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乱世期待英雄，小民渴望梁山”——略谈包拯

紫云轩廛

北宋，宋仁宗时代为我们造就了这样一位清官：

　　他，是天地间的一把剑，可以用来惩贪除恶；

　　他，是一面盾，皇权和小民的利益可以得到他的保护；

　　他，又是一杆秤，可以明辨人世间的种种是非曲直。

　　这个清官就是包拯。

　　                                  （一）

　　包公名包拯，出生于安徽合肥一个殷实的农家。他自幼随父耕牧，稍长喜爱读书，少年时，包拯就勤奋好学，“不为戏狎”；成年后，他十分注意砥砺名节，立志做一个有所作为和情操高尚的人。宋仁宗天圣五年，未到而立之年（29岁）的包拯就中了进士甲科，被任命为大理寺评事。因父母年高体弱，他没有接受朝廷的委派外出做官，而是继续留在家中耕田读书，伺奉双亲。直到父母相继去世，年届40的他才登上仕途。

　　包拯出仕虽晚，但政声清隆。

　　在天长县，有耕牛被人莫名其妙地割去了舌头，他机智善断，命牛主杀牛卖肉，引得割牛舌者到县衙自投法网。

　　在端州，端砚为朝廷贡品，历任官员无不加倍征收，包拯任职三年却一砚不取。在他离任时，有人偷偷将一块端砚藏进他的船舱，他发现后就把砚扔到了河里。

　　包拯晚年在京城做台谏时，积极向朝廷举荐贤才，同时不畏权势，犯颜直谏，弹劾那些贪赃妄为之徒。当时掌管全国财政物资大权的三司使张尧佐，是仁宗皇帝的宠妃张美人的伯父，残害百姓、滥施刑罚，声名狼藉。包拯置个人安危于不顾，一连七次上奏弹劾，直言批评仁宗皇帝“失道败德”，直言批评仁宗皇帝“失道败德”，甚至当众与皇帝争论得面红耳赤，唾味都喷到了皇帝脸上……终于使得张尧佐等人丢了官。

　　这些事情，放在波澜壮阔的历史长河中，或许都是微不足道的一滴水、转瞬即逝的一层浪。它们对于历史发展的进程可以说无足轻重，但对于黎民百姓来说却命运攸关。包拯是脚踏实地为百姓办事的人，他不是以轰轰烈烈的大事而名垂青史，而是以点点滴滴的善举而英名远扬，被老百姓世世代代记在了心上。

　　                                （二）

　　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包拯在宋代算不上十分著名。《宋史·包拯传》1700字的篇幅记载的包拯的主要经历和政绩，并无多少出众之处。

　　在政坛，他站立的位置并不显眼，没有惊天动地的文治武功，也未获得显赫的职品官衔。他入仕二十年，不断迁转调任，打一枪换一个地方，虽也取得些许政绩，但无论如何也赶不上同时代的名相王安石兴利除弊的革新之功。他获得的最高职位只是御史中丞和三司使，最后升为礼部侍郎，死后才得个礼部尚书的遗赠。至于“天章阁待制”和“龙图阁直学士”，只是荣誉性的虚衔。天章阁、龙图阁分别是存放宋太祖和宋真宗时御书典籍的档案馆，主馆称“学士”，接下来才是“直学士”、“待制”。可见，这两个虚衔也并不显要，至于后世曲艺故事中称其为“相爷”，那只是民间艺人的赏封，与历史无干。

　　在文坛，他缺少舞文弄墨的才情，一生仅留下一首诗，此外便是奏疏。而且这首诗也无岳飞《满江红》那样的文学成就。在军事领域，他既无驰骋疆场的豪气，也无领兵打仗的经历。但这就么一介平平常常的微臣，却昂然走进了历史，扮演起主角，并且轰轰烈烈，令帝王将相羞惭，令文士骚客无颜。

　　论平生作为，论历史贡献，包拯算不上杰出的政治家，但他是一个清官、一个好官。历史上比包拯更有作为的政治家可谓不少，而象包拯这样清官、好官却是百年难遇、凤毛麟角。普通老百姓对历史兴潜、朝代更替没有太大的兴趣，谁为百姓着想、谁替百姓办事，他们就敬仰他，怀念他，世代不忘。

