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源何流

李兴文

　　“逐水草而居”和“择地而居”显然是早期人类完全不同的两种生存方式，前者主要指游牧，后者主要指农耕。但是，就人类的起源与发展的过程来说，游牧和农耕都曾经过漫长的采集时代和渔猎时代。由于具体生存环境条件的制约，一部分早期人类继续保留了以采集为主的生存手段，其中的一部分后来演变为农耕民族，另一部分早期人类则更多地保留了渔猎的生产手段和生存方式，他们中的一部分后来演变为依靠游牧和依靠捕捞为生存手段的族群。对照世界地图和人类发展历史进程来研究世界人类历史就不难发现，地球上高纬度内大陆地区的人群一直保留着以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和生存手段的社会特征。中、低纬度地区的内大陆人群则保留了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社会特征。
　　
　　当然也有特殊情况出现，那就是在濒海岛国地区，该地区的人群并不具备长期从事游牧和原始渔猎生产的基本条件，根本不能像内大陆地区那样朝着依靠固定土地来进行生产以保证族群的生存的方向发展，他们必须从渔猎转向远洋捕捞，又从远洋捕捞业中分离出远洋航运。而另一部分群体由采集和渔猎的生产形式进入到完全农耕的模式并深入发展。至此，两种完全不同的演变过程沿着不同的方向向前推进，从而使人类社会进入到总体分为农耕区和远洋捕捞和远洋航运区这个时期。原始的渔猎生产方式转而成为海洋捕捞和海洋航运，日渐发达的海洋捕捞业和航运业刺激了人们向海洋扩张的欲望，也催生了人们向海洋实施具体扩张的行动。动因是追求更加广阔的生存空间和更加广大的生产区域，实际结果是他们的具体作为实际上促进了航海事业的长足发展，并在漫长的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航海经验，获得了丰富的航海知识，提高了他们的航海能力，这些变化又决定了这些地区的人群的生存方式必然走向扩张和开放的事实。用简单归纳的方法来看世界，现代航海事业发达、航运能力逐渐增强、航海技术日趋高超、并在全球范围内呈扩张态势的国家大都属于此类。
　　
　　无论海洋捕捞、远洋航运，还是农耕或者半农半牧，具体的社会化生产过程都需要人际合作。所不同的是，海洋捕捞业和航海运输业中的人际合作过程更多地需要知识与技术的合作，而农耕或半农半牧生产方式中的人际合作则需要更多的原始（基本）劳动力的直接参与、合作。作为主要依靠知识、技术合作的群体中的个体的人，他们的知识积累和技术提高过程是相对独立的个人行为。在合作中，他们投入知识与技术的个体单元本质上也是独立的，或者说，知识与技术类型的合作过程本身，人的合作群体本身只是一种形式，真正发挥运作职能的仍然是知识和技术，他们合作的目的是在实现合作群体共同利益的同时也实现各自不同的个体利益，这两种利益在数量和性质上都是公开而明朗的，也是密切相关的，是基本精确和直接的，供需矛盾确实存在但又依靠自身运作体系使这些矛盾得到有效缓解。参与合作的个体有相当程度的自主性和灵活性，并且，每一次合作过程都是暂时的、临时的，合作本身具有相当明确的契约性，而契约总有一定的时效性和一定的商业目的性。
　　
　　农耕群体中的个体情况又有明显的不同。首先，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简单的生产关系、不发达的生产力、有限的生产资料、脆弱的农业生产环境、落后的生产技术、低效益的生产过程和简单重复的生产结果，这些因素都决定着每个个体对他人和群体高程度的依赖，但他们所依赖的并不是相关农业生产的知识和技术，而是直接依赖每个个体人的劳动力。它们之间的依赖关系也不是建立在商业契约上，而是建立在人与人的情感联系上。因为是人与人体力之间的直接合作，所以维系这种体力合作关系的唯一基础也只能是相对融洽且可信耐的人际关系（强制性的奴役关系和债务原因的偿还与协议性质的雇佣关系除外），这样的体力合作涉及到生产与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播种和收割是农业生产的两个关键环节，最需要大量劳动力的投入。