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陌生女人的陌生来信
作者 一了
一、来信
在故事的开头我要介绍一下我的名字，我的名字叫沉亮，如果不是有一封写有“沉亮收”的信，我几乎忘记自己的名字的。那是一封只有巴掌大小的白色普通信封，就夹在早晨由邮员送来的一沓厚厚的报纸里面，上面虽然拙稚但还工整地这样写：山东省鲁南县川河镇党委沉亮收。将信打开了，里面便出现了这样一行小字：
沉亮，有暇请速来看我。汶都市汶东区卫生院妇科病房六号。
同您想像的一样，收到信后我的心里不由一下疑惑起来：第一，这一封信是谁写的？第二、她（他）与我有什么关系？第三、她（他）在医院里面做什么？
我收信的日子是一个春天的上午，清晰而又光滑的日光从铝合金的楼窗外面一丝不漏地洒落进来。我一个人将门关上，一边看着那只小鸟一样的白色信封，一边慢慢地喝着一杯水，像看着一不小心走错方向从外面蓝蓝的天空中展翅飞进的一只懵懂的小鸟，既怀疑它的存在又担心它会像无缘无故来到一样，突然无缘无故飞去。
听到门外同事们叽叽喳喳或大或小的说笑，我一下感到这个世界有一些飘渺和虚幻起来。
二、梦醒时的几个女人
夜里，我开始了与所有的人相同的睡觉。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将觉刚睡到了刚有一页纸那么厚的时候，便梦到了我的儿子，他还是只有四五的样子。我坐在一条船底漏水的破船上顺着一条黑色的大河向下漂去，我的儿子在岸上一边喊着爸爸一边没有命地奔跑。我无助地望着他，既担心他不小心掉到河里面，又担心他会在无休止的奔跑中一点点累死。后来，他一下被脚下的石头绊倒了，趴在地上喊叫着，希望我将他扶起来。
做完这个梦时，我的脸上满是凉凉的泪水。我长长舒出一口气，第一个女人便出现了，她的脑后挽一只鸟尾一样的发髻，脖子长白而秀挺，一走路，便在脑后一下下扇起来。他每一次来找我都是骑一辆绿色的弯梁坤车，将胯轻轻依在车座上，丰韵有致的身体侧向我，轻轻同我说话。说完了，就冲我宛儿一笑，将两条修长的腿一下跨到车上，躬身一点一点地像一条绿色的虫子一样耸着身体消失在人群之中。那一年我因为眼病住院，整个世界都不要我了，我在病床上昏昏睡了一天，后来一睁开眼睛便看到了她。她望着我，眼里满是晶亮的泪水。
她是因为写了一篇名字叫做《燕子》的文章而认识我的。其实对文学也只是喜欢而已，并不想写什么东西，只是一次在下班的路上看到一只刚刚练飞的雏燕被车轮辗死了。她将那篇小散文递到我的手中时，两眼一动不动望着窗外，自语地说：那只燕子也只有两个月大，它在用嫩黄的小口在一滴滴喝喝着路面上一汪水。不，它也许早已喝饱了，只不过在照看着自己一身漂亮的羽毛。那辆卡车司机只要稍一减速，是可以避免它被伤害的。
听到呼啸的车轮，那只燕子已经知道危险的临近，支起没有长全的翅膀，准备飞走了。
这个姑娘像燕子一样轻盈，我只在心中喊她燕子。
第二个姑娘是南方的一个只有十六岁的小曼。那一年我在北京的某家青年杂志上发表一篇生活方面的文章，于是就收到了一封来自汉河水边的来信。她说作家同志，我说我不过在文学这条小路上比你多走了那么几步路。她写文章过来我指点她的文章，写生活过来我指点她的生活，一年秋天，刚刚沉浸在丧父之痛中的我，于是就于雨雾中迎住宅区一双湿漉漉的眼睛。
那一夜我们在小亭的小饭馆子里面住下来，当她将不太丰满的身体偎进我的怀怀里时，我说有一棵树。我说这一棵名字叫做圣洁的树在我们中华民族的土地上已经生长几千年了，上面结满了白色的果子，我们就叫它圣洁，但这种名字 叫做圣洁的果子 却越来越少。
圣洁的果子|她问。
我说：对圣洁 的果子。
她与我说过一夜的话，她只有一米五，只有不足八十斤重的身体就离开了。我没有给她取名字，就叫她小一号。
