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六
推崇黄老，贬抑诸家
班固曾这样批评司马迁的思想：“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这里且不说别的，只说说“论大道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在班固看来，司马迁把黄老摆在六经之前这是错误的，违背了圣人的思想。这是站在正统的思想立场上来批评司马迁。
从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建议开始，儒家思想就被定为一尊，由子学变成经学，上升为统治地位。班固是个正统的思想家，他要维护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自然要对司马迁父子这种离经叛道的思想进行批评。
其实司马迁的这种推崇黄老，贬抑儒家和其他诸子的学术思想既有其来源，又有其特定的背景。
要知道司马迁的家学渊源是很深厚的。他不仅继承了司马家的史学传统，也继承了其父司马谈的学术思想。人们只要看看司马迁的《太史公自序》和班固的《司马迁传》就不难明白这一点。
《太史公自序》用了不少篇幅谈及太史公的父亲司马谈。他先是概述了司马谈的学术渊源，说：“太史公学天官於唐都，受易於杨何，习道论於黄子。”继而指出司马谈为什么要写此文，原因是“愍学者之不达其意而师悖，乃论六家之要指”，然后又全文引述了《论六家要旨》。文中司马谈先是提纲挈领地对六家学术进行点评，简要地指出了六家的得失优劣，并把重点放在对儒、道两家的批评上。显然，司马谈是有意将儒、道两家放在对比的位置上加以批评的。他说：“道家使人精神专一，动合无形，赡足万物。其为术也，因阴阳之大顺，采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儒者则不然。以为人主天下之仪表也，主倡而臣和，主先而臣随。如此则主劳而臣逸。至於大道之要，去健羡，绌聪明，释此而任术。夫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在司马谈看来，道家综合了阴阳、儒、墨、名、法的长处，因而能“与时迁移，应物变化，立俗施事，无所不宜，指约而易操，事少而功多”，而儒家则不然，认为儒家学术使人劳形费神，其结果只能是“神大用则竭，形大劳则敝”，结论则是“形神骚动，欲与天地长久，非所闻也”，基本上作了否定。
在对六家作了概述后，司马谈又对六家分别作了具体论述。在司马谈眼里，其他五家学术的优劣得失非常明显，所以尽管《易大传》说“天下一致而百虑，同归而殊涂”，都是用来治世的，但由于五家的学术所失太多、太明显，所以不是治世的良方。对比之下，只有道家学术才是治世良方。他说：“道家无为，又曰无不为，其实易行，其辞难知。其术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无成埶，无常形，故能究万物之情。不为物先，不为物後，故能为万物主。有法无法，因时为业；有度无度，因物与合。故曰‘圣人不朽，时变是守。虚者道之常也，因者君之纲’也。群臣并至，使各自明也。其实中其声者谓之端，实不中其声者谓之窾。窾言不听，奸乃不生，贤不肖自分，白黑乃形。在所欲用耳，何事不成。乃合大道，混混冥冥。光耀天下，复反无名。”那么道家学术的核心是呢？那就是“无为”“无不为”，“以虚无为本，以因循为用”。所谓“无为而无不为”，就是一切顺其自然，遵循事物的固有规律与特点，而不是人为地多事，瞎折腾，弄得天地难安，百姓骚然。司马谈认为只要按照道家的思想去做，就能“合大道”、“光耀天下”，用不着担心“何事不成”。
司马谈推崇道家，贬抑其他五家，并不只是个人的思想好尚，这与当时特定的思想背景是息息相关的。
经过三年的反秦起义和五年的楚汉战争，汉初社会可谓是经济萧条、民生凋敝，土地荒芜，人口锐减，就象是一个大病初愈的病人，需要很好地休养，才能慢慢地恢复，如果还象秦朝一样横征暴敛，大兴兵役、徭役，那不仅不会有后来的强盛，只怕很快就将走向崩溃。所以当时社会最为需要的是如何与民休养生息，而不是象汉武帝那样好大喜功，一意注重文治武功。
从思想文化方面看，汉朝立国后，从高祖刘邦，到吕后、孝惠帝，都因国家多事，主要精力都放在如何避免秦朝二世而亡的覆辙，还来不及过问思想文化方面的事，因此那时的学术还是一片混沌。到文帝时，情况稍稍有了变化，汉家的天下基本稳定下来。这时自然要考虑治国的指导思想了。班固在总结汉初思想文化的变化时指出：“汉兴，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为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则文学彬彬稍进，《诗》、《书》往往间出。自曹参荐盖公言黄、老，而贾谊、晁错明申、商，公孙弘以儒显，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曹参是孝惠帝时的丞相，曹参认为惠帝年青，英明不如高祖；自己的才智不如萧何，因此主张“萧规曹随”，一切按已有的规矩办。何况他在齐地为相时，找到了精研黄老之学的盖公。盖公对他说：“治理国家贵在清静无为，百姓自然安定了。”曹参相齐九年，齐国得以大治。后来入朝为相，也主要采用黄老“无为而治”的办法。曹参在任的时间虽不长，但接替惠帝之位的是文帝，文帝之后是景帝，据司马迁《儒林列传》说“孝文时颇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窦太后又好黄老之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显然从惠帝到景帝，朝廷治国的指导思想都是黄老那一套。