以家庭为单位的自耕形式自然不能满足这些客观方面的要求，作为最小生产单元的家庭就需要临时增加劳动力，而劳动力的来源又是相对封闭在“当地”这个有限的区域内。但劳动力又不是物品不能随意租借、挪用，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人们想出了“变工”的办法。假如一个自然村落有十户人，再假定每家每户的土地面积（工作量）基本相当，他们就按照大家都接受的规则给十户人排出先后顺序，然后，每家出一个标准劳动力，十个主要劳动力就按照这个次序从第一家到最后一家依次做完所有的收、种工作。这样一来，在不误农时的情况下，家家都在关键时期获得了充足的劳动力，谁也没有拖欠谁的什么东西，大家只是把零散的劳力临时组合起来，而保持这样一种互助合作关系的基础只是邻里感情、友情关系以及亲属关系，是一种外表看来绝对公平的交易。以家庭为单位的合作单元参与合作的多少具有很大的灵活性，而缔结临时合作组织的基础依然是人际感情这种特殊资源。除此之外诸如修房造屋、掘井、抵御猛兽、防止和对抗重大的自然灾害等需要大量集中劳动力的情况亦莫不如此。
　　
　　农耕社会之所以出现这种劳动力的直接合作现象，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环境有直接的关系。特殊的生产方式和生产环境使他们不能像从事远洋捕捞和航海运输事业的人那样依靠自己所拥有的知识、所掌握的技术来进行合作，他们更不能将复杂庞大的生产工具、生产资料等带在身上到处移动，特别是他们最主要的生产资料土地绝对无法移动。在自然经济时代，一定面积的土地又直接受其他自然条件（如土质退化、水土流失等）的制约而又逐渐减少的可能。欠发达的农耕技术水平很低，技术种类很少，群体合作的需要又使得这些仅有的技术必须人所共知。技术的传授也是无偿的，传授方式也多为口传心授、面对面手把手亲授，在合作过程中所使用的一定的劳动技术被忽略了商品价值甚至不能算作商品，技术的实质被埋没在人的体力之中，个体体力的大小差异同样被忽略了商业价值的差异而一并算入“人情”交易之中，所以产生了以“天”为单位的计时工作模式。因其并无量化价值方面具体细致的考量，因而，一个超强体力劳动者和一个弱小体力劳动者同时同地工作一天同样被算作一个工作日，并且，工作业绩不以效益计算而仅仅以时间来计算。也就是说，劳动力的合作也只是注重所参与个体的数量而不注重体力差异和实际工作效果，但他们在长期反复的交换性合作中彼此又在考量某家个体劳动力加入者的实际能力大小，于后续合作中将会在心知肚明的计较中等力度偿还，甚而至于出于人情方面的考虑，劳动力的强弱大小差异也被忽略不计。特定历史时期之内相对成熟的简单劳动技术在农耕社会大范围里是普遍自由流通的资源，它的共享过程也是毫无固定知识产权意义的。
　　
　　这样一来，以直接的体力投入为合作模式的生产活动中，潜在的契约不是商业性质的，而是人情性质的。既然实质是人情的投入，那么，人际情感关系这种特别资源就显得弥足重要，长期保持良好的邻里关系或者乡邻关系是求得长期劳力合作的最唯一可靠的前提条件。在此基础上，他们还建立起人力替代物这种生产资料的人情性共管和共享组织。比如耕牛，作为十分重要的生产资料中相当重要的生产工具，不可能家家拥有，通常的情况是几户乃至十几户人家共同畜养一头耕牛，按照一定顺序轮流喂养，并互相监督喂养情况以保证耕牛的安全、健康、强壮。共用耕牛是介乎人和牲畜之间的特殊生产资料，他们以和谐的人际关系轮流喂养，他们给自己起了一个很亲切的称谓——“牛伙计”。由农耕社会的特殊情况所决定的特有的注重人情的现象，进而决定了群体对人情关系持久性的关注程度，而要想实现这个目标，唯一有效的方法只能是通过人自身的努力来提高所有成员对各种规约的自觉遵守程度。人的具体努力方法则是且只能是口头说教和相互监督，最终形成群体组织内部的总体精神契约。无形中，个体的精神祈愿先变成群体的精神规约，继而变成群体的精神禁锢。中国漫长的封建史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部群体精神的契约史乃至群体精神自我禁锢史，而不是科技发展史——事实上也确实不是科技发展史。所谓传统道德，在特定的历史时期，的确是农耕群体落后生产力和简单、低下生产关系条件之下所产生的观念性补充，并以此来保证每个人的劳动力能够得以依约付出和依约支取，其中的“约”当然就是“道德规约”或“人情规约”。结果这种建立在人情基础上的生产关系就可以有效地维系群体和个体的生存与延续，这与以知识和技术为商品进行租赁、出卖性质的合作的生产关系就大为不同。举例说，同在大明一朝，利玛窦来到中国，脑子里除了装着基督教的教义之外，还有一部内容丰富发展相对完备的天文学大书。但是，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必须带上整船整船的珍宝！
