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为了生活

沙封

○短篇小说
为了生活
沙封

　　取款窗口已经排了许多人，我足足等了半小时才来到窗口。报了姓名之后，那个穿黄衣服的出纳姑娘，走到工资卡片前，找出我的那张，核对了一下，然后用白净的手指数出一叠钞票，放在大理石台面上。我签字，拿起钞票点了点，挤出人群来到门边的小桌旁，将钱装进一只信封，桌上胡乱放着红色的取款单，我拿起一张，在背面给妻子留下便条：“我想明天见你，明天下午两点钟再给你打电话。”我把纸条塞进信封，用舌头舔舔涂了胶水的封口，犹豫了一会儿，又把钱抽出来，将两张十元钞票放进大衣口袋，在纸条上添了两句话：“我拿了20元，明天还你。孩子好吗？阿林。”可是，封口已经粘不上了。我走到空无一人的交款窗前。窗里坐着一个瘦瘦的，皮肤黝黑的姑娘，她见我走过去，便站起来拉开玻璃，我对她说：“请给我一块胶条。”她犹豫地看了我一，从一卷棕色胶条上撕下一小块，一声不响地递给我，又放下玻璃。我冲着玻璃说声“谢谢”，回到桌旁粘好信封，把帽子往下拉拉，便走出去。

　　外面下着雨，发黄的树叶纷纷飘落在柏油路面上。我站在银行大门外，等12路公共汽车拐过街角开来，便跳上车前往团结广场。汽车里十分拥挤，每人的衣服都散发着潮味。公共汽车到达团结广场时，雨更大了。我没买票便跳下车，快步跑进一家小吃店的遮阳蓬下，挤到柜台边，买了三根油条一碗豆浆，换开了十块钱。一边吃着油条，我一边往小吃店后墙上那面大镜子里望去，第一眼差点没认出自己来。看到那顶破旧的工人劳动帽和我那张灰白的瘦脸，我觉得，同那些到我家兜售杂货的商贩几乎一模一样。
　　
　　我咬着热油条，牙龈被烫得疼痛难忍。从对面的镜子里，我看到了自己的帽子、我那灰色的瘦脸和一双阴郁的眼睛，我是一个穷困潦倒的人。我还看到好一点的帽子、差一点的帽子和没戴帽子的人湿漉漉的头发，看见旁边那些人的脸和张大的、咬着油条包子的嘴，看见黄牙齿后面深邃的、黑魆魆的喉咙，看见油条一点点消失在这喉咙里。老板娘红润的面孔在这些脸中间穿来穿去，她微笑着用木叉将滚油中的油条捞上来，往篓子里一放，来回收集着空盘，并用她那短粗、红润的手收着钱。门外，密集的雨点打在遮阳蓬上，发出啪啪的响声。我咬油条时，也看见自己张大的嘴和黑魆魆的喉咙，发觉我的脸上也带着在别人脸上看到的那种令人吃惊的贪婪。我们像滑稽戏中的木偶，头挨着头，被锅里升起的蒸汽裹住。
我从人群中挤出来，冒雨跑到团结广场西边的广源大街的一条小巷里。我来到小舅子开的修鞋铺前，当我走下台阶，终于闻到皮革的气味时，才松了一口气。那是一个淋不到雨水的飞檐屋角，周围弥漫着旧鞋、新皮革和沥青的臭味，老式缝鞋机发出穿击耳膜的响声。
　　
　　小舅子是个残废人，右腿患小儿麻癖症，能自食其力就很不错了，杨沐对这个弟弟很是关心，所以在很多事情上，我总是让着一点，谁叫我是姐夫呢，我是身体健全的人啊。小舅子嘴里抿着钉子，只朝一张板凳默默地示意一下。我在板凳上坐下，我的心也安定下来，掏出口袋里的信封。小舅子将桌上的烟朝我这边推推。我的烟还没有吸完，举起手里的信封说：“交给你姐。”他吐出钉子，用满是老茧的手抹去嘴唇上的钉锈，说：“厂里效益还好吧？”我还没有回答，他接过信封说：“我叫孩子送去。”我说：“信封里是这个月的工资，她今天等着买米呢。”我离开了。走上大街时，我想起，刚才应该向他借点钱。我犹豫了一会儿，还是走开了。

　　在同一个城市，由于我在轧钢厂干零工的同时，兼职几个孩子的家教，在家里呆的时间已经极少。我来到这个城市后没有享受到分配住房的机会，因为我们的企业很快就滑坡了。妻子杨沐是一个纺织厂的工人，上夜班。我和她在她家结婚的，当时我像岳母承诺，在五年之内挣到自己的房子。岳母那八十年代的两室一厅，只有50多平方米，去年小舅子一家在房屋拆迁后，搬到家里来住了。这样，小舅子夫妻睡一间，岳母和岳父在客厅搭一张床，我女儿和杨沐睡一间，女儿13岁了，我不能和她在一张床铺上挤，于是她和我轮流打地铺。儿子回家住，女婿就是多余的了，岳母不停的絮叨，话语间指责我是个没用的女婿，当年没有及时阻拦杨沐和我这个外地人的恋爱，才有了今天一家人挤在一起，让他们老了还不得安生的结果。一天，我有了离家出走的念头。在一个夜晚我打电话回家，对杨沐说我找到一个睡觉的地方。我说这样我休息的时间也多些，家里也宽敞些，隔几天回家看望一次。就这样，我开始了下岗后的流浪生涯。

