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行改制：江湖与庙堂之争[转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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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滇庆处江湖之远，易纲居庙堂之高，立论各有不同。这种彼此晃起食指互相辩驳的气氛表明，金融领域毕竟越来越开放了。
　　□本报记者   夏英
　　板砖与嘘声

　　央行行长戴相龙温州调研前后，舆论风云已经波澜四起。而争论的焦点，其实一点也不新鲜：该不该成立民营银行？

　　事实上，这场论争始于两年前，领军人物就是大名鼎鼎的徐滇庆。市场观察人士曾一度认为，徐滇庆的胜利指日可待，但是现在看来，事情并非如此简单。

　　因为央行的声音开始清晰出现，锋芒直指民间舆论———在此之前，在这个问题上，央行既不肯定也不否定。

　　率先为王前驱的，是王自力。王自力当然不仅仅是一个金融博士，他还是中国人民银行广州分行副行长。所以他的发言，就不免抹上了为体制自我辩护的色彩。

　　王自力说：“民营银行准入，目前还宜缓行。”他的理由是四大国有银行尚存在巨额不良资产，尤其是中小金融机构仍处在生存与发展的困境之中，于是得出结论：在短时期内放开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将“不可能成为当前金融改革的优先选择”，降低金融风险才是优先目标。

　　此番立论马上招来一片嘘声、一片板砖。反击最为不遗余力的，就是徐滇庆，居然一口气扔了四块砖头。

　　四块砖头各攻一端，从四个方面——“加快开放民营银行的步伐”、“打通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金融业的产权改革”、“金融改革的第二战场”——针锋相对地进行了反驳。

　　徐滇庆认为，由于存在金融风险而断言民营银行应当缓行是错误的。他援引央行副行长郭树清的话说：“中国的金融改革和创新存在着许多困难，但是，最大的困难是因为害怕风险而裹足不前。”

　　接下来发言的是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易纲，他打了一个比喻：银行业向内资开放的主要形式是吸引民间资本对现有的中小银行进行改造，这是“手术”；而“从头建立民营银行需要很长的时间，作用可能很有限”，只是一剂“中药”，见效较慢。中国银行体系存在的诸多问题“更需要的却是一次手术”。

　　由于易纲身居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秘书长之要职———这一职位足以影响中国金融改革决策，因此他的“手术说”可以解读为官方的一次正面表态。

　　温州悬念

　　事实上，情况也许并非想象中那样悲观。8月24日至28日，戴相龙的温州之行透露出这样一个信息：民营银行准入也并非毫无松动的迹象。

　　这次调研可谓阵容庞大，包括央行研究局局长谢平、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监管司司长张功平、监管二司司长刘士余以及易纲在内的一批金融要员一同前赴温州。

　　温州是个民营经济极为发达的地区，改革开放之初，苏南选择了以发展集体经济为主的苏南模式，而温州则走上民营经济的道路，理论界名之为“温州模式”。现在苏南模式略显颓势，相形之下温州模式依然生机蓬勃。在整个温州，民营经济已经占到近97％的比重。

　　民营银行的一个基本要求是采用市场化机制经营，显然在民营经济发达的地方，民营银行更有生存和发展的土壤。

　　与之相应，根植于民营经济的温州金融也别开生面。金融机构存款规模已经达到1200多亿元，仅次于杭州、宁波名列浙江第三；考核银行经营状况的重要指标———不良资产率，浙江是全国最低，而温州又是浙江最低，包括国有银行分支机构在内的温州金融机构平均不良资产率仅在6％以下。

　　温州金融同时以“活跃”著称，此“活跃”含义有二：一是温州频频生发民间自发的金融创新冲动。以现在央行致力推进的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例，早在1980年，在温州一个叫做“金乡”的镇上，其农村信贷员就给央行写报告，要求实行利率浮动；二是由于资金需求量大，温州民间借贷行为频繁。

　　当然，温州的金融发展也并非阵容齐整。下辖的8个县（市）中，乐清、瑞安是第一梯队，永嘉、平阳、苍南是第二梯队，第三梯队是洞头、文成、泰顺，三个梯队经济发展水平不同，金融业也相应发展得不平衡。

　　这次考察之后，戴相龙深有感触：“温州市场经济活跃，发展富有活力，在此实行某些金融改革最有基础和条件。”他大笔一挥，初步圈定温州为“全国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这个全国性的金融综合改革试验区怎么改由央行直接操刀，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和人民银行温州支行负责执行，温州市政府、各金融机构配合运作的———显然，央行亲自操刀改革，是希望温州的经验能够被推而广之。

　　今年以来，随着银行业对外资逐步开放，加快银行业对内资开放成为理论界和银行界最为关注的问题之一，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民营银行最有可能最先在温州破土而出呢？