　　
　　再看两种情况的各自延伸。
　　
　　当一部分游牧文明依然停留在游牧的生产方式，另一部分游牧群体向农耕社会转型的时候，濒海群落的渔猎生产方式转向远洋捕捞和远洋航运。
　　
　　从原始的渔猎到较为进步发达的远洋捕捞和远洋航运，其间的转变动力依然是知识的不断更新、技术的不断提高和发明的不断扩展，这种迫切的现实需要很好地刺激了工业格局的很快形成和飞速发展。海洋业对材料、技术等方面的高要求和人们对更多领域的设想和瞻望，使得最早的工业必须朝着“动力”、“省力”、“高效”的方向开拓思路，这就是“蒸汽动力”和大量简单机械最先产生于海洋业较为发达地区的主要原因。工业文明的终极目的是追求快时效和高效益，远洋捕捞和远洋航运的迅猛发展才是促成工业文明“破晓”的主要“催化剂”。
　　
　　以科学技术为主要内涵的工业社会格局之所以没有产生在农耕地区，原因在于农耕社会相对固定的生产资料、生产场所和简单重复的生产过程。这种区域里的群体需要的是更加集中有效的体力投入而不是（至少不直接是）科学技术的投入；农耕社会只需要恒常不变的生产技艺，而技艺也仅仅需要通过口传心授来传承，根本无需更加精细的社会分工和严密的科学系统。人和自然的高度相容、人对自然和自然环境条件的高度依赖性决定了农耕社会相对庞杂致密的人际关系所延伸的人的肢体的强度和放大的体力必须成为合作的工具或媒介。若干年，若干代，土地上的情况好像是一成不变的，唯一能够很好地维护人与土地关系的决定性因素，仅仅只是人的体力！
　　
　　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深入探讨。
　　
　　能够带着生产资料和生产技术到处移动的群体，他们眼中的世界无疑是更加广大而丰富多彩的。陆地，海洋，天空，新岛屿，未知大陆，星座，极具诱惑力的他乡风情，无法想象的资源和财富，乃至千奇百怪的文化艺术等等，这些都深刻地改变了这些群体或种族对世界的认识和看法，也激发了他们无穷的好奇心和探究欲。在不断认识世界新面孔的同时，他们的思想方法、感情释放方式等都深刻影响着这些群体和个体的人生作为。在剧烈动荡的人生经历中，他们所认识到的自然力更加广大无边，更加神异奇伟，并使他们第一次从感性的角度认识到了人在宇宙面前永远都是幼稚孩童的浅显道理，而这一点就远不同于农耕社会的泛神论认识方式和认识结果。广博的信息资源和丰富的宇宙运动现象更加广阔地拓展了他们的想象力，同时，诸如自然力这样巨大的超越人类的强大能量和如此丰富的宇宙秘密也让他们的内心产生了莫大的恐惧和敬畏。他们认为在海神、天神、雷公、电母之外，一定还有一个能够统领宇宙秩序的超级神灵。于是，他们就想到了具有超越神论色彩之结合体——上帝！
　　
　　在农耕群体中，相对稳定的生存环境、相对固定的生产环境、简单重复的生产过程，千篇一律的生产结果，固定的外视世界所限定的有限的内视世界，这些，都让他们的想象力局限在天神、地神、山神、水神等“小神”的精神禁锢范围之中，至于那些已被明显人格化的各种“小神”，分明是人的主观意志在客观世界中有目的的投射。也就是说，农耕社会中人的群体和个体，他们根本没有完成自己思想灵魂中对于“万物有灵”神灵概念的根本超越，他们一直停留在泛神论的幼稚水平。
　　
　　这样一来，有一种可能性就断然不能被忽视：泛神论思想带有明显的人的生存诉求的意志化和对象世界的人格化，由于他们所尊崇的神灵不是绝对的、不是不可超越的，所以，他们中的个别人就有可能作出“人造神灵”的荒唐事情来瞒天过海、欺瞒俗众。甚至以此来控制大众的精神和心灵。也就是说，在他们那里，神灵的产生与灭亡就具有随意性和人的主观意志性，当然主要是个别精神控制“高手”们对俗众精神的成功控制进而对之进行更具欺骗性的操纵和更加严苛的奴役，总之，他们几乎无法成功超越他们所赖以存在的物质世界泛神论思想基调而自甘承认万物有灵。
　　
