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旦寄语:且忘初心 2017年初始,“不忘初心”一词很火。 说实在的,对于这类鸡汤类的词语,我一向是很反感的。比如这个“不忘初心”。什么叫“不忘初心”?实在很难说,而且也很难做到。比如一对男女初相爱时,互相信誓旦旦地表示永远“不忘初心”,可是一句空头承诺终究又怎能敌得过生活的复杂,所以在将来的某一天互相背弃时,根本就不会去考虑“初心”怎样。同样地,历史上那些的所谓“农民起义军”领袖们,从陈胜到洪秀全,无不把“均田地”作为拉拢民众的口号,可是一旦把事业做大了,占据了半壁江山,或者哪怕只是偏安一隅,就立刻露出丑恶的嘴脸,对辖下百姓横征暴敛,早把“初心”忘在脑后了。 纵观古今中外,能把“初心”坚持到最后的实在罕见。 比如曹操,刚开始被举孝廉时,其“初心”不过是“欲为一郡守,好作政教以建立名誉,使世士明知之”而已。因为作为一个刚刚入仕的年轻人,就如刚刚考上公务员的那些“农民的儿子”一样,有这样的理想实在是再正常不过的。至于像光武帝刘秀那样“仕宦当作执金吾”之类的宏伟抱负,恐怕真不是一般人敢想的。 可是后来曹操当上了都尉,再升迁典军校尉,“意遂更”——他的“初心”立马就改变了:“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想当个将军,封侯拜将,青史留名,对于彼时的身份,也是很实际的。 到后来他破了袁绍,权势日盛,“身为宰相,人臣之位已极,意望已过矣”,早已超过了当初的愿望,完全拥有了代汉的资本,可是又不愿意身背篡位的恶名,于是便有了“若天命在孤,孤愿为周文王”的打算,至此,他是早已把自己的“初心”忘得一干二净了。 再比如爱因斯坦,他早年“生性孤僻、智力迟钝”,还被学校视为“不守纪律,心不在焉,想入非非”,所以校方断言他未来必将“一事无成”。在他以重读一年考入大学后,整个大学阶段都沉迷在实验中,而忽略学业,所以以很低的成绩毕业。毕业时,他的“初心”也不过是要留校当个老师,好有一份稳定的收入和自己的恋人结婚。可是由于他的成绩实在太低,这一愿望根本无法实现,几次求职失败后,才终于在专利局落脚,当了一个小职员。直至后来他发现了狭义相对论和广义相对论,最初的愿望早已变得无足轻重了。 另一个例子是,1939年8月,第二次世界大战暴发在即,爱因斯坦出于对人类命运的极大关注,写信给美国总统罗斯福,建议美国务必抢在德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让盟军率先掌握致敌的利器,可以说是他的一个“初心”。然而,1945年8月,两颗原子弹在长崎、广岛爆炸后,爱因斯坦却陷入了巨大的后悔与痛苦中,自认一生最大错误就是建议研制原子弹。他痛心地说了一句叫人永远难忘的话:“早知如此,我宁可当个修表匠!”彼时的他,是宁愿从来没有过那样的“初心”了。 在人的一生中,无论是随着地位的改变致使其“初心”变得越来越现实,还是由于观点的改变而彻底违背了自己的“初心”,看起来都是极为正常的事。而历史上那些始终如一的“不忘初心”者,反倒叫人怀疑关于他们的记载是否真实可信。比如王阳明,在十一二岁时就立志“做圣贤”,不但目标明确,而且坚持不懈,终于达成愿望,成为古来鲜有的几个集“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于一身的圣贤。还有茅以升,十岁时就立志造桥,并终成一代桥梁专家。这样的事情,即使史籍上的记载真实无误,也属于极特殊的例外,绝对没有代表性。 不由得想起电视剧《日出东方》中的一个片段:身为总书记的陈独秀,偏偏改变不了两个信奉无政府主义的儿子的立场,无奈之下,他将儿子们送到国外去读书,临走时特意嘱托他们:国外思想多样,要多加接触,善于见异思迁。结果他的两个儿子陈延年、陈乔年竟然在法国加入中国共产党,回国后都成为各地方党组织的主要领导人,并先后以身殉道。若没有父亲的劝导,没有他们的忘记“初心”,又怎么会有后来的转变? 说到底,我们之所以要强调“不忘初心”,其根本就是源于对自己观点或立场的绝对自信,或者说认为自己当前追求或愿望的绝对正确。而随着人的成长和生活阅历的改变,人的想法总会随之改变的。同样,随着历史潮流的向前发展,整个社会也在不停地发展变化之中。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想要真正的“不忘初心”,不但不现实,更没有那个必要。人要进步,社会要发展,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都应该及时调整自己的目标和愿望,“且忘初心”才好。否则,一个“初心”就坚持数十年,实在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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