　　五分钟后我从公共汽车里下来时，雨仍然下着。我跑着经过一座座高楼，它们遮挡着灰暗的天空。我得工资了。到了一家屋檐下，按了按门铃，一个女佣人打开门。

　　女佣人温和的眼睛向我投来怜悯的目光。当初我在厂里当技术员，也曾经向那些沦落的人投过这样的目光，而现在，我下岗两年了，已经跟那些人相似了。是的，我不过是一个中专生，在现在看来，是一张很普通的文凭，以这张文凭来寻找家教，可想而知是很困难的。我接受的学生是别的家教老师认为无可救药而不愿意接受的孩子，而且授课费低廉。女佣人接过我的大衣和帽子，在门口抖了抖说：“我的天，你的衣服一定湿透了。”我点点头，走到镜子前，理了理头发。

　　“太太在家吗？”我问。

　　“不在。”

　　“我的钱有点紧张。明天就是一号了。”

　　“我帮你催一下吧。”

　　女佣人说着，将我领进书房，搬来一张椅子，倒上一杯茶，又扯住小公子阿元进来．这就是我家教的学生，我得从小学教起。小家伙很健壮，和我女儿差不多大，两颊红红的．我双手捧着杯子，一边喝滚烫的茶，一边对着那张健康的脸，慢慢讲述着分数运算，心里却很清楚，我的教学都是徒劳．小家伙很可爱，但是，接受知识很吃力。阿元的父亲做废铁买卖，他找到关系，从钢铁公司将成品铁作为废铁买回来，开一车的单子要运三车的货，当然，他也要给许多关节的好处，像他自己所说的，“连国营企业的工人干部也养着，贡献不小”。他椅子做得很好，已经是我们市里的千万富翁。每次在他家里我们见面，他总是热心地询问我的工作，问得十分详细，我也总是如实回答。“有意思，”他总是说，“多有趣。”

　　时间过得很慢。我让孩子复述了一遍分数运算法则，口授了作业，便抽着烟等他把作业做完。外面静悄悄的，这里虽然是市中心，却宁静得像草原上的一个村庄。当人们赶着牛羊去野地里放牧，村里只留下几个有病的老太婆时，便会这样寂静。

　　“两个分数相除时，可将除数的分子和分母颠倒……”小家伙忽然盯着我说，“于正含语文才考70分。”

　　我不知道他是否察觉到我吃惊的神情。他的话一下子勾起我对女儿的回忆，一个15岁女孩苍白的脸突然出现在我面前。我想起来了，在课堂里，女儿就在阿元的后面。

　　我的脸有些发烫，将话题叉开去：“接下去，分数乘法应当怎样做？”他望着我，小声背诵着运算法则，但我一句话也没听见。时间在流逝，虽然是慢慢地流逝，但我又挣到了十块钱（一时还拿不到）。我指定了作业，喝下最后一口茶，便走出房间来到过道。女佣人已将我的大衣和帽子烤干，她微笑着帮我穿上大衣。

　　我来到街上，想起女佣人那张粗糙而和善的脸，后悔刚才没有向她索取我的报酬。雨仍在下着，我犹豫了一会儿，竖起大衣领，向顺天大酒店后面的公共汽车站跑去。

　　10分钟后，我已坐在城南一间弥漫着醋味的厨房里了。一个面色苍白、有一双大眼睛的小姑娘先我背诵课文。通向隔壁房间的那扇门开了，一张干瘦的女人脸伸进门来。这夫人睁着一双发黄的眼睛说：“用心一点，孩子。你知道供你上学多不容易，请人补课也得花钱。”小姑娘很用功，我也很卖力。与这个小姑娘相比，我对阿元是敷衍的，我想，原因就是他出生在一个有钱人的家庭，在和贫穷人家相比，我有倾斜，这是情绪上的对立，我知道这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并没有少拿阿元家的钱，也没有多拿小姑娘家的钱，谁叫我是穷人的同类呢，我是穷人。

　　我在轧钢厂工作时不卖力吗，但是，你有没有工作与你工作的勤劳似乎没有关系。

　　整整一个钟头，我们不停地小声念着语文，温习语法。我希望这孩子多少能够接受一点，有所提高，那么，当她妈妈从口袋里摸出几张钞票时，我接受得要心安理得一点。

　　结束了。那干瘦的妇人带着浓烈的醋味从隔壁房间走出来，看了我一眼问道：“于老师，她这星期的单元测试才考了50分，我看这补课没什么用啊？”