　　两者的区别还在于，超越神论者认为宇宙万物都是神所创造的，他们的言行、思想当然也都处在神灵的监视和掌控之中。他们认为宇宙的物质运动秩序就是超越神意志的最好显现，人和万物都是构成宇宙组成的基本元素，或者说，人都是神的子民，万物与人是平等的，万物完全可以为人所用也可以为人所认识和探究。泛神论认为，最高神灵已经把他们的神性意志成功分解并散布于万物之中，这就是万物有灵思想的来由，他们认为尊奉万物就是尊奉神灵。因而，鸟兽虫鱼，山川草木无不具有神性，世间万物无一不是人所应该膜拜的对象，并且，那样的神灵还将代表不同事物的神灵具体到族类和人种的群体人格化程度。
　　
　　显而易见，在超越神论者的眼中，人和万物的关系是在神的意志控制下人和万物之间的和谐相处、平等存在的关系。但是，在泛神论者看来，人比万物又低了一等。万物有灵，人是神的子民或奴仆，万物不是由与人平等的宇宙物质所组成，而是神的意志的代表。在这种神论思想影响下，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无法（也不能）超越万物的自在状态，因而，大山险恶，人必然就要敬奉山神，江河暴怒毁田夺命，人当然就要祭祀河神。在人的精神层面，人成了万物控制和奴役的对象，人的主体性、自主性、能动性、独创性全被忽略、被压制、被扼杀，人的自我价值被迫变得虚无。物质世界的自然发展秩序被打散、物质运动机理被解构、并被人的主观意志所抵消，这样一来，物质世界的存在秩序和运动机理实际上变成了人的认识能力和精神关照的最大禁区，人在自然世界面前的态度始终是娱物即娱神、敬物即敬神、爱物即爱神，又何谈人对物质世界的理性认识和功利性开发利用呢？物质世界的条理性、逻辑性、辩证性、相互联系的量化属性这些永远不为人知，这就是这些人群的思维无法进入自然科学领域本身、也不能进入到自然秩序所要求于人的行为的条理性、系统化的主要原因。
　　
　　由于抱持超越神论思想的人群把自己和物质世界平等看待，他们就有理由、有勇气、有可能、有能力也有必要对物质世界进行深入探究。他们的精神意志不受物质世界普遍神论意识的束缚，这在客观上就有可能让他们对宇宙、世界、物质乃至自己的探索行为超越人的感性认识习惯及层面而进入到严肃冷静的理性层面。于是，物质世界就能够被人的理性行为解析到化学元素，他们就能够归纳出物理学定理，并用数学公式这种方式将其进行总结和展示。也就是说，自然科学的发生、发展过程确实是建立在人类理性基础上的。泛神论者们就不能，它们的思想方法和精神动机决定了他们必须以感性的方式关照物质世界。这样也就势必导致两个群体对世界的认识产生完全不同的表现。以理性认识方法来对待宇宙、世界的人群就注重实验，而囿于感性认识方法的群体对待世界的时候则会片面地注重观念说教。
　　
　　说教的目的在于强调和夸大人与物质世界之间的矛盾对立尤其是夸大物质世界的神圣不可侵犯，并不断提醒自己和别人对物质世界要保持做到敬畏、虔诚和防范，结果，这就使人的生存具有更多的绝对危机性并夸大生命的消极被动状态，也过分渲染了人生的悲剧色彩，暗示人生的软弱和被动的性质是人自身所不能改变的，人不能不承认和接受人的无所作为的无可选择性。中国古代的寓言故事“杞人忧天”可谓东方人宇宙观、物质观和人的处境意识的极好佐证，这是耽于说教的目的之一。
　　
　　目的之二，既然人的生存处境危机四伏极其艰难，那么，人与人互助协作，共同对抗物质世界对人的危害就显得极其重要。人的意志必须统一，行为必须一致。过分夸大人的个体的脆弱性的同时又过分夸大群体人的可靠性和坚固性，并且，个体人必须无条件归属于群体人，人的个性必须无条件服从人的群体性。于是，若干关于人的精神控制理论就应用而生，人性的共性和人的群体性自然会产生一代能够代表群体观念和群体力量的核心形象。在中国，这个形象就是“天子”、“皇帝”、“君子”、“族长”、“巫觋”等等。
　　
　　在超越神论思想影响下的偏向理性思维、注重现实状态、注重实验的群体却不偏重说教，而是注重通过实验来进行求证。在人性表现上，泛神论者建立起高度统一的感性认识群体氛围是相对容易的，但要建立起高度统一的理性认识群体氛围则几不可能。原因是，理性认识要求人必须尽最大程度突出表现人的个体性。人的个体地位一旦确立，个体价值一旦确认，理性思维的个体化就会成为可能，只有个体思维和独立思想这把金钥匙才能够打开物质世界的奥秘之门，人才有可能进入到自觉发展自然科学的状态之中，人才能在物质世界中获取更大的利益、得到更多的自由与幸福，人的生存空间和生存领域才有可能大幅拓宽，人所追求的个性自由和个性快乐也才有出头之日，而不像耽于说教的人群那样长时间沉溺在悲剧色彩极其浓厚的只见生存忧患不见生存自由与快乐的沆瀣之中而难以自拔。