她是赵飞燕替生的比正常人小一号的美女。
第三个来到我面前的女人与我交往时间最长，也是社会上公认的我的朋友，她是一个才女，写出的文章多次获奖，我与她最深刻的一次肢体接触是一不小心碰到了一下她的胳膊。我们彼此接近了将近九年，最后，她在一个电话里面这样告诉我：我只能结婚了。我对她的这种说法感到奇怪，告诉她，如果结婚使她不愉快可以不结。是的，我是这么说的。但是她还是结婚了。
她电话里面的声音很悲楚，我从来都没有见到过她伤悲的样子。因此，不断地去想一个人不愿意结婚而又不得不结，和一直都是笑着的她流泪的样子成为了我没有事情就在思考的问题之一。
第四个女人我喊她大姐，是一个我一直爱着，但已经结婚的女人，我觉得讲她的事情缺乏礼貌。我不愿说我这一位大姐的事情。
三、煤矸石腹部的医院
第二天早上，我就坐上了西行的汽车。
我是本可以早一些走的。但考虑还要带些东西，总是难以凿定，我将一包包东西拿起又放下，汶都距我们鲁南有几百里路，从家中到镇上的车站还有几十里山道，我并不可以带过多的东西。但是作为探望病人的客人我无论如何是不可以空手的。也就是说我必须要带上病人喜欢的东西，才显得自己没有淡忘病人。你想一下，一个人去探望另一个病人，结果是连这个病人都不知是谁的，这有多么的不礼貌。我将那只草绿色的旅行包装满又掏空，如果是燕子呢，香蕉是她最喜欢吃的。我最喜欢看她吃香蕉的样子，用修长手指甲轻轻将肥肥的香蕉皮儿剥开，那红白相间的指甲便一下印了进去。不待香蕉皮全部剥尽，就俯下身去，狠狠一口，将不大的小口撑得圆圆的，她说过自己本应该出生在南边的某个省份，只是因了我这个朋友，才跑到这里来降生的。你以后写出了大块头，什么都不做，就带我到南方去好了，到那里让我吃香蕉去。她说，喂，要么这样，干脆我们在一个什么样的农村里面住下来，你我就在那里一边写文章，一边种香蕉？而如果是小一号，我只要带一包花生豆也就够了，这个来自汉水岸边的姑娘最喜欢吃我们这里产的花生豆。她称之为油豆，——你们怎样种出这种香喷喷的东西的？长它的树有多高？我告诉她是长在土里面的。她一下就跳起来，一下、捉住我的手：你快去，让我看一下什么样的土这么有油性，可以长出这种果实。而那一个我的文友，我就只有带一本卡夫卡的诗集了，她是那种只要精神不要物质的女孩子。
一早起来，我就在这样的犹豫不决和无序的选择之中。只到坐上了车，才这样想，反正只是去看一个病号，我又有什么样的义务去让她完全满意呢？
山区间行驶的车辆一如醉酒的莽汉，又如被猛兽追逐的野牛，是从不按直道行走的。 它无论载上沉重的货物，还是载上黄肤色的人，统统左折右拐，在宽窄不一的山沟里串行。 它要走平道，就只有绕弯，既便是冲上一面一些稍陡一点的偏平的小山，也是粗了呼吸， 拼上所有的力气，那声音似乎是充满了对延绵阻隔的无奈，又象蓄满了对于挣脱束缚的决心。远处山的影子似在与车竞奔，而近前的却一点点后退下去。由于山太大，所以每天望它都有新奇的发现， 山区人是奈不住平原人目力不及的迷茫和遥远的。有着十几所楼房的镇子， 藏在树木深处的村子，被黑带一样的大道连结着，象黑河中不会流动的石头，任车辆鱼一样昼夜不息的流淌。 因为已经是春色遥看近却无的农历二月，青青的麦田在山洼间铺开去， 整个山野便成了一幅由青绿和灰黑漆成的油画。 我路遇了两座县城，便看到前面的原野逐渐宽荡起来。田野的颜色由黄褐变成了青灰，再向前走，向田野的深处延伸， 便看到无垠的平原上多出了几座山，它们通体墨黑，一溜金字塔状立在那里，这便来到了媒城汶都。 城市和城市都是孪生姊妹，并没有太多的差别，而只有到了乡村，我们才可能真正了解到地域的色彩。 在我们鲁南山区，30岁以上的农民的身体都是上身长，而腿稍短一些的，这里的人则没有。 我们山区的乡村人喜欢敞开八字脚走路，而这里的人则喜欢用脚尖走我们那里人所称的猫步。车停站时，上上下下几个乘客，他们的话语也是浅快而流畅，如早晨树木中小鸟的对鸣。 但他们的眉毛都有点短，或者淡浅，鼻子也是夸张地趴着，我向他们问话，知道的，他们说吗个， 吗个这个事子嘛，不知道的干脆一句：冇。