　　我扣上大衣，从口袋里掏出帽子，看着女孩那枯黄的头发，小声地说：“她会学好的。”

　　妇人说：“她一定要学好啊，我就这一个孩子。她爸爸工伤死后，我没别的指望了。”

　　我瞧瞧这个光线黑暗的家，与她相比，至少我的家要完美些，我这个男人还在外奔波着。杨沐肩膀上的担子比这干瘦女人要轻松些。

　　妇人突然鼓起勇气，说出她早想说的话：“于老师，你是否能等几天，这两天我手里有点紧……”
我答应了她。

　　我走出大门时，雨已经停了。微弱的阳光透过云层射到地面，一片片黄叶从树上飘落到湿漉漉的路面上。我多么想回家去，回到那栋我自己的房屋去。可是我却不得不强打精神去干那些明知是徒劳无益的事情。我本应该想女佣人和干瘦女人要报酬，他们肯定会给我一些钱的。我向公共汽车站走去，登上六路车，一颠一颠地来到假山公园门口。穿过荒凉花园的灌木丛，来到我一个富裕朋友家门前。我想对朋友说自己的一个发财计划，希望得到他资金上的支持。

　　牛汝达和女友于燕同居已经多年了，可是，日子却过得很无聊，甚至比夫妇生活更无聊，至少比我和杨沐的生活无聊多了。两人都严密监视着对方，这使得他们都神经希希的。

　　于燕给我倒了一杯茶，两人之间的一张茶几上摆着夹心巧克力、香烟。
　　“看到你真高兴。”牛如达说。

　　我们是中专同学，一道干过许多坏事，这也是我今天来找他的理由，两个人好得能在一起干坏事，才能叫朋友。
　　
　　我说自己准备在文化宫租一间教室，开办中小学生补习班。我已经打听过了，一次性要交3000元。我手头没有，我不再有别的朋友了，只能指望他。这是个无本万利的生意，是让我翻身的一次机会。

　　我们默默地抽着烟，于燕侧身坐着。每当我转过脸去，总是看见她那张板着的、毫无表情的面孔。可是，我们的目光一旦相遇，她便会立即装出一副笑脸来。他们沉默着，我也一言不发。一支烟很快烧完了，我熄灭烟头，突然打破沉默，说：“我现在缺少的就是这个，希望你们能够帮助我。”

　　牛汝达几乎是不等我说完，就小着答话了：“你需要的，也正是我们所需要的。我最近投资了一个大项目，资金缺口很大。我们是好朋友，我是实心实意愿意帮助你，可是你找我的实际不对，要不等个半年一年的，我经济缓过来了就给你？”

　　我瞧瞧于燕，这个一向称呼我为“自家大哥”的女人，一接触到我的目光，脸上就现出笑意。

　　我说：“我真的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了。”

　　“我知道，”牛汝达说，“我也常常遇到困难。”

　　我知道无望了。“那么，我就不打搅你们了。”我站起身来。

　　“根本谈不上打搅。”他说。从他那突然变得活跃起来的语调中可以听出，他的话是真心诚意的。于燕也站起来按着我的肩膀，让我坐下。从他们的目光里，我看出他们害怕我走掉，那以后朋友就没得做了。于燕递过烟，又为我斟满茶杯。我又坐下来，把帽子放在椅子上。我们仍然沉默着，好久才说上一两句不着边际的话。
半个钟头后，我来到市区另一边，在一个老同学家门按了按门铃。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到他家来了。门上窥视窗打开了，出现一张肥胖白净的面孔，一见到我，这面孔立即露出吃惊的神色。但门打开后，他已换了一副面孔。我走进过道，听见孩子的尖叫声。一股蒸气扑面而来，从洗澡间里传来一个女人尖厉的问话声：“谁来了？”我在他们那间摆着淡绿色家具，散发着樟脑气味的房间里坐了半小时，抽着烟同他漫无边际地闲聊。他谈起学校里的事情时是那样兴高采烈，脸色也开朗了些。我喷了一口烟，借机问道：“你能不能借3000元给我？”

　　他丝毫不感到吃惊，好像满世界的人都在借钱一样，只是向我诉说，他的房子是分期贷款的，每月要还银行2500元，生活费都留不下来，非常吃力。接着，他一转话题，又谈起同学们的事来，某某大发了，做大生意了，不像他这样还在单位靠死工资吃饭。我心神不定地听着，觉得他仿佛在讲远古时期的事情。我站起身，对他说了一句：“请原谅。”便告辞。

　　他打开门，从洗澡间传来他妻子尖厉的说话声，说些什么听不清楚。他大声答一句“算了吧”之类的话。身后的门关上了，当我在肮脏的楼梯下转过身来时，门上的小窥视窗还没有拉上，他在窥探我。