　　
　　再看两个群体中人与人之间的生存活动状态。
　　
　　长于理性思维的群体注重变化和效益。当人与人之间发生物质交互活动的时候，出于时效性和双方精神层面的平等需求的考虑，他们宁可直接使用商业性质的交易手段，要么以物易物，要么等值代换。发生交易的双方在物质利益的满足感和精神层面的愉悦感两方面都能够实现基本平衡和基本满意。交易结束，暂时或临时缔结的人际关系即告结束，进行过交易的个体双方继续保有原来的人身自由和高度的精神独立。
　　
　　在偏重感性抒发和表达的群体那里，每个个体的人都负有许多无形的精神义务和精神责任，并且，这些责任和义务都具有明确的公共性和约定俗成特征。个体之间的物质交换过程往往附带着浓郁的人情色彩，最为甚者是往往要求人们用这些人情色彩来忽略乃至淹没物质本身的集体商业价值和具体的物用意义，因而，他们的物质交换（而不是商品交换）过程中的物质本身更多的时候仅仅只是符号意义的，或者甚至是人满足自己精神需求的隐形依托或平台，他们的情感接触和精神互动是显性目的，物质交换则是隐性目的，但实际情况正好相反，他们之所以要这样做，本原动机还是希望在物质极度贫乏的环境和人群中，能够通过人的情感沟通和精神契约的客观限制来实现各自成功获取物质的目的。买卖双方和租赁双方关系的缔结主要是精神、情感关系的缔结，人情永远四第一位的，物质交易永远都是第二位的，虽然真实情况是人必须依靠物质来生存乃至凭此来生活。人必须首先保证自觉、严格地遵守群体精神契约，然后才能依照固定的交换规则来实现各自的物质利益。
　　
　　个体在群体中的精神皈依是所有个体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义务，而物质的无偿付出则是个体保证群体利益必尽的基本义务。无论付出方还是接受方，物质本身的商业价值给明显忽略，且群体价值又被人为地夸大，无论是“授”还是“受”，行为双方都必须保证符合群体利益的共享原则。美国的“石油大王”哈默少年时候曾随一群难民外出逃难，途中恰遇某地庄园主大行善事路设粥棚。其余人等饥渴已极欣然受食，但哈默则要求为庄园主做一件事情，以自己的劳动来换取这一顿饭。在古代中国，孤竹国的两位王子伯夷和叔齐由于互让王位而争持不下，遂一同出逃至周，又正好赶上周武兴兵伐殷，二人极力谏阻无果，又愤然离开周室到首阳山隐居，“采薇而食”的记述可见两人物质生活的艰难程度，最终双双饿死。另有“嗟来之食”的故事更是众所周知的。故事的主人公都有一个共同的心理基础和行为表现，他们都是在面临生存与坚守道义两种选择的时候，毅然而然选择了后者，也就是说，他们为了以实际行动维护一种群体性的共同观念和道德要求而放弃了自己的生存权利和生存机会，原因很清楚，他们长期经受了服务于群体利益的道德说教，而忽略了人的个体生存的现实意义和无可选择的“自我”必要性，以牺牲个体利益来维护群体利益并且得到保护的仅仅只是群体的精神利益，他们所尊崇的精神规约是高于一切的。此种思想模式一直影响到后来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时期，宋代理学体系形成之后，“饿死事小，失节事大”成了时代和群体的绝对精神规范和道德标准。今天看来，这种说教本身的反人类特征何其明确亦何其令人发指！
　　
　　鉴于以上种种社会历史的原因和人性自身的原因，这两个群体中的实际个体在社会活动中的心理活动和行为表现存在着巨大差距。在偏重理性思考的群体中，个体的人和群体的人共同信仰代表绝对理念的“超级神灵”，个体的人不再受来自群体和其他个体说教诱导或曰精神控制，他们可以自由自主地对本体生命价值观和物质世界的意义、原理、规律进行自由探索。简而言之，物质世界在他们那里并无神圣不可侵犯的神性，他们可以对其进行解析和探究，在获得大量知识的同时，他们也发明了大量的技术。也就是说，他们和世界的联系是实验的、直接的、具体的、理性的、可视的、可分析可归纳可证明的、可检验的、系统的、条理性的，于是，他们顺理成章地走向了以理性思维为思想方法的自然科学之路而没有堕入空洞道德说教的歧途。
　　
