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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幸福”
文/飘逸枫 如果有人问你，幸不幸福？你该如何回答。幸福，还是不幸福，或者说，我不知道。现在，地球上的常住人口是60多亿，这么庞大的数字中，我想，幸福和不幸福的都在少数，中间的绝大部分处于“我不知道”的状态，这样一种面对人生、命运的茫然与无奈。我们所说的幸福指数的测定就是在这个茫然的区间进行的。
完全的幸福与不幸福，好比股市的涨停与跌停，涨停的你花钱也买不进，跌停的你损钱也卖不出，这种单一的价值取向一是不会持久，二是难以落实，都不能当真。大约指数都是不定的，就像一支股票，今天涨停了你不想抛出去，以为明天还会涨停，结果明天应声而跌，幸福往往就这样打了折扣；对跌停的当然企望明天能涨上来，结果明天跌得更惨，不幸也往往是这样，当你觉得自己已经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时，你会发现，还有更大、更多的不幸在等着你。但如果你不关注它一时的涨跌，只是捂着，捂到你把炒股这件事忘记了，那里一个劲在翻红，你没有得意、喜悦付给它；等会又一个劲在变绿，你也没有失落、愤恨甩出去。你像一个与股市无关的人，但你的股票始终在那里，它们在证券交易厅刀光剑影地惨烈厮杀着，每天要谋杀多少人痴呆的目光和焦虑的神情，却无法侵蚀到你的完整而朴素的内心。捂了很多年，突然有天想起，还有那么一支股票，它伴随着自己，忠心耿耿，默默无闻。你打开证券节目一看，天啦，它已经给了你数倍甚至数十倍的回报。在股市炒出心得的人都说：“天天在证券厅看K线图的没几个赚钱的。”一种简单的人生哲学，我们却要花出血汗的代价才能明白。
我们常常谈论和追逐的幸福也像一支股票，无论是绩优股和垃圾股，它都可以让你赚钱，你要做的事情是，买了它之后就放下它，捂着。人人胸怀理想，但一天到晚脑子里想着这个理想的，无异于画饼充饥，总进入不到实现理想的行动中来。幸福亦如此，每天都在寻思，为什么我不幸福？要怎样才能得到幸福？人生苦短，寻思了半天，发现自己总是离幸福最远的那个人。他没想到，其实，他很多时候距离幸福只有咫尺之遥，他与幸福失之交臂的主要原因是他放不下幸福——一种追求幸福所引起的贪欲和产生的焦虑让他最终失去了幸福。
汉民族的人生哲学里，很少有“放下”的成分，汉语言所形成的教育义理总是要人学会担当。以孔子为源头的儒学乃其代表。男子须立志“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女子须“三从四德”，都是以忽视自己、牺牲自己为代价，去为他人、家族和社会谋取幸福。所以，中华民族可能是世界上担负责任最重、心理压力最大的一个民族。佛教为什么能那么快得到中国人的认同呢？因为佛教对儒家是很好的补充，“放心”这个词最初是一个佛教用语，后来，它就挂在中国人的嘴巴上，成为出口率最高的一个词。但中国人哪里真正放得下心呢？上有老，下有小，只管看得见的还不行，还得算看不见的，上要光宗耀祖，下要恩庇百代。从这一点来说，中国人都近乎自虐狂，哪里有幸福可言！中国女人更惨，两千多年来，她们既是自虐狂还是受虐狂，公婆、父母、子女、丈夫，名分、贞节、母仪、妇德，每一个人生角落都要打扫得干干净净，每一处岁月缺漏都要缝补得完完整整，唯独把自己留在爱和幸福的门外，让漫长的奉献煎熬成一缕叹息的云烟。
在当代社会，谁都体会得到，中国人越来越有钱了，但越来越不幸福。为什么会有这种悖反？因为，当代社会是商业社会，而幸福的得失与商业逻辑格格不入。即人们常说的，钱买不来幸福。这个很奇怪，按理，钱就是用来买东西的，世界上应该没有钱买不来的东西。于是，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一个“利”字，变成悬在无数人头上的一把利刃。儒家的担当哲学在利益面前并没有特别突出的效用，从古至今，中国用儒学理论答题，通过考试走上领导岗位的各级官员，贪婪者如过江之鲫，腐败风气绝不逊于“个人主义甚嚣尘上”的西方社会。好在上帝是公平的，你可以贪污受贿，可以贪赃枉法，可以贪天之功，但有一样东西，你无论如何也贪不到：幸福。
钱买不到幸福，是这个世界除了死亡之外最公平，也是唯一公平的事情。无论你是男人还是女人，无论你是老人还是童子，无论你是富贵还是贫贱，每个人面前都有通往幸福的道路，但这条路只能靠你自己去寻找。一个已经得到幸福的人，他就是手把手牵着你，也不可能把你牵到幸福的花园里去。幸福是一种心理感觉，是一种生存状态，是一种人生境界。有人问我，幸福那是天上的月亮，可望而不可即吗？我说，错！幸福是从天上撒下来的月光，是那样一种淡淡的清辉，它让你在安静中感受爱与美，感受生命的律动，感受时间的瞬间与永恒；然而，这种感受，不经过白天的喧嚣与历练是得不到的。