这种只写到字典里的字也是有人用的，我想。
上午十一时，我已经乘上汶都直达汶东的客车，然后一个人在汶东的小镇上遛达了。 这个名字叫汶东的地方确切位置在汶都市的东北40华里处，看样子人口不超过3万，面积不超过 100平方公里，是一个以从事农业生产和煤炭贩运为主的小镇。 我肩上背一只只有远方过往行人才背的沉甸甸的米黄色长系背包，脚面上沾满了灰色的煤粉和沙尘，短时间的摇头回望， 但目光坚定地对准脚下的路。我期待着走一段短路便可以步入远远望去有着几座灰色楼房的镇街， 却被一条黑色的河沟拦住了。河沟两侧长着几株茂盛着的河柳，沟内落满了草叶和杂物， 散发着刺鼻的臭气，鱼儿显然是早已不存在的了。我想， 这一条布满煤粉的小河中十几年前一定也会有一种花翅儿鱼的， 岸边也同样有一群和我们一样光了屁股，将身下的小鸡鸡暴露出来，跑来跑去的娃子们。鱼儿是不存在了， 而那些和我们一样长大成人的人呢？他们还会在纷杂的生活秩序中去思考和回忆童年的生活吗？ 想着这样的问题，我便忽略了前面镇街上车辆和行人的存在。待爬上一面土坡，首先闻到一股臭气， 遇到一个场院大小的粪场，走过粪场，又看到一根很高的耸起的烟囱，随着一缕缕腾起的青烟， 有一种肉皮烧烤的臭味弥散开来。这样，我便知道了这是一座火化厂，是专门焚烧死人尸体的。
在小镇人的指点下，我在镇区的南面寻到一个有10来亩地大小的院落， 只见两个用青砖码起的垛门上挂着这样一个顶有红色十字的白漆木牌：汶都市汶东区卫生院。
其实，不用看上面的木牌， 只闻一下乡村医院特有的那种来苏味儿和厕所的粪尿相杂的气息便可以的。进门是一排脏稀的平房，由于一截分外抢眼的黑色烟囱，就标志着它是伙房。 左边和右边同是两排平房，从石灰水涮过的墙皮可以断定是病房或者门诊什么的工作室 。 我迈步渐入，果然见房檐下面的各个房间上写着“外科”、“内科”、“药房”之类的室牌， 由于右边的那排平房建在南院的高台上，凭我的视力看不清门口写有什么。 院中心是一个多棱形花坛，里面植了一株两人高的塔松，花坛的左边，也就是门诊房前边， 有一个用红砖砌起的齐脚高的花池，里面的几株月季从枯枝上绽出了花朵一般有着鲜艳紫色的叶芽。 有一辆三轮车和几辆自行车乱七八糟停在旁边，几个身上整洁， 但鞋面上布满灰土的人坐在花坛的边上抽着烟说话。三轮车上有一个穿了皮茄克蓄了胡子的青年人，坐在上面一腿躬起，一腿支地，呶起嘴唇，吹起口哨。这一切都无一例外的被那股很浓的来苏药水味和粪尿味儿笼罩起来。 院子中绝少见到穿白衣的医务人员。但我来到院中心时，猛然看到一个40来岁， 手捧一个病历夹的女大夫从南边的病房里走出来。她目不斜视地向右边的房子走，根本没有也不打算顾及身边的一切， 待她很平静地迈过院地，正拾步迈上左边平房布了些许纸屑的台阶时,我不失时机一下喊住了她.我嗓音干干地对她说：喂，大夫，请稍等一下。她站住，身体不变，把头望着我。我说：妇产科。她想都没想诧异地望我一眼，抬起手，伸出食指轻轻指一下身后的房子。然后，再不问我，原地站着，从白大褂的兜子里取出一支圆珠笔，在病历上写着什么。