　　在偏重感性表达的群体那里，“万物有灵”的宇宙观和世界观让他们在探索物质世界的门口主动止步了。“神灵”的不可侵犯、不可亵渎的性质使得他们认为自己根本没有“资格”去仔细洞察物质世界的成因和演变规律，而是把精力的相当一部分用在直接的体力消耗上，把另一部分用在处理用在如何处理复杂多变的人际关系上，或者说，他们花费在处理人际关系上的精力和时间远多于花费在认识自然、研究自然、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方面的时间和精力。这种直接关涉生存的人际关系学直接彰显且加快了感性说教风气的形成。农耕社会中建立在复杂人际关系学上面的伦理学和道德学由此产生。经过后来长时间的积累和扩充，这个伦理体系就变得越来越庞杂，也越来越空洞，越来越具有精神恐怖甚至反人类的特征，越来越远离甚至越来越相悖于人的本性和人心灵成长的自然秩序，越来越远离了人与世界的本源关系和平行对等状态，进而堕入玄秘和空幻，距离人性的自然属性越来越远。这一点，典型的例子莫过于中国封建时代滥觞于董仲舒的《春秋繁露》、汇流于程、朱理学大成，演变于王阳明心学（典型代表文本是《传习录》）的儒学正宗！其实，正当中国理学在明清之际发展到相对成熟稳定的时候，西方的自然科学才刚刚起步，工业社会格局尚未形成规模。后来发生的事情是，中国的儒学大宗在清末时期“西学东渐”浪潮的冲击之下不得不自我瓦解、不得不显出它虚弱和空洞的一面，山穷水尽前路断绝则是不容回避的事实。由于自身体系的严重缺乏生命力而走到尽头的儒学正宗就这样变成了人类历史文化的遗迹。西方的自然科学恰在整个清代已经出现了长足发展且持续繁荣的盛况。
　　
　　然而，当我们言及科学发展成果并与世界相比较的时候，我们一直都在标榜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实际情况也是中国人因此将自己置于空虚自大、盲目骄傲的“成熟感性地步”，“四大发明”实际上变成了国人在自然科学发展方面自我安慰的唯一依据或借口。今天的事实已经证明，这种心态所导致的现实恶果使国人的理性分析能力和理性创造能力被严重阻止。失去了精神自由的天空，幽禁了思想活性的触手，感性应对心理和感性应对方式一度成为意识形态的固定范式，一直到了今天世界已进入到了信息时代，还在困守着这样的价值观和宇宙观，新的思维模式、新的创造动机、新的发展成果又从何而来呢？
　　
　　再说全世界，被人所称道的“四大文明古国”的古埃及、古巴比伦、古印度、古代中国，很凑巧，这些国家或地区全都属于典型的内大陆农耕区，他们的祖先确实创造出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那种古文明的确只是古代的农业文明以及在古代农业文明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古代文化，而不是纯粹意义上系统完备的科学体系。尤为甚者，它们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注重道德伦理说教的农业文明区，而不是自然科学产生并发展的主发源地。事实已经证明，这些地区的古代农业文明时期所创造的文化早在多年前就达到顶点并停滞在历史的某一个节点上，而把这个世界的繁荣之责交给了作为后起之秀的、由远洋捕捞和远洋航运所引发和支撑的自然科学发展区域和现代工业文明发展区域。
　　
　　国人的确从祖先们那里完整地继承了耽于说教的精神基因，“官本位”或“官主体”现象的日益严重，而他们正就是具体播撒说教之风的执行主体。“观念先行”和“观念强入”的教育现状便是这种“遗风不死”最好的现实凭证。
　　
　　当然，以上谈论和分析肯定缺乏统计学提供的精准数据支持，学院派的引经据典或旁征博引情况也很拮据，学院派的严密论证和准确结论亦阙如犹然。不过，但凡有话要讲乃至非讲不可的人都想说出自己的意见而总不大愿意拾人牙慧。故，所谓“经典”文本的支持在这里是找不到的。如上所述，无他，笔者只想说出自己的话而已。
　　
　　事实永远都胜于雄辩，真切的现实比任何数据都更有说服力，而真实的话语、明朗的态度对时世和当下比旁征博引他人言论更有裨益。通过对事实进行孜孜比较所产生的结果已经相当清晰，而清晰的事实又远胜于学院派的字正腔圆和辞令凿凿。
　　
　　2014-5-11
　　
　　