　　回到市区，天又下起了毛毛雨，到处散发着潮湿的霉味，路灯已经亮了。我在路边一家小店里买了一瓶啤酒，打开了，拎着，一边走着，半天喝一口。



　　我离开火车站候车室时，天已经破晓。
　　
　　空旷的街上，渺无人迹。街道从一幢高楼旁边斜穿而过，房子正面的墙经过修补，新抹上的泥灰像一块块补丁般难看。天很冷，车站外面的广场上站着四、五个冻得发抖的出租车司机，双手深深地插在衣服口袋里。当我走出车站时，几张苍白的脸立即一起转过来看着我，动作像用线牵动的木偶般一致。

　　街上连个妓女都没有。我慢慢转过身去看见车站建筑物上的大钟长针正徐徐移向六点。我走到高楼右边的街上，留心望了望两便的橱窗：这地方肯定有一家小吃店、早点铺开门。尽管我厌恶这类铺子，但这种地方的早饭，比起此刻候车室里供应的回锅菜包子，仍然要好一些，回锅的菜包子不仅淡而无味，而且带有兵营里饭食的味道。我竖起大衣领子，细心地将衣领的两角重叠起来，并拍去裤子和大衣上的灰尘。

　　昨天晚上，我到半夜一点钟才去火车站。我的那个熟人是行李保管处保管员，轮到他当班时，他会让我钻到行李房里睡觉。我和他是在一次闲聊中认识的，因为我们读的是同样一个专业，他来到了火车站，与所学专业是风马牛不相及，我呢，以家教为生。真难说这也叫共同语言。但是，昨晚他不在，我还有一个地方可去，在候车室货架后面的暖气片和挡板之间，有一个人窄着身子可以钻进去，那是个很暖和的地方，由于来往旅客在本市停留的时间也就几小时，他们很难发现这个地方，即使有时被人占了，他二次享受的可能是很小的，所以，算是我的常用铺位。我常常很快就能睡着。
在一家酒店的橱窗前，我仔细理了理衣服。橱窗的玻璃映出我瘦弱的身影。我溜达着走过烟铺、花店和衣料店。衣料店橱窗里的模特带着虚伪的笑容呆滞地瞪着我，她们的旗袍在左边分叉。

　　我好不容易发现一家小吃店，走过去拉了拉门把手，锁了，上面贴了一张转让的电话号码。看来许多生意也不好做。我的家教生意会好做的，赚钱就是要赚女人和孩子的钱。教育的钱不就是孩子的钱吗，作文补习班会让我的生活有很大的改观。我想起杨沐，今晚我就要和她见面。在这之间，我一定要弄到钱，租一个房间。可是，要借到钱是多么困难啊，我真希望有人能够马上借钱给我。但是，在我们这个50万人口的小城市里，要找一个别人一开口就肯掏腰包的人比登天还难。但是，我必须弄到钱，并为今晚开一个小时的房间。在我们这个城市，普通旅店一个小时房间的价格是20块钱。

　　我决定找一个公用电话，在电话里说话要容易些，即使朋友不借，我面子上也好过，有些强求的话当面不好说，电话里能说得出来。身上的这件大衣在火车站的地上磨出了不少光洁的污垢，确实也不方便去见熟人。我能够在电话里做出一种随便的口气来提高自己的信用，因为别人一旦从你的声音里听出或从表情上看出来你真的很穷，就决不肯打开他的钱包，在金钱上，似乎富人才有享受信誉的资格。

　　我走进一间空着的电话亭，掏出笔记本，寻找一些人的电话号码。口袋里有许多一角钱的硬币。我犹豫了一下，看了看电话亭墙壁上那肮脏的、早已过时的收费表和涂画得无法看清的使用说明，踌躇地把三个一角硬币塞进投币孔。尽管要花很大力气才能借到钱，尽管因为一再向别人借钱而心情压抑，甚至觉得这成了一种精神负担，但我别无他法。我对自己说，补习班办起来就好了。我拨了第一个人的号码，对于他，我抱了最大的希望。他若拒绝，事情自然会更加糟糕，因为，比较之下，他是最好说话的人。我的头上渗出了细汗，谁要这笔钱对我这么重要呢，有了它，我就可以开班了，小学、初中、高中三个班同时开起来，以每个班只收20人算，一个月是六千块收入。这个机会我不能放过。

　　可是，电话拨不进去。

　　再拨，听筒里一点声音也没有，过了片刻才响起嘟嘟声。我眼前出现了朋友的书房，那里的电话正在响着。书架上当然摆满了书，墙上挂着雅致的铜版画。嘟嘟的拨号音还在响着，难道朋友不在家？我预备说话的紧张心情放松了。我大概第一次没有听见朋友的声音，或者是他的声音太小，因为这时我听见他不耐烦地问：“喂，你到底是谁啊，怎么不说话？”

　　我大声地说：“是我，阿林。”