右边那排房子是建在一米来高的石砌墙体上的，在墙体中间，切开一个豁口， 筑上几级台阶，便形成了一条与院子相连的路。我拾级而上，西拐，从房屋的西端步入一条甬道， 里面灰暗地亮着几盏黄灯，有两排房门依次排开去。左边的一排写着“消毒室”、“药剂室”之类的，显然是工作室，右边的那一排自然是病房了。我一边抬步摸索着在甬道中行走着一边想， 这儿是生产人的地方，那儿不出百米就是消毁人的火化厂，人的生和死可不就只有百步之距吗？ 又有谁会理解从妇产科到火化厂的真正意义呢？这样想着，期望有一个穿白衣服的人走出来，但一直没有。后来终于看到一个写着护士室的房间时，便用手叩一下门， 但是里面什么声音都没有。如是我将门静静的推开一道缝，看到不太大的房间里，有一张排椅顺墙放着， 布满了阳光的窗台上有一盆正在盛开的仙客来和一盆只有尺来长的纹竹，墙上阒无声息地挂了一溜白色的大褂，一个姑娘正伏在唯一的桌面上睡着。我说：请问──，她显然吓了一下，抬起头来，但她并未真睡，而是在疲倦的打盹。你找谁？她揉一下眼睛，让我看到一张巴掌般大的脸。 由于脸太小，且又是瓜子形，便显得纯粹的美白，但她的鼻子依旧是汶都那种特有的趴鼻子， 像一只倒卧着的蝉，这便少了一种协调。我说：妇产科六号。她说：你去三病室。便打一个呵欠，但立即竖起手掌捂住了。
6号病床在三病室？我退出来时一下被这种排序方式搞糊涂了。按通理，每一个病房都应该有6号床的对不对？由此看来，这妇产科的床位是统编的。但是病室门上并没有说明几号病室。我打算从第一个病室开始问起。我叩一下门，将门慢慢推开，打算一听到拒绝的声音马上停止， 待门全开了，却见一个50多岁的老太太坐在里面的床上。见我进门，她张张口，仿佛对我说什么。我说：请问──，她马上一拧脑袋。她不是神智不清，就是生活在贫困地区的那种。她不愿意与人交谈，不论遇到什么样的事情，总要把自己隔离开来，排除在外。 像她这样的人当然不可能写出“沉亮，亟望速来看望我”的信的。于是我又敲开了第二个病室的门。 第二个病室应该说是住了两个病号。一个准备离开了，正在拾掇东西， 另一个是三十五六岁的妇人，她面色灰黄，一看就是生的二胎。 有一个中年男人，正坐在床前两目睁睁地看着那个正要出院的产妇，她那边，有一个显然是她母亲的人，正用一只小小的包褥，将婴儿小心地包裹起来： 建军一回来，咱们就马上回家去。这个老太太是对包裹里刚刚降生的小生命说的。 她带着一种增添人口，做了姥姥的自豪和喜悦。
原来我终于明白，6号床肯定在最后一间病室的。无论它的门上写没写3号。 我敲门时，有一个在药剂室换药的女护士探出头来，但马上缩了回去。我叩一下门，里面没有动静， 我刚打算再次抬起手叩一下,但是房门轻轻开启一道缝,然后逐渐敞开了,从门中探出一颗留了分头，打了摩丝的青年人的脑袋。我说：请问6号床？他什么都没有说，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一下抽回了没有露全的身体。我走进只有20来平方米的病室，看到病室内只有两张床，门口处的一张床上，正有一个白白胖胖的年轻媳妇在吃着一只煮熟的鸡蛋。她的双手显然刚刚洗过， 显得鲜艳白嫩而细小，一只剥光了皮的鸡蛋正被她的五条手指捏着，她将一口鸡蛋噎在口里， 手中的鸡蛋便有一个半弧形的月牙儿。我冲她点头一笑，她便也木然地冲我点头一笑。我说：请问六号庆？
她便一下停止了进食：你是谁？
脸上生满了狐疑地问。
我这才发现六号术儿却原来已经全空了。
这个小媳妇这样有点遗憾地对我说：你迟了只一小步，她将走，是今天上午的走的。
于是，我站在屋地上，一下显得自己多余起来。
我走出黑暗，重新回到屋外灿烂的阳光里，感到这个世界明朗而又暧昧，让人说不明白。
我来到妇产科办公室，竟然见到了在院地上见到的那个中年女大夫。我说：大夫，妇产病房6号。我还没有说完，她就望我一眼，什么都不说，一下取过一本病历，递到我的手里，我看到上面写有这样的内容：姓名，六号，女，年龄，24岁，地址，不详。手术性质，刮宫等字样。
