一种作难情绪：父亲的送老衣，经女人们突击加班，从里到外都赶制了出来；弟弟联系定做的棺材，也已做成并悄悄运回。这些属于父亲死后穿用的东西，是趁他清醒之时让他知道一下好？还是继续瞒着他，以免对他形成心理的压力，走得更快？从内心讲，我很想让父亲看看这些东西，好让他知道我们这些作儿女的，该准备的都给他准备好了，而且同本村其他老人比，虽不是最好，也属中上，好让他满意放心。可这样做了，就等于告诉他，你的病已经没有救治的希望了，我们在等着你驾鹤西去，入土为安，这是不是太残忍了？更有，假如父亲一听，心气一泄，马上就阖了眼，后半辈子我后悔、懊恼、赎罪去吧！
我小心翼翼守在父亲的身边，观察着他最细微的变化。父亲每哼哟一声，我的心里便揪一下，疼一阵。父亲是个憨厚诚实之人，凡事宁愿吃苦、吃亏，一辈子从来不会为自己争究点什么。可在这两三天的观察里，我越来越感觉父亲情绪有点不对头，只要不是昏睡着，面部就有一种郁郁不快的味道。我不知道自己的感觉对不对，猜想着父亲是不是在心里着急：眼看我都这样了，怎么不见你们做儿女的有何动静，不会什么也不给我准备吧？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是不是该告诉他呢？我拿不出主意，两难心绪像巨石一样压住我。
村里习惯，有人患了较重的病，左邻右居都要拿点鸡蛋、糕点什么的来探视，邻居路大娘也来看望父亲。她年龄比我父亲大，算得上是见多识广的老人。她走时我特意跟出院子外，求教她我们该不该把为父亲做的准备告诉他。路大娘脸色一沉说，我正想问你们呢，你没有看出你爹不高兴？他现在就惦记身上穿的和身下躺的那个木匣子了，为啥不告诉他！我赶紧找弟妹们通了气，取得一致意见后，委婉地对父亲说了我们为他做的准备。事实证明我的猜测是对的，路大娘说的也是对的，父亲的脸色明显地柔和疏朗起来，并答应试试衣裳，看看棺材。我们兄妹几个前呼后拥地扶起他，将里外几身衣服都给他穿好，特别是穿上那件很合他高大身躯的长棉袍，能感觉出来很合父亲的意。然后，在我们的扶架之下，连眼皮都挑不动的父亲，硬是挣扎着到院子里看了棺材。回来躺下，嘴角似浮起了微笑，可也就此进入了昏迷不醒的弥留状态。
三、停 水
父亲这次是穿着送老衣躺下的。我们判断，他滞留于人世的时间，已不会太长了。父亲已经几天不进一点食了，就连水也很少能喝进去，每天就靠给他输入的几瓶液体维持着生命。液体里没加进什么贵重的药，却加了能量的、纠正电解质紊乱和酸中毒的药，支撑着父亲的生命运转。
我每天必去村里的卫生所取水取药，当头等大事给父亲打点滴。我有一个强烈的愿望，即便尽管知道父亲西去已不可挽回，但是，我要尽可能多地延长他在世的时间，哪怕多一分钟也好。眼前的父亲，虽已昏迷，但也是活着的父亲。我要尽一切力量挽留他，拖住他，好让他多陪伴我们一些时候。
至于挂水输液不是问题。父亲在长达六个月的输液治疗中，凭着我和庞院长的特殊关系，同他讲好，既然在哪里也是输液消炎，不如离院治疗，由我们自己来输液。获得准许后，或者在县城我的住所，或者回村来，都每天正常给父亲输液，这样既使父亲免去了住院的拘束，还通过药品批发、院外治疗节省一些钱，我、弟弟、两个妹妹的经济状况都不宽裕。于是，我们兄妹几个都学会了扎针输液。
父亲进入昏迷一天过去，两天过去，已经到第三天了，虽然是拉风箱一样直进直出地机械呼吸，但毕竟呼吸还在，生命还在。我们几个不离左右，即便有事也是一溜小跑，生怕父亲撒手时不在跟前。可说来也怪，就在父亲昏迷后的第三天，竟然奇迹一样又清醒过来，说了几句令我终身都难以忘记的话。这个细节我已在《我那黄土地上的父亲哟》里写到，可这里依然要重复一下：父亲第三天头上忽然又清醒过来，舌头发僵发硬地说着含混不清的话：“正经要死，一时还死不了，传出去叫人家笑掉大牙——你看他家，死个人，好几天都死不了！”我们几个没想他能说出这样的幽默话，都捧腹大笑，可转瞬一个个哭成了泪人……
