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史记》对上古文化传统之沿承

青岩

浅析《史记》对上古文化传统之沿承
　　在坚决排除了《史记》谤书说之后，指出司马迁以满腔忠诚批评现实政治。究竟是什么力量驱使司马迁这样关注现实，或者说，是什么因素培育了司马迁这种忠烈的品格呢？这些只能从文化传统中去寻求答案。对于司马迁来说，文化的价值尤其重要。因为作为史官，他不仅受到当代文化环境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受到此前几千年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汉代，司马迁堪称受文化传统影响最深的人，他读完了此前所有的典籍，他是那个时代的文化昆仑。具体到司马迁的忠烈品格来说，文化传统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是史官阶层敬业守职秉笔直书的刚直精神，其二是从上古时代就已形成的批判现实政治的传统。
　　春秋时期乃至上古时期，各个社会阶层的人格力量主要是通过履行该成员所应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而得以体现。因此，春秋时期的史官视履行职责为第一生命，力求恪尽职守，生死以之。他们在履行应尽职责的过程中留下了一些可歌可泣的事迹。《左传·宣公二年》载：赵穿杀死了晋灵公，晋太史董狐认为执政正卿赵盾对这次弑君事件负主要责任，所以大笔在史书上记下赵盾弑君事件。赵盾是当时权倾朝野的晋国名臣，是太史董狐的顶头上司，但董狐却不畏权势，秉笔直书。《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所载齐太史兄弟的事迹更为典型：明知前面横放着鲜血淋漓的屠刀，齐太史兄弟和南史氏却要前仆后继慷慨赴死。他们用鲜血与生命换来的，不过是一条真实的历史记载。究竟是什么力量鼓舞着他们视死如归？正是来源于敬业守职精神。对他们来说，头可断，血可流，但秉笔直书的职责不能丢掉。他们虽然身首异处，但他们的人格力量却因此大放光芒，为后代史官如何履行职责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中国史官这种敬业守职精神对司马迁写作当代史起到了一种鼓舞、激励作用。汉家由盛转衰以后，面临着生灵涂炭的苦难现实，敢不敢直书现实政治的阴暗面，是司马迁写作当代史所遇到的最大难题，也是对司马迁人格的最大考验。从《史记》来看，司马迁是交了一份合格的答卷，他的人格力量因此得以充分地体现出来。史官的实录传统又一次大放异彩，司马迁在真实记载历史的层次上达到了“良史”水平。这一点连对司马迁颇著微辞的班固也不得不承认，他在《汉书·司马迁传》赞辞中说：“然自刘向、扬雄博极群书，皆称迁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良史之材，实际上是人格问题。
　　中国从上古时代就形成了士人批评政治的文化传统。这种传统认为，社会各个阶层都负有不可推卸的对王事建议、批评的责任。上古封建政治并不像后代那样具有强烈的专制色彩，而是颇有原始民主的意味。王权鼓励士人批评时政，大约从这个时候开始，士人批评时政的传统就已形成了。那位害怕人民批评的周厉王，最终被国人流放。幽厉时代政治黑暗，许多忧国忧民的士人奋起以诗歌作为批评时政的武器，《诗经》中的“变雅”即以此作为背景。只不过这些怨刺和批判，都完全出于诗人对统治阶级的一片深沉的爱心而已。儒家祖师孔子明确指出诗可以怨刺。对那些调和是非，不讲原则而一味和稀泥的人，孔子斥之为乡愿，将乡愿随波逐流、媚世阿俗的行为称之为“德之贼”。孟子也同样倡导怨刺，《孟子·告子下》记载了一次孟子与学生对《诗经·小弁》的讨论。孟子批驳了高子关于《小弁》为小人之诗的说法，认为诗人之怨刺取决于关系的亲疏程度及其所怨对象的过失大小，关系愈亲密，愈应该怨刺。过失愈大，愈应该怨刺。从孟子这些说法可以推知，忠臣孝子对其君父的过失应该怨刺，应该批评，否则就是对君父不负责任的不忠不孝行为。正因为儒家大师都一致强调诗可以怨刺，所以汉儒在说《诗》时一再阐发其中的讽刺意义。例如《关睢》为三百零五篇之首，《鲁诗》即明确指出这是一首讽刺周康王迷恋女色而晏朝的作品。为此后人曾经怀疑《关睢》为正风之首，似乎不应该是怨诗。实际上在汉儒头脑里，并不存在那么多的忌讳，他们认为《诗》的怨刺是完全合乎礼义的。
