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水如空 于 2016-7-2 16:54 编辑
闲论“天下”
这个题目有点儿大，所以先换个角度说起。
《千字文》有句：吊民伐罪，周发商汤。“周发”说的即是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周武王姬发，而“吊民伐罪”讲的便是武王伐纣的故事。当然，这故事之所以有名，除去其为改朝换代的节点，故为读史者所重视外，更重要的原因还是得归功于《封神演义》。至于纣王本人是否真的如小说（或历史）记载的那么不堪，武王伐纣又有多少正义性，则不在一般人所关心的范围之内了。
而与之相关的另一个故事，则更不为一般民众人所知，尽管这故事在古籍中被炒得热度极高，并成为高尚道德的典型案例（若在当代，评个“道德模范”或“感动中国”人物是毫无问题的……）这便是著名的“不食周粟”。
故事的主人公伯夷、叔齐是商末一个小国孤竹君的儿子。其父遗命要立次子叔齐为继承人。孤竹君死后，叔齐要让位给大哥伯夷，伯夷以父命为理由坚决不受，叔齐也不愿登位，他们听说“西伯（姬）昌善养老人”，于是先后都跑到西岐去颐养天年。这便是他们被选为“道德模范”的第一个典型事迹——“夷齐让贤”。
与伯夷、叔齐二人宁愿放弃王位归隐民间的行为相比，那位商朝的君主纣王无疑就有点儿太那个了。不过在这个问题上我们不能搞双重标准，比如周文王姬昌的老爸季历，就是因为他的两个哥哥“二如荆蛮，文身断发”，以此把王位相让，所以才有了后来继位的文王和武王，但却从来没有人说季历有什么不好，更没有人说文王和武王的不是。所以，若以贪恋王位为由来批评纣王似乎有些不大公平。况且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如上古的许由巢父归隐可以叫做不慕名利，可以说是道德高尚；可是如尧舜身居王位那叫以天下为己任，那叫鞠躬尽瘁，那叫不辞辛劳为人民服务——所以舆论这东西其实是很靠不住的，只要认定你好，就怎么都好；反过来也一样，只好认定你不好，就怎么都不好。这种事从来就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
便如纣王，纣王即位之初，也还是个比较英明的君主，他重视农桑，使社会生产力得到较好发展；同时，又四方征战，兴开疆拓土之事，使商朝疆域得到极大扩展——能做到这两点的，古来君王也没有几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称纣王为一代明君也不过份。在这个问题上，即使不看史书，只依《封神演义》里的描述的蛛丝马迹，也可略窥端倪。如果这位纣王真的那么不堪，也不用女娲娘娘找什么轩辕三妖帮忙，他自己胡乱折腾个三年五载就会弄得家破人亡了。
至于后来他究竟为什么亡国，真正的原因也很难说得清楚，但大抵认为是因为他从明君变成了暴君的缘故。不过他究竟坏到什么程度，古来的记载还是很可疑的。孔子弟子子贡的一段话说得颇有道理：“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后世言恶则必稽焉。”——历史是由胜利者书写的，既然把人家消灭了，总免不了要说说他的坏话，要不怎么叫“吊民伐罪”呢？要不怎么能表示自己的正义性呢？而后人们也总是很容易相信这样的历史记载：你看，他都亡国破家了，还能做出什么好事来吗?历史上，不只纣王的命运如此，大多数亡国之君的命运都是一样，比如隋朝那个亡国之君炀帝杨广，就是如此。他的文治武功人所共见，可是偏偏就亡了国，除了道德败坏还有什么原因呢？总不能说唐高祖李渊诡计多端吧？所以就总要给他安个罪名，于是什么“杀兄弑父，欺母戏妹”之类的屎盆子就全都安在他头上了。
回过头来再说伯夷叔齐，他们放着现成的国君不当，非要去做什么隐士，此举未必就比纣王高尚多少。因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他们放弃君位的同时，也意味着同时放弃了对家国的责任和义务，若以儒家“修齐治平”的观点来看，实在是一种不负责任的逃避行为。如果一个人真的道德高尚，并且认为自己会做得很好，就算当了这个国君又有何不可？孔子说：“当仁，不让于师。”又何况是兄弟？就如唐太宗李世民，尽管杀了亲兄弟，又把老爹逼得自动退位，但因其把国家治理得好，同样不失为被历代传诵一代明君。在这个问题上，哪头大哪头小一定要分得清。