这时，有一个十八九岁的小护士走到窗前，与中年大夫打一声哈依，将一张单据递进收费的小窗，扫一眼我手中的档案，问：妇产科6号。然后，一只胳膊顶住窗台，侧身望着我：你朋友很好，她说。我说声谢谢，并不知怎么回答她。只是将目光礼貌性地向她回视一下，她于是又说：看到你的样子，但是还是让人气平。 我于是又是一些被动地：那么真的应该谢谢你。我感到这种谈话的费力，于是又认真的： 我一直不在，多亏大夫们关照。她冲我洌一下口角，我发现她的口角上面有一颗淡淡的雀斑， 而一朵酒窝在上面绽开来。她张张口，显然不明白我具体说什么， 抬手拢一下耳后的长发，看我渐渐走远。
四、与秋香的一段生活
星期天到来的时候只要办公室门厅的小黑板上不出现我的名字，我便和所有的人一样，回家过一个周未。我卖上几斤水果，几斤青菜和几斤猪肉，骑着自行车，驶出镇区的柏油路，穿过一片茂盛的小杨林，再走几里的机耕路就来到了一个被柿树逢遮的小山村，如果不出意外，当我来到一个青石砌垒的小院门前，总会有一个孩子在等待着我。他要么在玩着几块小石片，一个人在跳瓦，要么在骑一只板凳，在嘟嘟开着火车。
当我的自行车链咔啦一响，这个孩子便会马上抬起头来，惊喜地喊声爸爸，张开小手向我飞扑过来。他仰起胖乎乎的小脸望着我，抱住我的双腿，我便故意扬一下手中的篮子：快去洗手。于是他就回身喊着“爸爸回来了”，向家里跑去。
永远是一个六十岁的老人脸上挂着可掬的笑容迎出门来：你来了，这孩子。
我喊他一声妈，将篮子一下递到她的手里。院子里有一个女人，她无论在沅衣或做任何家务，都不抬头一下，仿佛我并不曾到来。
我首先打开篮子，给儿子剥只桔子，要么与儿子玩一会儿，要么帮老人做饭。那个女人始终不与我讲一句话。关于这个名字叫做紫香的女人，我不知道严格地说不是我的妻子，还是严格地说就是我的妻子。我们分居三年多了，但一只没有办理离婚手续。也就是说我不知道我们国家是以现行的法律，还是传统的道德为主。还是刚结婚不久的事情，我夜里起来写东西，这个勤劳朴实的农家女人从梦里醒来，睁开懵懂的眼睛问我：你做什么？我说写作。她显然不明白，问：写作是做什么？你是在写字呀。明白了以后她审样说。我说：就算对吧。开始她以为写字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当我告诉她这只是业余爱好，并且自己是在编故事时，她不理解地：你编那一些假的事情做什么？反正又成不了真的事情。我告诉她，那些事情很美，比真实的生活要美好，所以要写。她越是不理解地：既然是假的东西，你写得再好又有什么用呢？我说，这是一种美的创造，不过你说没用也对，但写作也是有稿酬的。我稿件寄到了外面，她问多少日子有稿酬？我说：三月以后，三个月后，我的稿酬没有来，她问，稿酬在那里？我告诉她，我的作品杂志没有录用。她便说：还是没有用的东西。最后她这样总结说：还是一句话，你写了些不顶吃不顶喝，没有用的东西。我的写作影响了与她的做爱，影响了从事田间的劳动，后来她终于忍无可忍，决定和我离婚了，但她并不与我办理离婚手续，只是回到了娘家来住。
我说：我的写作只是业余爱好者，不会影响到生活和工作。
她说：俺一睁开眼睛，看，见一个人坐在那里，就感到陌生和害怕，人怎么可以这样，夜里不做夜里的事情，在灯下写什么字哩？你不就不写，不就和俺离婚。
我不想放弃写作，因为我感到了生活的空虚，我不想放弃婚姻，因为她的我目前唯一的女人，构还有一个可爱的男孩。这个男孩几乎是刚出生就被妈妈带到了这里，在他以为爸爸就该是在外面的，与妈妈与自己分居的。有一次，好心的岳母要把我们再安排在一起，紫香一个人到岳母的储藏室去睡了，我刚在床上躺下来，儿子的小拳头就狠狠地砸向了我：坏爸爸，你赶快走，男人怎么和女人住到一起，你搞流氓吗？
