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人有所谓知书识理一说，总喜欢把学问与良心等同，以为有学问者必有良知，这其实是很靠不住的。固然，有知识者不乏很多有良知的人，但无良知的人中有时也不乏有知识者。
二○○五年初，一个名叫“张唯英”人，一夜之间名满天下。只要在搜索引擎输入“张唯英”三个字，便有很多相关的内容出现。这位北京市政协常委、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之所以名噪一时，并不出自什么卓异的道德行为，更非有什么重大的学术成果，而是因为她一份题为“建议实行人口准入制”的提案在《新京报》的被披露。提案认为，外来人口的大量盲目调入，使北京的可持续发展难以为继，资源的承载量受到挑战，“建议摸清北京实际需要人才类别，用准入制度合理引入，控制人口无序流动，保持人口与城市资源的平衡，保证北京的可持续发展。”
网络上，在理性斥责和非理性谩骂的双重夹击下，张唯英教授被推向了万夫所指的境地。
浏览网上言论，对张唯英“人口准入制”的舆论谴责，不外有这么几种，一是违反宪法，把中国的首都北京变成了北京人的北京。忽略了宪法基本的平等精神，剥夺了中国公民自由进入自己国家首都的权利；二是搞族群歧视。“人口准入制”把“以人为本”变成了“以能人为本”，并对外地人给予“素质低下”评价，带有明显的歧视色彩。三是背离市场经济公平原则。市场经济就是通过市场调节合理配置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劳动力的流动与配置主要受市场因素制约，而不应该过多地受到人为干预。四是“粗暴简单”的管理思路。总想用最省力的方法制定政策来解决最复杂的社会问题。当收容遣送制度废除不久、户籍和暂住证制度正在讨论改革的今天，“人口准入”的提出是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是“漠视人权”的一种表现。
面对网民们几乎是众口一词的批评，筋疲力尽的张教授1月28日在家中接受了《南方周末》报记者的专访。当记者问她，一种批评认为，作为一个知识分子，你缺乏最起码的人权和平等的理念，这样的批评你能接受吗？张回答，我不能接受，也不同意。这种看法把平等和人权过于简单化了。市场选择的原则就是优胜劣汰，不可能选择所有的人。难道你能说市场选择不平等、侵犯了人权吗？真正的平等是机会平等而不是结果的平等。我提案的实质就是希望在市场选择机制不健全时，能借助政府的行政力量，完成市场选择的目标，进而解决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我非常赞成著名法学家郭道晖先生的话：“法律的真谛就是没有绝对的自由，更没有绝对的平等”。
作为一家之言，张唯英有权利提出自己的看法，但鉴于张教授政协常委的身份和看了张在答记者问中有些自以为是的话，便叫人郁闷。
张回答为什么“提出人口准入制”时说：“我举一个例子，比如坐公共汽车，一辆车车内的位置数是有限的，如果100个人是承受极限，要是硬要200人挤到一块，整个车就别开了。”
原来，北京在张唯英眼中是一辆公共汽车。而且，显而易见，张教授是已经坐在车上的人了。她的这一建议明显带有“本位”主义，缺少“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仁者思想且不说了，再看张的另外一些言论更是让人瞠目，她说，外来人口的素质比较低，而且外来人口无序的涌入这个城市，阻碍了城市的发展……他到北京找不到工作，时间长了生存成了问题，有的还会挺而走险，引发一些社会问题云云。当有网友问到“难道说四五十岁在北京居住了一辈子的北京人，就因为历史的原因没有高技术能力，就要背井离乡吗？”时，张口气却挺明朗：“把北京人迁走一部分也不至于说是迁走40岁、50岁的人，今天王歧山市长作的报告就特别提出了40岁、50岁人的就业问题，这也是北京的政府工作内容之一，不应该有这样的顾虑和担心。”如此看来，在张教授眼里，即使是对“素质低”的人，也有双重标准的。她要限止北京人口，主要对象自然是那些“素质低”的“外来者”了。
中国人口与环境承受力之间日益加剧的矛盾，不仅北京有，全国其他地区、其他城市也有。据资料称:广东户籍人口7900万人，常住半年以上流动人口3100多万，半年以下流动人口1100万，总数1.2亿，已成为中国第一人口大省。按今天的中国人口总量，这几乎接近全国人口的十分之一。那广东应不应该搞“人口准入”?还有上海、天津、郑州、南京、成都等等城市难道不可争先效尤，搞“人口准入”?