父亲又进入了机械呼吸的昏迷状态，偶尔出声也是那种实在忍受不了的痛苦呻吟，揪得我们的心生疼生疼。我出外办了点事回来，弟妹们突然口径一致地对我提出了抗议：哥，不能再给爹输水了，这样是让他活受罪。再说，再这样下去咱们也都熬不住了，非一个个拖垮不可。弟妹们说的是实情，自父亲出院回来，兄妹几个没有脱衣睡过觉，即便互换着眯一会，听见父亲痛苦的呻吟，眼睛马上就会瞪得铜铃大。可我感情上就是接受不了，对他们大光其火：什么意思，眼睁睁看着父亲死吗？可母亲也明确表达了她的意思，说不要让他再活受了，多活一天就多受一天罪，顶啥，让他走吧。我不敢犟母亲，可心像拔河一样被拖拽着，像有十八只老鼠一样在噬咬着。我知道，水一停，光缺水酸中毒，也会要了父亲的命。我坐在父亲身边，看着他艰难呼吸，听着他痛苦呻吟，心里难死了。可转念又想，国外不是早已实行了安乐死吗，我非得让父亲遭受这样的痛苦吗？难，难，难！最后反复权衡，终于硬着心把水停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父亲在停水后又勉强挺过了一天，便停止了呼吸。从此，父亲在这个世界上行走了65年后，再也没有了他的身影！
我感觉从医院到回家这十多天，是我此生度过的最长的一段时间，长到如几个世纪；也是此生最短的一段时间，短到仅仅是一瞬。
四、发丧
怀着没有挽留住父亲的深深愧意和无比悲痛，为父亲办理丧事。
我们村的人基本都是从河南逃荒而来，不管兄弟几个，均可一七里出殡，没随了本地人有几子必须停丧几七的风俗。父亲殁在了炎热夏季，自然定于一七发丧。这七天时间，除了头天的忙乱和第七天出殡，实际的有效时间只有五天。好在乡村重情，庆吊互通，红白喜事都互相帮忙。父亲一生忠厚，为人随和，人缘极好，因此人气显得很旺。加上本家、亲戚领办各种的事，倒也没乱场。
五天时间一闪而过。发丧的头天下午，预订的丧棚、纸扎、供品来了，约请的八音会也到来。以白为主色调高高大大地搭建、摆设起来。晚饭后，锣鼓乐声起，在司仪主持下，父亲的灵柩被移至丧棚下，在香烟缭绕，纸钱灰烬翩飞中，拉开了殡葬仪式的帷幕。着了重孝的我们兄妹和本家、主要亲戚中属父亲晚辈的人，大放悲声，哀倾四野。
这晚的祭奠和第二天的发殡，是丧葬仪式的高潮，精神生活寡淡的村里人是必来观看的，丧棚四周，人头挨挨挤挤。我们孝男孝女白花花的一群人，在司仪导引下，男左女右，长前幼后，从丧棚到家里和村头的祭祀点，一圈一圈地转，行据说是周礼遗存的“三环九转”祭奠大礼。每到父亲灵前，司仪便拉着腔调发令，叩首，叩首，再叩首，而后一声高喝：“举哀！”那是一种近于职业化了的没有感情的嗓音，酷似古装戏里老生的念白。我们孝男孝女令行禁止，闻声而动，男的一律匍匐于地，呜咽作声，女的则瘫坐于铺垫在父亲灵柩四周的干草上，有腔有韵地发声恸哭。正哭得上劲，耳边却又听司仪发令：“止哀，起——”我们就得乖乖收起眼泪，停止了哭声，起身再去转。我分明感到村人在指指点点，品头论足，哪个哭得有模样，哪个显得更悲伤，于是不敢有丝毫的懈怠，生怕自己没有表现出一个“孝子”足够的模样。同时心中强烈地弥漫起一种抵触情绪：这种程式化了的举哀示悲，在村人众目睽睽的围观下，明明就是表演了让人看，我们无形中变成由司仪导演的一场祭奠大剧的演员。丧父之痛，痛彻心扉，不悲不痛不流泪是假的，可像这样被人挥来挥去，用号令管制情感和泪水，召之即来，挥之即去，未免太有悖于情感的真实，太有点滑稽了。我是父亲的儿子，心里装满了悲痛，痛得刮心尖儿，但不是表演出来让人看的。我宁愿席地而坐地守在父亲灵旁，想哭了就任泪水江河横流一样恣肆奔涌，不想哭了就默默地陪着父亲，和他说说他的病到底是怎么回事，此前一直是瞒着他的。然后再叮嘱他到那边后，好好照顾自己。可终究是身不由己，一任司仪挥来挥去，一任乡亲们品头论足。
事实上，我在父亲辞世后就扮演起了“孝子”的角色，报丧、请相邻串忙，逢人就叩头，脸色悲哀，语调凄切，以求得村人对我这个“孝子”的认可。我需要这种认可吗？难道在打发自己亲老子这种事上，也需要带起面具，做显示悲痛、赚取人们理解同情的表演吗？我真真切切感到了世俗的可悲，感到了无处不在的人的虚伪。可是，人在局中，身不由主，做也得做，不想做也得做！
祭奠仪式一直折腾到子夜方结束。我们孝男孝女挤在丧棚下，为父亲守了一夜的灵。当大伙都躺在散乱的干草上昏昏睡去，我大睁着两眼，一幕一幕地回想父亲活着时的情景，一次一次喉头发紧，眼泪断线珍珠一样悄然滑落。
第二天午饭后，装殓了父亲的那口红棺材，被村人抬到坟地，送入了在爷爷、奶奶脚头新砌的葬坑，合闭，覆土。从此之后，就一堆黄土分父子，阴阳阻隔两不见了。
掩埋父亲后的半年多里，我像失去了三魂六魄，感觉干什么都没意思，什么也不想做，精神横竖调整不过来。我一直在想，当时让父亲出院回家，而没有坚持到他生命的最后，我到底有没有做错？在他临终之时，为他停治了输液，没有尽可能挽留他在人世的时间，是不是太残忍、太没人性了？我真的说不清楚。我只知道，这些问题将横亘于我心头，伴随我到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