　　在这里特别要强调孔子作《春秋》对司马迁的伟大垂范作用。孟子首先提出孔子做《春秋》批评现实政治的观点。孟子认为孔子出于对君臣纲常紊乱的现实的巨大忧患而作《春秋》，《春秋》讲的是天子之事。由于天子衰微王纲解纽，孔子通过《春秋》来代替天子行使赏罚的威权。孔子对现实政治的批判主要是以暗寓褒贬的词句及书法而实现的，这被后代儒家概括为“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春秋》三传特别是春秋公羊学派刻意发掘《春秋》批判现实的精神。汉代公羊学大师董仲舒借阐发《春秋》微言大义而随时对暴君虐政痛加针砭。董仲舒继承了中国历史上批判昏君暴政的进步思想。《春秋》是一部现实性很强的经典，对此董仲舒深谙其义。在汉武帝内外经营导致民不聊生的情况下，他几次上书，痛陈朝政之失。他借说《春秋》批评 “关中俗不好种麦”，目的在于劝民力本务农，增益生民之具。他还运用借秦言汉的手法，揭露“富者田连阡陌，贫者亡立锥之地”的怵目惊心的现实。这些言论的现实针对性都十分强烈。董仲舒这位为汉家统治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汉代最大思想家，怀着一片赤诚之心，借说《春秋》而针砭现实政治，以期汉加弊政得到改良。
　　司马迁将《史记》定位于孔子《春秋》的王道文化传统，他热烈推崇孔子作《春秋》“以达王事”，希望以《史记》上继《春秋》，做生民以来第二个孔子。他继承了孔子《春秋》“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的批判精神，继承了孔子以《春秋》弘扬王道的形式，继承了孔子对现实的深沉忧患意识以及由此而来的宗教承担精神，司马迁对现实政治的批判决不是泄一己之私愤，而是出于一个绝对庄严的主题。他在批判现实政治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忠烈品格，是由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培育而成的。儒家关于孔子作《春秋》批判现实的说法，对孕育司马迁的忠烈品格尤其起到了关键作用。
　　司马迁忠烈品格在前期和后期的不同表现形式，来源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前期较多地受到战国士文化精神的影响和汉家盛世精神的鼓舞，司马迁是将实现辉煌的人生抱负与歌颂汉家帝业联系起来，在这一方面我们多少看到战国时代忠臣义士的品格闪光。也就是说，在司马迁身上，继承了一些前代忠臣烈士的人格因素。在后期，司马迁更多地受到史官实录传统以及中国士人批评时政传统的影响。以一种深沉的忠烈品质批评时政，这在中国封建时代尤具代表性。封建时代的士人们，往往对现实抱有一种忧患意识，他们忧国忧民，偾世疾俗，通过各种手段讥刺时政。这些讥刺常常给他们带来种种人生灾难，但这些人生灾难并不会改变忠臣烈士们的初衷，即使是抛头颅、洒热血，也在所不惜。这些儒生或者被杀，或者被囚禁，但他们为国家尽死节的凛凛正气，千载之下，仍有一股逼人的力量。这些忠臣烈士的壮举，与司马迁作《史记》批评时政，不是有着一脉相承之处么？在此后近两千年的封建时代，这样的忠臣烈士是不胜枚举的。司马迁的人格现象，既上承前代，又下启后人，所以我们认为在中国封建时代忠烈人格范型的发展过程中，司马迁人格具有一种过渡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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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楠

作品浅析的有理有力，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内容也厚实！值得学习！

青岩

最初由 一楠 发表
作品浅析的有理有力，有自己独特的视角和观点，内容也厚实！值得学习！

谢谢一楠版主的点评和鼓励。
问候版主！！

小只只

这篇有意思，有较为新颖的触角，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