那些“素质低”的人只能往人口较少的西部地区移动了。
但是且慢，从有关资料看到，中国西部生态承载力也已达极限，以青海省为例，其面积占到全国国土面积的1/8,达72万平方公里,人口虽然只有496万人，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7人。但它的生态却极为脆弱。全省只有1/3的地方树木能够生存。剩下的地方不是沙漠,就是土层极薄的草地，稍一松懈，荒漠化就无可避免。青海省现在的森林覆盖率是全国最低的，只有2.5%。看来即使最贫穷的西部，也不是“素质低”的人的容身之地。以张教授的价值取舍，为了保持可持续发展，唯一的办法只能搞“种族灭绝”了。
看了张教授的言论，且莫以为张教授一定是个土生土长的北京人。网络上有人公布了她的简历——
张惟英，女，江苏南京人，1949年4月生。1968年作为知青在东北农村插队，1972年进工厂当工人，1978年考入吉林大学，1985年获硕士学位。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北京市委委员，北京市政协常委。
如此说来，张唯英也不过是挤上公共车的一个人罢了。要是北京早搞准入制度，张唯英至今也还在皇城外生活，也就不会这样说话了。只不过她抢了时机，赶早进了北京。进了北京也罢，却又嫌北京人满为患，所发的宏论便让人有些不敢恭维了。
想起鲁迅曾经说过一段话，大意是人都有大愿，只是有的人却有些特别。如其中有一人曾发宏愿，愿天下的人都死掉，只剩下一个好看的姑娘和一个卖大饼的。张唯英的愿望看来竟与那位“特别者”有些相似。
这样想，难免有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想法。也许，张教授是从问题层面提出方案，我们则是从道德层面思考问题，二者之间原有些不相干，不应该对张教授的人品说三道四吧?
但事实再次纠正了我的想法。有人经过检索中国期刊网，从1994到2004年十年间只检索到张唯英的“3篇文章”，一是《“城市中间人群”的形成及意义》（《城市问题 》2001年2期），二是《中国“社会中间人群”的特点与社会稳定》（《理论前沿》2002年23期），三是《中国“社会中间人群”的特点与社会稳定》（《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3年1期），有人据此认为，张教授的学养不敢恭维，学术道德也存在问题。按张教授的标准，她本人就不配居住在北京。
但我更注意的是她在这篇重复发表的文章中表明的观点，它同样表明张教授所具有的“良知”。张教授称，“中国在迈向现代化的过程中,伴随社会转型和市场转型,形成和凸现了‘社会中间人群’,他们将成为未来我国社会结构的主流,对于防止两极分化,削减社会张力,促进社会稳定更具积极意义。”
在中国两极分化引起社会普遍重视，贫困群体越来越受到社会关注的今天，张教授不去为劳苦的大众鼓与呼，却情有独钟的看上了“社会中间人群”，再次暴露出她以挤上公共汽车的“社会中间人群”自居的心态，不难看出她在发言时角色意识是很清楚的。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身为政协常委的张唯英，为自己辩解说，她只是表达了个人观点。说话时她完全忘记了政协常委这一代人民立言的身分，表明她缺乏清醒的角色意识。
二者看似矛盾，其实并不矛盾，说明她不过是利用所学的知识为自己谋取入城证，又在千方百计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一个“知识分子”罢了。
有知识者，可以分三个层次，一是技术型人材，可用自己的技术为社会服务，二是研究型人材，可用自己的研究成果造福于人类，三是思想型人材，使自己成为社会的良心。不论是哪一种人材，都不能缺少起码的良心，特别是第三类人材更需要有高尚的道德。
但拥有知识者并不一定具有良知的现象却不鲜见，古今中外可以找到许多例子。在一个民主和谐的社会，每个人都有发表自己见解的权利，虽然我们不同意张教授的观点，但却不能粗暴否决她发表意见的权利，更不能因为张教授的一个提案，就简单地对她个人的品德作结论。不过，就她提出的“人口准入制”而言，我可以肯定地说是缺乏政治道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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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2-19 1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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