　　在一秒钟内，我脑子里闪过这个念头：如果我向他借钱，他是否会把曾作为工段副段长的我看得一钱不值？我用左手抹去头上的细汗，竖起耳朵倾听朋友的声音。当我听出这声音变得亲切时，心里感到多么轻松。

　　“哦，原来是你，”他说，“刚才为什么不说话？搞什么搞？”

　　我说：“我想找你借3000块钱。”

　　“作什么用？”

　　我告诉了他。
　　
　　“这样吧，我只能借你1000块钱。过几天你来拿。”

　　“谢谢。”

　　我离开电话亭。心里好受多了，虽然才解决了三分之一，可是，我看到了补习班的希望。早晨还是挺冷，我竖起大衣领子，慢慢在街道边走着，汽车自行车在身边流淌，废气扑打着我的脸。

　　一队小学生唱着歌走过来，那歌声既急促又不连贯，每唱一句词，队尾总是比队首满半拍，听起来仿佛在轮唱。一个身穿挺刮粉红皮夹克的年轻教师跑前跑后地打着拍子，想使歌声一致起来。我看见了女儿于正含，她脸色苍白，蓝色的棉袄已经过分短小，胸前第二个扣眼里插着一根标志着什么的红花。我看到一种已经成为负担的生活，女儿的身上写着几个字：穷人的孩子。

　　记得在上次离开家时，我用鸡毛掸子抽打了女儿，那次我下班回家后疲惫得很，她嫌衣服不好的话语让我心烦。我狠狠地揍她，心里却十分清楚，这样对她是不公正的。我为自己失去了自制力害怕。

　　我慢慢地朝右边挤，终于从人群中脱出身来，在一家鞋店的橱窗边站住，让人流从我身边涌过，又伸手在口袋里数了数钞票，确信不少，才放心。失窃对我来说是绝对不可遇的事情。

　　我看着小学生们进了一个巷口。我闭上眼睛也能看见女儿，我这个面色苍白、受到贫寒压迫的女儿。

　　我的香烟没有了。在一个烟摊前，我低声说：“给我五支香烟，黄果树。”黄果树一盒二块，是我们这个城市贫民普遍吸的烟种。

　　我疲倦地摸出几枚硬币放在柜台的玻璃上，将递过来的五支香烟装进一个空烟盒里，走开。

　　我还在火车站附近。因为火车的鸣叫，不是现代人理想的居住区，所以，很多高层建筑、消费区域都远离这里。这里就成了贫民聚集的地方，八十年代建造的住房，以很低廉的价格出售，我一直想着，有一天在这里买一套住房。

　　快中午了，空气中弥漫着一股磨碎的可可那又甜又苦的味道。这里的几家旅馆在我市有历史了，当年叫“工农兵旅社”、“红卫旅社”、“向阳红招待所”。现在名号虽然改为“旅馆”，里面的墙也简单做了一下，好的，包了墙裙，掉了天花，安装了洗澡间，但大架子没有变，所以生意也没有很大起色，铺位价格也就是全市最低的。狭窄的街道上，飘浮着做饭的蒸汽，熘白菜和烤肉的气味扑鼻而来，穿着破旧衣服的男人在敞开的窗户里玩牌。我看见一张肮脏的木牌，上面画着一只黑手，手下有一行字：湖滨旅馆，有客房、便餐。

　　我朝黑手指示的方向走去，在街角又发现一只黑手，手下写着：路对面就到。

　　我抬头朝街对面的房子望去，那是一栋被火车浓烟熏黑了的三层红砖瓦房。

　　下午两点时，我给杨沐打电话。我沙哑的声音听起来有点疲倦，似乎带着一种公事公办的冷漠。杨沐在上一次的相会中告诉我，我在电话里的声音有些陌生。我不知道是不是使她有些激动，不是有一句话叫“小别胜新婚”吗。

　　“杨沐。”

　　“哎，阿林。”

　　“我的工资收到了吗？”

　　“收到了。你的零花钱够不够？”

　　“够的。你什么时候有空出来？”

　　“你在哪里？”

　　“我在火车站旁边的湖滨旅馆301室。这里很便宜，从中午12点到晚上六点，才20块钱。”我告诉她怎样在那只黑手的指引下和我碰头。我们约好三点钟见面。女儿在四点半就要放学，五点钟，杨沐要回家做饭，一大家人等着饭吃。

　　这间光线昏暗的房间，在一条长长的走廊尽头，从窗户向外望去，可以看到楼后面许多私自搭建的违章住房，那是些吃铁路上饭的外地人建造的，砖头是随地捡拾的，上面盖的是不值钱的水泥纤维瓦。一个小小的院落里，有一个女人坐在长凳上，她手里抱着一个光屁股的孩子。