不过伯夷叔齐的弃君位而归隐，毕竟是个人行为。个人有个人的选择，个人有个人的追求，谁都无权干涉，也不宜站在个人的角度去评判他人的是非曲直。自己真心想做个闲云野鹤，如上古的巢父、许由，仍可以“天不拘兮地不羁”，做个无拘无束的世外高人。可悲的是，他们终究放不下家国之念，在武王伐纣的途中，二人毅然出山去劝阻武王，甚至直接抓着马缰绳向武王提出质问：“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以“仁孝”这种大道理做武器攻击武王，很难想像会出自真心归隐者之口。而这就是他们被选为“道德模范”的第二个典型事迹——“扣马而谏”。当然，那位野心勃勃或者说有着雄心壮志的武王姬发自然不会听他们的，虽然没有一怒之下要了他们的脑袋，却叫他们哪儿凉快上哪儿呆着去。他们无奈，只好再次隐入山中。
当然，如果就此归隐也没有什么，他们的出山劝阻，只可以看作隐居期间的一场噩梦。事实上，既然他们已经抛弃了家国，成了普普通通的百姓，国家兴亡又与他们有什么相干？可见，他们的隐居并不彻底，即使“身在江湖之远”，却仍然“心忧其君”。如此心态，也就注定了他们做不成自由自在的闲云野鹤，做不了不问世事的世外高人，做不了令人羡慕的自在神仙。
后来的故事更证明了这一点。当殷商灭亡后，他二人逃进首阳山，发愤从此再也不吃周朝的粮食，只去山中采薇为食，这就是他们被选为“道德模范”的第三个典型事迹——“不食周粟”。此举，则更不像真正的归隐者所为了。而他们最倒霉还是后来的下场：就在他们采薇充饥的日子里，突然遇到不知哪个嘴欠的说了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如今连天下都是周朝的了，你们采的薇自然也是周朝的。他二人一听，彻底傻眼了：之前把话说得太过了，一点儿没留下回族的余地，本以为“不食周粟”还有野菜野味之类的东西可以糊口，可是现在看来，连野菜也吃不得了，最后只好活活饿死。这便是为后世道学家们大为称道的“首阳饿死”。
其实，我们不难看出，伯夷叔齐虽然身体入山隐居了，心却始终留在庙堂之上，否则不可能出山谏阻武王，更不可能不食周粟而死。因为原因很简单，不要说作为一名隐士，即使作为一名普通百姓，什么“国家兴亡”与他也没有多大关系。正所谓“兴，百姓苦；亡，百姓苦。”无论怎样的朝代更替，倒霉的总是老百姓。便如中国古代所谓的“治世”，老百姓们也大抵只能保住一条小命，大抵只能吃上一口饱饭，也即鲁迅所说的“做稳了奴隶的时代”；而一旦赶上乱世，动辄就会“赤地千里”，“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老百姓连吃饭保命都成问题，甚至死后都没人收葬。可悲的是，中华历史五千年，“治世”屈指可数，绝大多数都是乱世，所以史籍记载动辄“人相食”，也就不足为奇了。所以对于灾难频仍的老百姓们来说，什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纯粹都是骗人的鬼话。因为天下永远都是那个天下，怎么可能有兴有亡？兴亡的只是不同的政权而已。而一个政权的兴亡是统治者的事，与隐士无关，更与百姓无关。
比如被周武王推翻的纣王那个殷商政权，连孟子都说伐纣只是“诛一独夫”而已，武王灭的既不是家国，更不可能是天下。那么伯夷叔齐为一“独夫”去劝阻义军，根本就不是为了什么“家国大义”，为的似乎只是他们扭曲的人生观、世界观，或者干脆说，为的只是显示他们自以为“高尚”的德行罢了。
至于二人最后的“首阳饿死”，则显然愚蠢之至。因为只要想通了这一点，如果不是为了补充维生素，或是想顺便换换口味，连野菜什么的都不用去采，直接吃粮食也就是了。而且无论这粮食是“周粟”还是“商粟”都没有关系，因为但凡粮食，都是大自然的赐予，都是农夫的辛劳所得，都是“天下”之粟。天下人食天下粟，有什么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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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6-7-1 16: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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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大赞几个:victory:
楼主
发表于 2016-7-2 10: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