我想，现在我依然对这个不与我说话，但一心一意抚养我的儿子的女人还是有感情的，她把她的身体给了我，教会了我做那样一种事情，让我有了后代的延续，她没有不良的习惯，也许是我错了。现在这个社会大家都在以为为己的事情是对的，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
吃罢饭，我和紫香总是双双扛着农具走进田里，我们并肩劳作，一起坐在长满绿草的田埂上休息，长长的目光一齐望着远野。我们像极了一对在人前安份，在人后恩爱的甜蜜夫妻。
这样，我便明白了自己到汶都寻找那个陌生女人的不良目的，也就明白了为什么还是不忘记那些与我擦肩而过的女人。我要干什么？我为什么要去找生活之外的另一个女人？她与我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我以为自己应该将那一封信的事情忘掉了，回到原来那种平静的生活秩序之中去。也就是说：我还是那个依然沉迷的因爱好而失去家庭的业余写作者，这是我的所求与应得。但是我发现自己却管不住自己的。这是一个事件之后的事情。这与羞耻与荣誉有关。我要不要告诉大家呢？
五、把爱情进行到底
七点钟我准时在电脑前坐下来时，别爱上我已经准时在线了。别爱上我的是我的网上妻子，我们在，网上有一个幸福的三口之家。还是去年的时候，我在，网上聊天，遇到了这个名字叫别爱上我的女人，我们谈文学，谈生活，谈无所不谈的所有东西。后来我说早一些认识你就好了，我们可以做夫妻，一起生活一辈子的。别爱上我就说：我们现在就结婚怎样？我说你别开玩笑。她就一板正经地：夫妻的真正含义是相爱而不是相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成为夫妻呢？
于是我们便互相通报了年龄、姓名走在了一起。我们都买了结婚的礼装，选择了一个良辰吉日，在电脑桌前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那天，我们共同在电脑桌前长夜厮守，互相说着爱抚的话语，后来，我们就脱光衣服互相对视着认真作爱。我们成立了一个家庭，就有在无所顾忌地和别人来往和聊天了，每天下午只一下班，我必须准时地坐在电脑桌前，有事要互相留言请假，决不可放任自流。
老公——，每天一下班，她就会这样娇柔地一下扔下包儿扑向我。我们亲吻，诉说一天不在单位里面发生的一些有趣的事情，让对方发表个人的意见。
要买煤了，中央台预报明天气温要下降十几度。还有，物业管理费也要交了。她说。
我说：那么我给你寄钱过去？她说：你的工资每次发了不都是让我保存着吗？现在可是一分都未花。
你就随用随取吧。我说。她说：我刚好取一百元。
我们就这样在网上爱意绵绵。有一天，她说：我有喜了。我太幸福了。我说：这不行，我们不能要孩子。她说：你只要欢乐，不要责任。我就思考一下：我应该都要。她就说：你每一次都是那样的急躁，我根本不及戴上套子。我说这要怪我，生孩子是我的责任。于是我们怎样进行胎教，怎样培养孩子的爱好。十个月那天，她生下了一个孩子。生产，她问：我们生个男孩女孩呢？我说：男孩吧，男孩主家立业。她说：你这么封建，再三的女孩子就不能主家立业了？
我说就要个女孩。她又不高兴了：你总是这么傻，咱就不能一下生个双胞胎？
我们就有了下个儿子和女儿。
我到汶都回来的第一个晚上，她看到我不在的留言，有一些儿恼火，对我说：你一定是去做一件不可告人的事情去了。我说：光明的事情有时也不可告成人。她就说：我说你的事情不光明了吗？
我说：有一封奇异的来信，要我去一下。
是一个女的？她问。
我说是的。我说，不过你不要误会，我只是抱着好奇。
见到人了吗？
没有。她说：以后再有这样的事情要先和我说一下的。
我问为什么？
