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山丹丹花 于 2016-3-31 20:03 编辑
浅议惟有读书高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句格言在中国耳熟能详、深入人心，但在文革以前和文革期间屡受批判。
解放后，文革前，对老祖宗留下来的这句格言冲击最大的莫过于1957年开始的反右运动。那批读书人，其中不乏学贯中西的大家，遭到残酷打击。现实告诉人们，读书多，学问高，不见得就是好事。不久，中国搞了一场实验，在江西兴办了许多大大小小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虽然也叫大学，强调的却是“劳动”和“共产主义”思想，不是“读书”。这“劳动”指的肯定不是脑力劳动，是体力劳动，因为共大不在城里，在农村。这场实验没维持多久就不声不响地结束了。坚持时间最长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就是现在的江西农业大学，在华国锋时代，江西共大跃升为国家重点大学。
文革期间，首先受到冲击的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大、中、小学的教师，因为红卫兵们全是学生，离他们最近的批斗猎物自然就是那些每天向他们传播“封资修”的教书匠们了。现实又一次告诉人们，读书多，学问高，很可能是件坏事。不久，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同时，停止了高考，一停就是十年，大学开始招收工农兵学员，“自愿报名，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学校复审”的推荐制代替了高考选拔制。“工农兵”被推荐到大学，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学习，而是“上大学、管大学、用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推荐学员的最低文化要求仅仅是初小文化，许多大学为此不得不“大学变小学”。推荐制消融磨灭莘莘学子寒窗苦读上下求索的动力。
文革后，最能激起全国亿万民众热情和兴奋的事，不是四人帮的倒台，不是华国锋的退位，也不是邓小平的复出，而是停了十年的高考的恢复。十年积压，570万考生大军突然涌入考场，而招收名额只有27.3万人，录取比例29比1，1977年的高考是中国教育史上竞争最激烈的一届高考。“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一观念死灰复燃，光亮无比。没过几个月，1978年的高考接踵而至，又一次展现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惨烈场景。此后，高考成为亿万国人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一个中国家庭如果有个孩子考上大学，会是一件了不得的喜事，父母高兴，左邻右舍羡慕，光宗耀祖。各地考上名牌大学的高考状元还能获得当地政府官员和媒体的关注和表彰，乐善好施的富翁们甚至会慷慨解囊，把聪明才子的读书费用全包了。如今，上大学已属平常事，学子们在乎的不是能否考上大学，而是能否考上名牌大学、重点大学。高考与考生的出身、信仰、社会关系、婚姻、乃至年龄已没有了那种或明或暗的关联。一年一度，高考成为平等竞争、衡量考生真才实学的盛典。
“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的对与错早已无关紧要。其实，读书根本就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人类独有的区别其他物种的一种能力，绝不能与务工、种田、经商、从政等行业相提并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都需要读书，无论男女老少，都需要学习。这句格言应该诠释为：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知识最重要，各行各业都离不开知识，知识是生活和事业的保障。
英国哲学家培根有一句名言：知识就是力量。这句名言是对“万般皆下品惟有读书高”这一中国格言的最佳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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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3-31 2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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