　　几分钟后，杨沐就会到来，她会小心地带上我们的结婚证书。我躺在床上，决定在她到来之间抽支烟。壁上糊着发红的墙纸，白色的心型图案已经褪色，看上去索然无味。天花板下的吊灯像一个旧时代的古董，那个窄窄的、刻着深褐色花纹的衣柜似乎出来没有使用过，住这种低等房间的人不属于有行李的阶层，即使有几件行李，他们也不会在这间房子里挂晾起来。我就是这样，没有好衬衣需要整整齐齐地叠起来，我的大衣随手就丢在一张坐椅上，丝毫不用担心衣服会起皱。我在等待着走廊里传来杨沐的脚步声，我的身体有了一些反应，我的女人就要到来，我喜欢她，需要她，要她一次，会使我情绪和心情平静一段时间。我和杨沐已经分居三个多月了，天气暖和时，我们在公园草地上、拆除和新建的房屋里相会，我尽量做得很隐蔽，没有人能打搅我们。

　　她会给我带来欢喜衣服，尽管她不赞成我的“出走”，但是，她也想不出更好的居住方法。在每一次的约会中，她总是骂我是个犟种，然后，默默地把我的脏衣服收拾好，带回家去。我知道，她的肩上担子也很重，我的小舅子是她放不下的一个包袱，一个姐姐对弟弟的照顾从来是无私、不求回报的。

　　记得晚秋有一次我们在郊区的一条长堤上过夜。黑夜里满天的星星，长江在堤下流淌，秋虫鸣叫，凉风习习。两人嗅着从收获的田野上飘来的一阵阵大蒜的气味。远处的灯光隔着一片低洼的沙地闪烁着，一个男人骑着自行车在我们身后的路面上经过。定睛观看，能够模糊看到江对岸高低的树影。杨沐躺在地上，黑暗中还能辨认出她白色的面庞和裸露的手臂，每当她睁开眼睛，我便看见她眼里闪动的泪光。我吻着她，感到眼泪的咸味。

　　“天凉了。”杨沐说。
　　
　　我说：“还好啊。”

　　杨沐问：“你昨晚睡哪里？”

　　我说：“我跟你说过，在工厂的一个同事家里，你不认识。”

　　……

　　我们的约会并没有什么规律。下午的时候我会溜达到自家楼下，想办法叫杨沐下来。家里如果没有人，杨沐就会站在阳台上朝我招手。有两次，在她招手后我进门，看到岳母在家，就坐不住，但是，杨沐却给我端来一碗吃的，她认为我在外面一定吃不好。在我端起碗后，岳母的话免不了还是含沙射影，杨沐在岳母的背后朝我直打手势。这样，吃完后，我就说厂里还有事，抬腿走人。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在楼下等岳杨沐，不巧被放学的女儿看到，她喜出望外地朝我跑来，扑在我怀里，问我是不是不在厂里住了。我只好同她一起登楼梯。可是，一进家门，我的心情立即就变坏了，呆不了多久，就离开了。

　　杨沐说我不该离家，她虽然希望与我相见，过一夜夫妻生活，但这样一来，丢开女儿，她感到悲伤。她每次问我住哪里，我都支吾开来，声称那个朋友家很好，很宽敞。我从不把那个朋友家的地址告诉她。

　　我说：“我不愿意你跑去找我。”
　　
　　杨沐说：“我知道，你不习惯我妈。她真是太絮叨了，有时候我忍不住也要和她吵架。可你总这样不在家里过，不成个事啊。”

　　“也许明后年我们能买房子了。”

　　杨沐眼里满是憧憬：“是啊，有了自己的房子就好了，你就自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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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杨沐来到我身边时，我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我的脸是一张失去知觉的脸，生活在这张脸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迹，微微张着嘴，头发搭在额头上，睡得很深沉。杨沐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打开手提包，拿出我的换洗衣服。
　　
　　我醒了，看着杨沐，躺着不动也不说话。

　　“阿林。”

　　我搂住她亲吻着，又把她拉上床，把她的衣服脱去。我是那么贪婪地占有着她，我的妻子，她也很快热烈起来，身子颤动着迎接我……

　　我们洗过之后，就躺在床上。楼下传来工作人员和宿客的争吵声，似乎是为收钱的多少在争执。这样低等的小旅馆才会发生这样的事吧，那些高等星级宾馆里，工作人员和客人都是彬彬有礼的，结账时还会说“零钱不要找了”，那是富裕的帅气啊。

　　杨沐拉过被子盖住我们的身体，她说：“就这样静静地躺着有多好啊。”

　　“哦，”我说，“有一件事要告诉你。”

　　她吃了一惊，紧张地问：“什么事啊？”
　　
　　我把作文补习班的事告诉她，并且把怎样获得利润也算一遍给她听。

　　“真的会有人来听你讲课？你是中专啊。”

　　“我以前发表的作品可以拿出来给他们看啊，我的省作协会员证不是很好的证明吗。”

　　她妩媚地笑了。

　　突然，门一下子打开了，闯进几个人来，其中有两人穿着警服。杨沐惊叫一声，缩进被子里。

　　“谁也别动。你们两人涉嫌嫖娼卖淫，马上跟我们走。”