窦太后是推行黄老之术的关键人物。她是文帝的皇后，景帝的母亲，武帝的祖母。景帝时期与武帝初年，窦太后权倾朝廷，几乎左右了政局。窦太后对黄老思想情有独钟，而对儒生则多有厌恶。《儒林传》说：“太皇窦太后好老子言，不说儒术，得赵绾、王臧之过以让上，上因废明堂事，尽下赵绾、王臧吏，後皆自杀。申公亦疾免以归，数年卒。”在她当权时，儒生是很难得到任用的，甚至备受歧视。传齐诗的辕固生因为在窦太后面前贬低黄老之学，惹怒了窦太后，竟被逼到猪圈里去剌杀猪。
从高祖的把儒生帽子当溺器，到文、景的重黄老，儒生都得不到重用，只能“诸博士具官待问”。这种情况直到汉武帝接受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才得以改变。
尽管司马迁极力推崇孔子，并破例给孔子立世家，但对儒家批评也不少，对汉代的儒生也不怎么恭敬。其父司马谈批评儒家“儒者博而寡要，劳而少功，是以其事难尽从”，还说儒家六经“六经传以千万数，累世不能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过于烦琐。公孙弘、主父偃均为儒生出身而位至公卿，可司马迁对他们都颇有微辞。说公孙弘是“弘为人意忌，外宽内深。诸尝与弘有卻者，虽详与善，阴报其祸。杀主父偃，徙董仲舒於胶西，皆弘之力也”，说后者是“主父偃当路，诸公皆誉之，及名败身诛，士争言其恶。悲夫！”即是说人品方面都有严重缺陷。
从司马迁的表彰汲黯亦可看出他对黄老之术的推崇。他在《汲郑列传》中说：“（汲）黯学黄老之言，治官理民，好清静，择丞史而任之。其治，责大指而已，不苛小。黯多病，卧闺閤内不出。岁馀，东海大治。称之。上闻，召以为主爵都尉，列於九卿。治务在无为而已，弘大体，不拘文法。”
汉代学术文化的真正转变是窦太后的驾崩、汉武帝的当政。《儒林传》说：“及窦太后崩，武安侯田蚡为丞相，绌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数百人，而公孙弘以春秋白衣为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学士靡然乡风矣。”武帝是一个兼有文治武功的人，就他本人的好尚说，他是很看重儒生和文学之士的，在他即位之后即招收了不少方正贤良文学之士，如赵绾、王臧、申培、辕固生、韩安国、伏生、高堂生、田生、胡毋生、董仲舒等，可朝廷的用人受制于窦太后，所以儒生仍得不到重用。等到窦太后去世，武帝才真正亲政，但又得受母后王氏的掣肘，不得不用舅舅田蚡做丞相。田蚡是个得势小人，一旦大权在手，便改变治国理念，重用儒生及文学之士，象公孙弘本是平民，就因治春秋而位至卿相。
司马迁与武帝大致年龄相仿，他是经历了汉代统治者由重黄老到重儒术这一变化的。虽然马克思说过“任何一个时期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都是统治阶级的思想”，可司马迁并未随波逐流，即使在儒家思想定为一尊之后，他也仍旧推崇黄老，贬抑儒术。这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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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就历史贡献而言，文帝与景帝是比不上武帝的；但就社会的安定、百姓的富足而言，武帝时又不及文、景之时，所以历史上只有“文景之治”说，而无“武帝之治”说。其所以如此，就因文、景之时是以黄老之术为治国的指导思想，推行的是与民“休养生息”的政策，而一心追求事功的武帝是不大把百姓疾苦和社会安定放在心上的。
[ 本帖最后由 潇湘渔父 于 2011-10-23 11:49 编辑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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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23 11: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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