她说：你压根儿就不会，见到人的。
为什么？我问。
她说：你自己长脑袋了吗？
我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脑袋。看到我的样子，她在视频里面笑得前仰后合起来。能让我看一下那封奇异的信吗？她说。我告诉她，这好说。我从抽屉里面拿出那土封信，让她看一下，她思考一会儿，这样有一些犹豫地：你永远都不会见到这个女人的，她生活在这个世界之上，但对大多数人来说，她根本就不存在。我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她说：就这么个意思呀。
第二天早晨，我还在考虑这个女人奇异的话语，猛然想起了什么，于是马上坐上了西去的客车。
五个小时之后，我已经独自在汶都一条小街上遛达了。我来到一座草绿色的小楼前，用手将弹簧门儿一推，轻轻走了进去。我说：同志，你能看一下这一封信吗？
透过隔离网，一个年轻女人将信接过去，过了一会儿，她终于这样说：这是由我们发出的信件，不过有什么问题吗？
我想知道发这样一封信的人是谁。
我们不负责这件事情的。她说。我说：可以找你们领导，商议一下这件事情吗？
她离开了，走进里面的办公室，一会儿，从里面走出一个长了两条善眉的中年男人，他问：你要查信件？
我说是的。
他将手中的信看了一下：我们的录相设备是专为邮政储蓄设立的，关系到客户的隐私，一般讲要公安部门的手续才可以查阅。我说：你看一下信件里面的内容再作决定可以吗？
他狐疑地将信打开了，读一下上面的字，和我一起迷茫起来。终于说：我们口供会让你观看中午的录相，因为我们只是在上午11时以前发信。
这样，他将我领进资料室，终于看到在十几个寄信人中有一个女人，她坐在白色的案桌前边哭边写，她写了撕，撕了写，将一张簿簿的纸装进信封，最后向邮筒看一眼，轻轻地走出了大门。
日历是今年春天3月12日。
六、记忆
3月12日，我已经不知道这个日子与我有何关系的。人的一生又与多少数字与日期有关？事情就是这样，当我在正常的工作，生活，正常的无聊或无味地时候，有一个人却在想着接近我，她一定处在一种欲生不能的痛苦之中。这些事情是我走在汶东医院的里开始想起的。3月12日，一个女人成为了这里的一个病人，她悄悄地离开这里，去推开了邮局那面草绿色的大门，将自己的一段心情和痛苦暴露在人们的目光之下，她只所以约我，是因为我可以帮她解除某种痛苦，但是她在我将要与她相逢的一霎那却一下改变了主意，她感到不与我相见将更好一些，或者说她在刚刚发出那封信时就已经后悔产生了那种与我一会的想法。一句话，像一直生活在我的生活之外一样，她还是不想将自己。
我在院子里闲闲地走着，对于我这样一个不太爱讲话的男人的到来， 这个小小的卫生院还是有一些拒绝或者戒备的。比如我对于一切无论怎样都有的漠视的目光， 与任何人交谈时那种心不在焉的表情，还有我敢于在十几米宽的小院里踱步的样子。 我很快熟悉了这个对我毕生来说都非常遥远陌生的地方。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一切一点都不太坏。 这应该是一个祥和、纯朴，没有被世间文明与时尚污染的地方。这一个下午， 我竟听到了一曲非常妙好的手提琴音，它断断续续，从有着一团茂密竹丛的家属院中传过来。凭琴音， 我就断定这是一个读过书的老人。那昂亢的琴调是一个男性。他在讲平原、煤矿，以及历史的悠广， 那种顽强的精神，一直拒绝着衰败与死亡。就是在这种景色里，我看到一个年轻的女人悄悄地溜下床自己的病床，穿上鞋，轻轻用指尖触一下额角，后来，看自己的身体没有什么变化，便一下站住身。
她洗一把脸，将不听话的头发拢到后面，并且用发卡卡住， 对着镜子看一下自己的眼角，要我扶她出去。