木门长子

读罢此文感觉李老师是教政治经济学的，各方面的阐述地有条不紊，有理有据，由农耕到科技，由最初的产业结构到现代的工业文明，可谓具体、具象，发人深省。莫不是李老师与学院派曾有一辨？

[ 本帖最后由 木门长子 于 2014-5-17 23:04 编辑 ]

太和五中张奇

深刻的理论知识，阐述清晰，深厚的知识底蕴，物质意识形态，精神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文章很大气，语言流畅，主题鲜明。精华支持

李兴文

原帖由 木门长子 于 2014-5-17 22:09 发表
读罢此文感觉李老师是教政治经济学的，各方面的阐述地有条不紊，有理有据，由农耕到科技，由最初的产业结构到现代的工业文明，可谓具体、具象，发人深省。莫不是李老师与学院派曾有一辨？

没有，我不大喜欢学院派，但有时候又要用到。我以为学院派差不多就是当代的“八股”。谢谢木版关注！

李兴文

原帖由 太和五中张奇 于 2014-5-18 09:55 发表
深刻的理论知识，阐述清晰，深厚的知识底蕴，物质意识形态，精神意识形态融合在一起，文章很大气，语言流畅，主题鲜明。精华支持

谢谢张老师，并祝周末快乐！

夏冰

确实大气一文，洋洋洒洒，长知识！

李兴文

原帖由 夏冰 于 2014-5-20 08:52 发表
确实大气一文，洋洋洒洒，长知识！

谢谢夏版，并致问候，周末快乐！

刘彦林

这篇厚重，扎实，深刻。来学习。

李兴文

原帖由 刘彦林 于 2014-6-17 09:05 发表
这篇厚重，扎实，深刻。来学习。

谢谢彦林，祝你盛夏快乐！

欣欣向荣

“观念先行”和“观念强入”的教育现状便是这种“遗风不死”最好的现实凭证。

有理有据，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