　　形势尚未乐观到如此地步。

　　戴相龙温州考察设计的改革框架是：要把吸引民营资本改造股份制商业银行这面旗帜树立起来，吸引民资改造中小银行，比如温州城市商业银行这家地方性商业银行可以吸纳民间资本再扩股；要加快农信社改革，吸引民间资金、更多农民入股，有条件的农村信用社比如乐清、瑞安农信社可以组建农村商业银行；此外进行利率改革、建立小型投资公司、成立担保公司等等。

　　市场观察人士对此举的解读是，决策层在放开民营银行准入时依然十分谨慎，仅仅是局部性的放开，并且仍然局限在放开民营资本改造已有的中小商业银行———城市商业银行、农村和城市信用社。这个方面的开放，实际上官方和民间已经没有什么异议，并且亦有先例存在。

　　那么，有没有可能更进一步呢？消息人士透露，戴相龙在温州考察期间，特别会见了有1200家协作厂、年产值数十亿元的当地龙头企业正泰集团的财务总监。在这次会见中，正泰集团代表面呈了希望设立民营银行的意愿。正泰集团董事长南存辉证实，戴相龙对汇报情况颇为满意，至于是否准予放行，戴相龙并没有当场表态，据说“央行的态度还很不明朗”。

　　目前，在温州圈定的改革，手术刀的指向仍然集中在农村信用社和城市商业银行。这两者在温州正规金融机构中的市场份额约为16％，而温州正规金融机构所提供的资金需求又仅占温州资金需求的1/3。观察人士认为，作为综合性的金融改革试验区，温州的改革很可能走得更远。

　　一个孩子还是两个孩子？

　　管理层之所以如此谨慎行事，根本原因在于担忧放开民营银行准入的风险。

　　这个方面确实有过前车之鉴。温州在1990年代初期就出现过乱集资、乱批金融机构、乱从事金融业务的“金融三乱”，最多时整个温州有200多家基金会、170多家城市信用社。温州人历来有参与金融活动的传统，尽管这些机构都限制民资的进入，但不少民营资本设法戴上集体帽子，从而成为实际的出资人。

　　由此滋生的问题是，一些机构一开始就把它当作圈钱的地方，出资人另外办企业并源源不断地向自己的企业贷款，这样形成的坏账数额惊人。到了1999年，温州不得不对225家农村合作基金会、民融资金服务部以及农村金融服务社进行清理整顿，而在此之前，温州已于1998年对57家城信社进行了清理整顿。

　　温州出现的问题并非特例。王自力在这点上有着明确的论述：“如果按其要求放开民营银行准入限制，即使可以避免新生银行再次成为‘能人’们显神通、玩关系竞相追逐的‘烫手山芋’，或成为各利益集团为自己服务的融资场所；可杜绝一些乡镇地区新生银行成为滋生黑恶势力或利益集团、家族势力把持、操纵的领地，但也不敢保证是否会重现‘金融三乱’而给国有银行特别是中小金融机构带来流动性风险。一旦如此，作为中小银行的新生民营银行很难不受影响而顺利成长。”

　　由此，王自力认为：“我国现阶段除加快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造外，以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民营化’改造方式替代新设立民营银行，不仅没有理论障碍，而且可操作性强。”

　　对于后者，徐滇庆的看法恰恰与之相反，他认为城市商业银行和农村信用社的改革难度要比创建新的民营银行大得多。

　　他的这一看法，在记者的温州采访中部分得到验证。

　　当地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政府官员证实地方政府更愿意新设立一个民营银行，而不是去改造旧的，“年初市政府就有过这样的动议”。

　　原因很简单。其一，改造城市商业银行和农信社十分麻烦，它们通常都有历史遗留的不良资产，民营资本不愿承担旧债，政府也不愿意全盘买单，结果常常使谈判僵持不下；其二，旧有体制难以彻底改变，银行行长、副行长还是要由政府部门来委派，不可能建立灵活的经营机制；其三，新设一个民营银行有助于增强地方金融机构的市场份额。统计数据表明，地方金融机构（农信社和城市商业银行）所占据的市场份额已经从1995年的近30％下降到约16％，政府关心的是做大自己的银行，从而为本地经济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此外，温州当地的许多民营企业已经发展成大的企业集团，产业资本发展必然想要与金融资本融合，政府当然希望看到自己的企业能够更加强大。

　　甚至是在温州当地的国有银行和股份制银行，也对开放民营银行持有一种相当开放的态度。记者与一些分支机构的行长们私下沟通时，听到的是“一个孩子不爱吃饭，两个孩子抢着吃”。

　　至于前者，徐滇庆反驳说金融风险毋庸讳言。开放民营银行的难度大，风险也确实很高，关键问题在于相关法规是否先行。对民营银行而言，是否已经设计好“准入法规、监管法规和退出法规”是一个关键。

　　他说：“没有竞赛规则，就开始比赛，那还不是乱了套？”

　　显然，发展民营银行已是时势所趋，现在的问题是准入法规、监管法规和退出法规尚付阙如。民营银行要真正破土而出，恐怕尚需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