因此，把什么都放下的幸福不是什么都不做，恰恰相反，我们必须时刻在幸福的行动中，而不是在幸福的观念中。投入地、执着地做你喜欢做的事和必须做的事，而不去贪图做这些事的附加值，你就会从事物本身中看到幸福的身影。唐代大珠慧海禅师有一段掌故，有僧问大珠慧海：“和尚修道，用不用功？”大珠答：“用功。”僧问：“如何用功？”大珠答：“饥来吃饭，困来睡觉。”僧说：“现在大家都是这么说，没什么稀奇。”大珠说：“但我用功与别人不同。”问：“有啥不同？”大珠的回答震惊了整个禅界：“他吃饭时不肯吃饭，百种须索；他睡觉时不肯睡觉，千般计较。这就是不同。”吃饭时，心就要在饭上，不要想着麻将；睡觉时，心就要安息下来，不要想着股市。否则，饭吃不好，觉睡不好；跟下来，麻将打不好，股炒不好，形成恶性循环，人生还到哪里去找乐趣呢？大珠认为，心要空阔，最好是无事；事情多了，心满满的，心事重重，就成了一团俗物。所以，他意味深长地说：“无事珍重！”因为，无事才好做事，也才能做好事。很多人误以为佛教是传播消极思想的宗^教，其实它是一门教授精进之旨的哲学。
幸福最终要做到安静和淡定的境界，但它必得经历混乱不堪再拨乱反正的过程，正如鲁迅先生所说：“乱也看惯了，篡也看惯了，文章便更平和。”十多年前，我第一次读到这句话时，莫明其妙地热泪盈眶，这说明我当时体会到了这句话里的沧桑感和幸福感。
继承遗产不是幸福，创造财富才是幸福；功成名就不是幸福，不计得失才是幸福；身体强壮不是幸福，身心健康才是幸福；儿孙满堂不是幸福，知足常乐才是幸福；位高权重不是幸福，俯仰自得才是幸福；什么都拿得起不是幸福，什么都放得下才是幸福……
虽然无论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中国女性似乎较男性距离幸福更远，但我以为，她们从来有着比男性更好的幸福观。这取决于三点，一是女性普遍比男性容易满足；二是女性普遍比男性更专注；三是女性普遍比男性更富有牺牲精神。
容易满足则止息了欲望之火，更重要的是，容易满足的人更容易产生自我认同与自我期许，她们没有大的胃口，一点小小的成功就让她们陶醉，于是，她们也有足够的信心面对更大的问题。有时看上去她们好像目光短浅，其实她们是故意不望远处，省得烦心。好比登山，她们在攀登过程中从不望向山顶，她们只在攀到山顶时才志得意满地踌躇四顾。
专注不仅仅是更容易成功，更重要的是，专注能挖掘出所做事情的趣味，专注能让她们至少是短暂地抛开现实性，而抱着浪漫与理想的态度。她们往往不管自己能否做成，不管做成此事只有多么微薄的收益，也要去领略此一事情的庄严与情致。女性是天生的艺术家，她们做大事业也总带了一点小小的任性。
男性也有牺牲精神，“拼命三郎”在现代社会比比皆是。为什么说女性比男性更富有牺牲精神呢？因为，男性牺牲的真实含义是付出一种代价。付出代价的牺牲以求得丰厚回报为前提，所谓血^债血^还、家^仇国^恨，男人赴汤蹈火大多以小求大。而女人的牺牲往往是一种单纯的付出、默默的奉献，她们不敲锣打鼓，不喊悲壮的口号，也不奢望顶天立地。这种牺牲久而久之变成一种德性的浸润，一份美丽的坚持，它所形成的韧性蕴含着惊人的能量。遭受两千多年压迫与禁闭的中国女性一旦得到解放，她们长期以来练就的忍功与美德，就会在自由的花园里争奇斗艳。
对女性而言，成功并不意味着幸福，但幸福是应当要包含成功的元素才能成立的。一件事都做不成，何来幸福可言？所以，我很是怀疑那些寄生于富豪权贵、在经济和人身安全上都依赖于他人的女性，她们会有幸福吗？还有另一种人，她们从不依赖别人，但自己忘死忘命也是为了一个字，钱。也许，她们都不缺钱，却其他都缺。钱本来可以为追求幸福做出重大贡献，但在这里它演变为幸福的对立面，这不能怪它，只能怪人，是人把钱和幸福混为一谈，以为追逐钱就是追求幸福，结果好比缘木求鱼。
所以，一个幸福的人，她首先应当是劳动者。在劳动中体悟人生，完善自身；在劳动中收获快乐，走向成功。其次，一个幸福的人，应当是一个理想主义者，怀着单纯的、不为常人所知的一份情趣与理想，但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空想家。由于她的理想，她能在略显枯燥的劳动中不时增添游戏的兴味；由于她的理想，她不计较成败得失，不会因为成功喜不自胜，不会因为失败泣不成声，她的专注与坚持真是一道不可不看的好风景。最后，她要是一个会感受的人，感受工作本身的美好，感受一项事业在变易动荡中的可惊异处，感受现实中种种困难与麻烦后面所隐藏的玄机……这样，她就能将整个生命贴近自然，贴近人，贴近生活的各个层面，那些生命中不可仿佛的一切精妙与奥义，便都在她的凝眸之中。
要放下。上帝说。幸福不是你随时携带的包裹，不是塞在你旅行包里的钱夹证件，幸福是排除杂念与妄想，漂洗掉浮躁与焦虑的一种清净纯粹之气。只有把一切都放下，而全部身心又沉浸在自己所爱的事业中的人，我们才能在他们的眉宇神情之间，看见幸福的衣香鬓影，看见幸福的指数直线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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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帖最后由 飘逸枫 于 2011-8-17 20:35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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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8-17 2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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