　　我说：“不是，我们是夫妻。”

　　那几个人大笑起来。

　　杨沐这时候把被子掀开来，说：“我有结婚证，给你们看。”她抓过衣服穿起来，然后把结婚证递给他们。

　　穿警服的人看着结婚证，核对我们：“把你们的名字说出来。”

　　“于滨。”

　　“杨沐。”

　　“出生年月日？”

　　“1965年12月1日。”

　　“1970年8月30日。”

　　“户口在哪个派出所？”

　　“北湖派出所。”

　　“好了，你们现在穿好衣服，在屋里等着，我们需要证实一下。我们在执行任务，你们务必要配合。”
　　
　　那个民警出去用手机打电话。几分钟后进来。问：“请你们说清楚，你们是夫妻，为什么要到旅馆来开房？”

　　杨沐一下子哭起来：“为什么？你们问为什么？我家人多，50平方米住三代七口人，孩子也大了，没有地方，没有地方啊……”

　　我眼睛恶毒地看着民警身后的旅馆工作人员，我知道是他们打电话报警的，这些混蛋。

　　民警说：“好了好了，没事了。”一边往门外退，一边对门外走廊里不住伸头张望的人喝道：“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我跳下地，“嘭”地使劲将门关上。

　　杨沐扑过来：“都怪你啊，叫我这么丢人现眼，真是没脸见人啊，夫妻两人跑到旅馆卖淫嫖娼。”

　　我说：“没事了没事了。”

　　“记住，我再也不会跟你出来了。这是最后一次。”

　　“我知道我知道。”

　　“还不离开这个鬼地方，留这过夜啊？”杨沐气平了些，抓起她的包。



　　出了旅馆，我们溜达着拐进一条贫民巷。这条贫穷的小巷经过长年风吹雨淋，陈旧破烂。我们一路走着，刚才旅馆的一幕显然还在杨沐的脑子里，她一路一句话也没有。我对今天的这一幕也是意外得很，想想我们是正儿八经的夫妻，却受人家那样的奚落，自己的情绪也是低落得很，如果杨沐当年不嫁给我，也不至于受今天的气。

　　我说：“我也许就不该结婚。”

　　杨沐不说话。

　　“如果是个光棍，就不会有这么多事。”

　　杨沐说：“好了。所有的男人都爱这么说，难道我们女人婚后的生活就过得多如意吗。”
　　
　　我说：“如果你当年嫁给一个本地人，嫁给一个干部，只会比今天生活得更好。”

　　杨沐抢白道：“嫁给一个富翁，我就饭都不要做，衣服也不要洗的呢。有这么比的吗？”

　　我们都笑了。

　　杨沐说：“阿林，含含常问你：怎么老不回家啊？”

　　我没有话。

　　“有时，你不在家反而好些，我不想看到你打含含的那个样子，好像是我从外面带来的，你是后爹。那么狠，下手那么重。你自己就不心疼啊。”

　　我说：“穷困使我的脾气变得暴躁了。”

　　杨沐说：“是这样。所以我有时候想，家里住房不改变，你不在家里真的反倒好些。我烦躁的时候，含含不听话，我也会忍不住打她，打完了，自己的眼泪也下来了。你在朋友家里，可不能拿大，别太懒，在家里我是你老婆，在别人家，可不能指望别人伺候你。”

　　我说：“等我办一段补习班后，那时候经济状况好一点了，就搬出来租房住。”

　　“好啊，”杨沐说，“好啊，租平房吗，得要两间才够住啊。”

　　“当然要两间。只要补习班办得顺利，租房不过是权宜之计，我的目标是买一套商品房。”

　　杨沐说：“别说买房子了，只要能有两间平房，不漏雨就谢天谢地了。”

　　我看着身边这个跟随我的女人，衣着朴素，声音嘶哑，眼里闪动着对生活的恐惧。在工厂干着劳累的工作，一身臭汗，回家还要闻着男人身上那熏人的臭气。

　　“其实含含很乖。现在她已经养成一种遇事不言不语的习惯，我有些怕，怕她早点懂事。闻到锅里那少得可怜的炖肉香味她会很馋，可是，她总是很少动筷子。她上学时，我常常跟到楼梯口，望着她的背影，书包压弯的身子，让我心酸。阿林，含含吃饭的神态跟你一样。”

　　不宽的小街上，我们行走着，夫妻之间多年没有体验到的那种恬静、融洽的感觉，又出现了，在避让路人时，杨沐的身子不由自主贴近我，有时还双手抓住我的一只胳膊办天不放开，将脑袋贴在我的肩上，一种温馨的气息，从她的不停地向我袭来。

　　“你每天吃饭正常吗，张开嘴让我看看。”杨沐说。我转过脸，我们俩就站在街上，我张开大嘴，杨沐两手把着我的腮帮子，两眼向嘴里搜寻着，还把我的头往亮处扳一点，好看得清楚些。一些过路人在看着我们这两个幸福的人。