　　有两则真实的故事让我感动：

　　一则是包拯拒收皇礼的故事，包公过六十寿辰时，吩咐儿子包贵一概不收寿礼。不料第一家送来寿礼的竟是皇上。皇上赏赐，岂敢拒收。其子无奈，只得按送礼太监的要求取来红纸。太监在纸上写道：“德高望重一品卿，日夜操劳似魏征。今日皇上把礼送，拒之门外礼不通。”包拯看后，信笔增添四句：“铁面无私丹心忠，作官最忌念叨功。操劳本是份内事，拒之为开廉洁风。”包拯最终还是辞去了皇上送来的寿礼。

　　一则是留传后世的包氏家训：“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脏者，不得放归本家，死不得葬入大茔中。不从吾志，非吾子孙也。”

　　包拯以清正廉洁的品格、刚直不阿的精神，深深地走进了黎民百姓的心中。人们把他写成书，编成戏，代代演绎，人人颂扬。不管舞台上的包公与历史真实有多远，作为一个流传千古的传奇，包公早已成为公平的象征、正义的化身，让老百姓世世代代深情地期盼和呼唤。

　                                     　（三）

　　这是个呼唤“青天”的年代。这个时代为什么需要呼唤“青天”的存在？

　　可能，我们是在呼唤着一个制度，一种新的法治的公平的文化。

　　我们知道，在一个制度健全的社会，其产生的约束力如果可以足够维持社会的有序运转的时候，那么，“伟人”“英雄”这些人物就会退而其次。因为我们有足够的法治去引导和控制着人间善与恶。

　　只有当一个社会运转出现故障的时候，人们才会呼唤一个能够扭转乾坤的人物出现，所以，历史上，乱世总是期待英雄，小民总是渴望梁山。如果，一个渴望清官如包拯的年代的到来，也意味着我们这个时代正慢慢进入了一个堕落和腐化的年代；如果，一个期待伟人和大师诞生的年代，也意味着我们的民族正迈入了一个荒芜和卑微的年代。

　　因为，我们现在的管理阶层已经没有了“包公”身上的那种关心民众的思想品德、没有了刚直不阿的为官信条、更没有了清廉如水的品德操守，

　　现今的腐败为什么会产生，恐怕与当今的法治管理中对腐败份子的姑息养奸有密切的关系。大贪往往起源于小犯，如果对小贪养成姑息，从而就会养成大贪。如此姑息养贪，既便是大贪被发现后犯统统枪毙，小贪仍会照养不误。如果执政犯法的腐败现象（象朱元璋时代，贪污六两小钱即罢官流放充军。）一旦发现，便令其如同现在工人那么一样容易的下岗，谁还敢贪？大贪还从何而来？

　　对小贪的姑息养奸，具体放到现行的政府执法力度上，实在令人愤慨。警告、记过、罚款、降级、通报，这些隔靴挠痒的把戏，可以说是成了蒙蔽老百姓的遮羞布，成了愚弄大众的伎俩。试问：为什么不将其从能管制人民的衙门调离？为什么不敲掉其能向人民滥施淫威所赖以的爪牙？为什么还要假惺惺地对羊说：狼再胡作非为，你就揪着它的脖子，送我这里来！

　　对残暴者的温柔，就是对温柔者的残暴！

　　我们呼唤着“青天包拯”，老百姓渴望“包老爷”替他们伸张正义，殊不知，纵然一、二个“包公”又怎么可以对付得了如今“豺狼成群，恶虎结团”的大小贪官们。

　　因此，要建立一个好政府，必须要有大量如包拯那样道德品质良好的优秀人才，廉洁和正直，不是对他们奢侈的品德要求，而应该是必要的条件。政治体制再，德薄才疏的管理者仍会给人民带来伤害，他们一旦腐化，再好的这个制度将无法名副其实地运作。而且，一个国家如果出现腐败泛滥迹象，它所吸引的，就不是能帮助国家昌盛发展的人才，而是那些卑鄙无耻、唯利是图的势利小人。

　　让我们对待那些贪者，那怕你只贪“六两”，一要让他们的名誉和地位全部丧失；二要让他们的个人人身自由丧失殆尽；三要让他们的所得的所有利益全部归公，让贪者负债累累。从而形成“不敢贪”的巨大压力和心理约束，从而达到遏制腐败的目的。

　　我们呼唤包拯，因为我们呼唤的是一个健全的社会体制，呼唤的是品学兼优的领袖当政。因为：贤良方正、识时达务之领导人任何时代都不可或缺，否则，就算宪法制度名义上再冠冤堂皇，政府也称不起是个好政府，国家也终究要衰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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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也

包拯的精神值得学习，因为这是拯救世界的良方之一。

紫云轩廛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