她原来是一个非常秀挺的姑娘， 身高大概在一米七0以上。
她两天不出门了，昂起了头，慢慢走出了院门。
我就在院子中所有闲散的目光中。我看到有两个换上便装的中年医生抱着膀儿讲着怎样的闲话，在院中度步，有两个头上依然顶着护士巾的女孩儿一个搂住一个的胳膊说笑着走出了矮矮的砖门口，还有四、五个八、九岁的孩子在玩着一种跳格子的游戏。只有此时，小院中才焕发着一种闲适引发的朝气。
我走出来时稍稍看一下头上的天，天上什么都没有。青蓝色的底屏上铺了一层淡黄的阳光，很有一番浑沌的样子，有一两只大鸟在高高的天幕上叫着飞翔。 两只鸟。两只花翅儿鸟。我听刚刚走出的两个女孩儿说。我抬抬头。一个说：那是喜鹊。另一个说：不对，是红花翅儿。你看。我看一下浑浊的天幕。我并没有看到真的有什么鸟儿在天上。
另一介少女多少有点懒慵而又一点狷傲地扬一下头， 目光向着远方：你把红花翅儿鸟看成了喜鹊，黑红不分吧呀你。
这一天我在这个名字叫做汶都的小镇住了下来。我在夜里的小街上行走，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过失。回到家乡以后，我再也不记起这件事情了。对了，我打开了3月12日的日记，距那个时间大约有半年左右了。我的日记本上清楚地这样写着：
中午8时上班，一日无事，下午吃酒，有两个人醉了，我没醉，由司法老刘记帐，他说花了一百零八元钱。
我猛然想起这一天是愚人节，也许这本来就是一个外地人的笑话，或者是一个读过我文章的某个人按照惯例给我开的一个笑话。但是，就在我要将这样一件事情忘记时，却又收到了另一封来信：
很简单，不知你有没有在上一封信的左上角发现没有一个小小的“1”字，这就说明我还有可能给你第二封信。我知道这件事情可能将你折磨地够呛，但那却是我当时的一种强烈的想法。我现在可以告诉你了，我和你一样生活在同一个小镇之上，只不过不同的是，我认识你，而你不可能认识我。我可以经常看到你肩膀上挎一只相机到我们的厂里来出发，你总是将我任何一个姐妹工作的情形用你的数码相机一次次拍下来，我们也不知你到底做什么用了。
你写过一本名字叫做《和谁说话》的书，这个谁都知道，但我信却不愿把你当作家待，你自己也已经知道这其实是一件非常没有意思的事情，但是在有一件事情到来，我要离开这个地方时，我带上了你的书，它里面尾尾的叙述和温温的亲情会感染我，使我在那样一个陌生的地方感到温暖。
而目前我却要走了。在我到那个偏远的地方做那个手术以前，我就是要走的，我必须在掏尽自己身体的同时，清除自己所有的记忆，一切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
如果你那一天提前半小时到来的话，我也许会告诉你一些事情的，也许我会因此而不去做目前这个选择，但是目前我却是已无道路可走。
我要走了。我会想念这个地方的，但我到死都不要回来。
我将这一封信标上“2”的标志，你再也无法读到这样的信了。因为你是知道的，一些只与生活有关的事情与我们的生活根本无关。
我看一下，邮信的地址：川河镇兴隆街六号，时间，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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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12-12 0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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