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于文华 于 2016-4-29 08:46 编辑
自古文人多清贫。但除了解决最基本的衣食住行，文人比常人多了一份住宽敞大屋、食色香味俱佳美食、衣舒适华服的羡富心理。
中唐诗人白居易的许多“嫉富”诗，从其喜好富贵豪华场面的铺排描述中，字里行间显露出作者不仅对这种生活相当熟悉，而且有相当的羡慕之态。比如：“富贵人所爱，圣人去其泰”。（《高仆射》）、“贫为时所弃，富为时所趋”。（《议婚》），再如一句 “谁不爱富贵？谁不恋君恩？”（《不致仕》）就更是羡富心理的真实写照。杜甫的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宏伟图景，既描绘出当时位居社会下层知识分子身居茅屋、心怀天下的宏图大展，也折射出地处温饱线之下的文人，向往、追求安逸舒适生活的羡富心理。
守得住日子的清贫，耐得住孤独寂寞，经得起酒色考验，这是一种道德标杆，也是一把人生修为尺子，更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基本约束和规矩。锦衣美食、富足安逸的生活谁不向往。于是，就有了这样的现象，一边是坚守清规戒律，尊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信条，在清贫中孜孜以求，在困苦里坚定理想信念，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
千百年来，被肉食者瞧不到眼睛里的下层寒士们，通过默默无闻的艰辛努力，发奋苦读为“稻粮谋”，有的鲤鱼跳过龙门，走上了一条人人羡慕，安逸自在的人生坦途。据说韩愈生活安逸，维系其小资生活的资金大部分来源于给达官贵人撰写树碑立传的文字，既有歌功颂德之嫌疑，又有不大入流之说辞。但金钱的面子最大，富足的生活谁都渴盼。为了换取银子，过上富足雅致的达官权贵生活，韩愈不得不低下文人高贵的头颅，违心替人说了不少阿谀奉承之类的好话。有的屡败屡战，一心一意苦读圣贤书，就为了求取功名，在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同时，提高生活质量，提升生存空间。比如范进中举，虽则受过屈辱，遭受挫折，被人看不起，视为另类，但一旦中举，所有的阴霾和不快，会一扫而光，迎来一片人生艳阳天。但难就难在高不成低不就。普天之下，除了极少数文人实现了人生价值，但大多数的挑不得担子，流不得汗水，却也干不成惊天动地、救国救民的大业，唯有默默无闻，做一些写写画画、半耕半读的营生，抱残守缺，生活只能勉勉强强、凑凑和和——与清贫为伍，与烟火相伴。但在内心深处，却又时常涌起莫名的羡富冲动。
翻开一部国史，文人大多与贫穷有关。被孔夫子极力褒扬的颜回，坚守清贫生活，依然安贫乐道。（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在回也！”）梵高一辈子饱受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折磨,穷困潦倒，寂寂无闻。在他去世百年后，才赢得世人尊敬，欧洲各地争相为他建造规模宏大的美术馆。有人这样说：巴尔扎克不贫困写不出《人间喜剧》，曹雪芹不贫困写不完《红楼梦》。尽管有点绝对，但说的不无有一定道理。这些秀才、终身不得志的穷苦知识分子，大多在穷苦中坚定理想信念，不坠青云之志，最终以傲人的著作而青史留名。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朱自清创造了辉煌的文学创作与研究业绩,然而其生活却因为贫困过得十分艰难和苦累,大半生都深陷于借钱和还钱的旋涡中不能自拔。即便如此,朱自清却宁肯饿死也不吃美国救济粮。表现重精神、轻物质。对精神追求高于物质的可贵品质。
自古至今的文人，恪守“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理想信条。可以“三月不知肉味”，也可以认不全海参鱿鱼，无但不可一日无书读 。文人多半感情丰富，好感情用事与意气用事，缺乏理性思维与独立人格。历史上很多智商较高的文人，大多与参谋、军师、智囊分不开，可以辅佐别人打天下、出主意、做参谋、运筹谋划，自己独立却难以成功，可以“助天下，不能坐天下”。姜子牙、张良、诸葛亮、曾国藩、左宗棠等人就是这类文人的典型代表。一般文人都安贫乐道，知足常乐。爱慕虚荣，爱要面子，且自尊心极强，喜欢被人尊敬，不喜欢逢迎委屈自己，东晋诗人陶源明“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就是典型代表。自古文人多傲骨，大多骨子里宁愿清贫，不愿或者不想沾染铜臭味。但有时候又羡慕那种锦衣玉食的生活——在文人身上既相互矛盾，又和谐统一为一体。
我们读过曹雪芹的《红楼梦》、读过吴敬梓的《儒林外史》、读过蒲松龄的《聊斋志异》等等名著，我们在欣赏作品美妙的艺术价值的时候，有谁能够想到他们在著述过程中所遭受的艰辛和困苦呢？曹雪芹在著述《红楼梦》的时候，家境败落到了“举家食粥酒常赊”的穷困地步，以至他死后敦诚在《挽曹雪芹》的诗中这样写道：“孤儿渺漠魂应逐，新妇飘零目岂暝”这样的悲切诗句，这是曹雪芹晚景凄凉的最真实的写照。鲁迅先生给予高度评价的讽刺杰作《儒林外史》的作者吴敬梓生活窘迫，有时竟到了“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境地。而志怪小说大师蒲松龄一生累试不第，只能靠教书和给人当幕僚为生。但尽管穷苦潦倒，衣食不保，一点也不影响他们追求理想信念，为达到心中的宏愿而持之以恒、锲而不舍的决心与斗志。
自古清贫谁处有，布衣素食任自由。但得淡泊常相守，不羡黄金万富侯。
在当代，文人的清高曾一度时间受到批判与贬低，但由于它毕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一个独特的概念和价值观念，在人们心中影响很深，因此虽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但清高的价值在人们心中实际上并未降低。至于现在，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逐步建立的过程中，种种价值观念都在发生深刻的变化。从抽象道理上说，文人的清高与市场经济几乎是背道而驰、水火不容。但实际情况是清高概念所包含的某些特定内涵，其价值趋向不仅未见疲软，反有坚挺之势，这似乎又一次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系列正反互补思想的奥妙。
在市场经济大潮中，有的人或许这样那样的原因或条件限制，或许并不能发财致富，那么保留一点清高的气度，也不失为一种精神安慰，至少能减轻一点心理失衡现象。反之，对部分已经过上小康生活好，发财致富乃至既富且贵的人来说，倘若能够追求精神品味的提升，多少讲一点清高，对人对己是有益无害。也许，这就是文人人不愿彻底扬弃清高这个传统文化中的独特概念，并继续有意无意地维护其价值的原因。将中国首个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这样评价荷花派作家代表，称为现代“大隐”的孙犁时，这样评价说：“他后半生远离官场，恪守文人的清高与清贫。这是文坛上的一声绝响，让我们后来人高山仰止……”
还是儒家鼻祖，圣人孔夫子说的好：“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贫困者羡慕并希望得到富贵，这是人之常情，也是正当的欲望，这一点孔夫子也给予肯定古之仁人君子，鲜有不羡钱财、不慕富贵者——作为人的基本生活需求，我们不应当苛求文人在恪守清贫日子的同时，向往或憧憬美好生活的羡富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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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4-24 14: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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