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6-11-11 14:47 编辑
近读《民国历任总统》一书,很感叹于中山先生依法办事精神,先生一直致力对民智的开启,其宣讲成集的《三民主义》一书,从内容看确有苦口婆心,杜宇啼血之功,尽管他被时人称为孙大炮,但他确实不仅是嘴上功夫,而是深得西方法制精神知行合一的伟人,他在南北议和后践行承诺,辞去临时大总统,并继续为维护宪政鞠躬尽瘁。 回头看,我们很想知道在传统中国如何能够长出孙中山这样的“遵纪守法”的人物,显然少年时代在檀香山的学习经历是形成先生这一禀赋的关键,从小耳濡目染,浸洇在西方法制氛围中的他更能体会旧中国管理上的弊端以及由此造成的落后及苦难。 实际上,辛亥革命的领袖们无例外都有海外经历,他们都是海归。 显然海归们对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影响是巨大的。在清末,他们积极引进民主思想,引进科学技术,为结束帝制建立民国厥功至伟。在民国,他们积极传播科学技术,在新中国这一贡献更为宊出,如钱学森。 其实,带领中国走上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邓小平先生也是一名真正的海归。 正是在异域的求学和生活给了彵们跳出圈子审看故国的机会,给了他们能够在和别人比较中认识自我的可能。给了他们准确把脉国情开出正确处方的条件。 自中山先生肇造宪政至今百十多年,自小平先生倡导开放迄今几四十年,今日中国是否还需睁眼看世界呢,我们是否还需要异域经验或良方呢,大量的海归是否还能带来新东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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