　　杨沐说：“你的牙龈红肿发炎了，这时牙周炎，你再不注意保养，几年里，牙齿怕要掉光了。”

　　“真的吗？”我胆怯地问。

　　杨沐把头靠在我的胸脯上，轻声问道：“你究竟住在哪里？”

　　我一怔，她的口气让我感觉到，对我的居住情况，她似乎有所掌握。我说：“在原来工厂的一个朋友家，他叫丁牛。”

　　“丁牛？我怎么不认识？”

　　“你怎么会认识呢，几年没有来往了，以前不是一个班组的。”

　　“他家宽敞吗？”

　　我编排着：“宽敞得很，二室一厅。他离婚了，有浴室，洗澡也很方便。他常常回父母家，所以，我很方便。”

　　杨沐说：“阿林，别说了，我求你。”

　　我说：“不，既然你问了，我就讲明白吧。过去我没把这些告诉你，因为觉得没必要。现在我一定要讲讲，谁叫我住得很好呢。丁牛这个人没工作，很懒，除了回他妈妈那边，天天躺在房子里，他其实是个很无聊的人，我不愿意你接触这样的人。”

　　杨沐说：“你别说了。”
　　
　　“丁牛……”

　　杨沐打断我的话：“阿林，我现在真的不希望你回家去。你一回家就会发脾气，打含含，虽然你知道她并没有什么过失。我管不住妈妈的那张嘴，你还会和她呕气，吵架于是我们就吵架。不过，我再也不会同你约会了。”

　　我不能说什么。

　　“你听见我的话了吗？”她问。

　　“听见了。”

　　“因为，我不愿意像个妓女那样，同你在陌生的有着怪味的房间里睡觉。”
　　
　　杨沐说：“分开一段时间。从根本上讲，你倒是自由自在。要是有兴趣，你可以喝点酒，到街上溜达溜达。我赞成你办补习班的事，我也找人看能不能借点钱。租房是个解决我们家庭问题的一个好办法，这个事我去办，我想去郊区，找一家租金便宜的，那怕房间小些、破旧些都行。”

　　我在心里对自己说，杨沐真行，她不知不觉中已经把许多问题考虑到了。

　　“阿林，我有时真的羡慕你。”

　　“羡慕我？”

　　“是的。你不会怀孕，遇到不痛快的事可以一走了之。你爱含含，也爱我，可你不想想，你逃避的那种状况正在屠杀着我和含含。”
　　
　　我说：“我……”

　　杨沐说：“看得出是这样，你承受不住地老了，看上去像个穷困潦倒的老光棍。隔一段时间和老婆睡一次并不叫结婚。”

　　我疲倦极了，她的每一句话都深深刺进我心里，她说得多么有理。我看看自己，面色憔悴、头发蓬乱，脸上是除不去的沮丧神情。

　　前面就到了通往我家的六路公共汽车站台。一辆辆公共汽车缓慢地爬行着，里面是许多和我一样沉重生活着的人们。我知道要和杨沐分手了，她又要回到那个充满怨愤和烦恼的家庭去，我可以逃得出来，她逃不出，因为，那里的每个人都和她有着不可分割的血缘关系，她不能伤害他们。

　　杨沐在准备离去的一刹那，突然对我说：“我这几天要去一家私人诊所做手术。”

　　我叫道：“做手术？你在说什么？”

　　“我怀孕了。”

　　我站立着不知道行走。

　　杨沐一个人向站台走去。我看着她爬进一辆破旧的公共汽车里，然后在车尾的玻璃窗上，向我递来无助的一睥。

　　我醒来了，朝她喊一声：“等等我，杨沐――”朝公共汽车追去。（字数12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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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建中

和和,说是短篇也不短了,写得还是不错,把视角对准了生活在底层的人,文人就应如此!

左显辉

一股心酸，一种无奈。生活是否原本如此？好文章！

陌笛

不短

葛瑞英

沙老师小说也如此厚重，佩服，学习，问好！

丛思

生活的沉重与无奈，也吞噬了原本属于人性中的另一面快乐。

左显辉

沙封不来，叫我如何不想你？：）

一瓢水

小说既有厚度，又有力度!难得的一篇佳作！

沙封

感谢各位朋友的阅读、指点！

拈花微笑

最初由 沙封 发表
感谢各位便宜的阅读、指点！

老沙，你打错字了吗，是朋友吧？

老实说看得一阵一阵发冷的，没那么穷吧？

杨谊

现实很残酷

沙封

最初由 拈花微笑 发表
老沙，你打错字了吗，是朋友吧？

老实说看得一阵一阵发冷的，没那么穷吧？

我真是搞笑！打错字算不算幽默？我是被自己幽默了，笑死人了！
谢谢微笑的提醒！再次谢谢各位朋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