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朱竹 于 2017-2-26 17:58 编辑
四学士记 朱 竹
我家在京郊农村，考取城内四中后寄宿于学校。四中是北京重点中学，升学率极高，每年考上北大清华的数以百计，往往是一个班考取北大清华的人数超过某一个省考取的总和人数。学校教学成效卓著，但后勤工作却极其糟糕。伙食办得不好，蒸出来的混合面馒头是酸的，有时还带点苦头，难以下肚。我有个小学同学名叫高维奇，绰号叫小黑奴（刊发于《文学月报》的《南泉河边村庄的少年》一文中对其有过详尽的记述），后来留学波兰。他说波兰大学生，伙食不好马上就在饭厅里示威游行。听罢，只能两手一摊耸耸肩。甭说游行，六年苦不堪言的伙食，就是提提意见都不曾有过想过。入学要自带铺板，而居室经常更迭，有一阵子跑到校外租赁民舍入住，新盖起来的房子潮湿得很，墙上挂着水珠。还有一年，已是深秋，入住大礼堂，两条座椅对起来构成了下榻的床铺。记得有位后勤新来的领导站在舞台一角大声疾呼地训话：同学们！冬天的西北风是世界上最大的吹风机……他的意思是要学生防寒，但又无异于鼓动学生愤怒造反,走上街头像波兰一样去游行。而听者寥寥，包括笔者在内空旷的礼堂最多不过十几个人。他似乎不是讲给学生听的，他心知肚明墙外有耳。此领导姓氏已忘记，个子不高，嗓门超大。讲完之后就销声匿迹了。不难预料在其后政治运动中跑不了他这个卖黄瓜菜的。
抗美援朝，我带头报名参军（时隔二十年我才从江南所写的《蒋经国传》中得知具有21个正规师的金日成越过三八线向仅有7个警备师的李承晚发动进攻，引发了朝鲜战争）；我主动把甲等助学金降为乙等，把节约的钱用来支援前方；面对美国在东北扔细菌弹，举国上下大搞爱国卫生运动，我作为中队长带领少先队员与街道老大娘一起走街串户联查卫生，时过中午我问大娘饿否，大娘告诉我干这个就得铁肚子！由此我写成一篇记叙文，刊发在天津一家少年杂志上。我五音不全（一次音乐考试学唱五线谱，我的怪声怪调引得全班哄堂大笑）但却是男四中女一中合唱团成员，是名符其实的滥竽充数。全北京市中学生大合唱比赛，于中山公园音乐厅举行，由我音乐老师凌青云指挥，他挥舞的双臂带着饱满的热情，使我们满怀激情放声歌唱——
我们是春天的鸟群 在天空中自由飞翔 我们是奔腾的江水 流过五月的山岗……
获得了比赛第一名。我参加腰鼓队，参加五一或十一游行，响天震地中走过天安门。规定只能打鼓，不能喊万岁，我却破坏规矩喊了两声只有我自身能听见的“万岁”。我还是学校文学创作小组的成员，全身心地投入写作，非常痴迷，于梦中构思，半夜拉开电灯，爬在床头写稿。我还是中长跑爱好者，我的四百米成绩是59秒9，于1955年运动会上名列第三，打破四中1分零2秒的校记录。我参加舢板队，但我的臂力不足，只做了一名舵手。我代表学校参加400米混合游泳接力比赛，前三棒都是第一，我作为最后一棒，游完全程露出水面时，整个游泳池只剩下了我一个人。平时人们都知道我的水性好，我自己也这样认识自己，但却不知我的水性是农村狗刨的水性。从狗刨变换出来的自由式，其结果必然是一败涂地。青年老师沈松源代表中国青年前去维也纳参加世界和平大会，归来后告诉我们，那里的妇女帽子上都插着一根鸡毛，引得聚集在他周围的人开怀大笑。在笑声中我们坚信我们的社会制度无比优越，鄙夷西方社会的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与此同时，我阅读古今中外许多名著，萌生想当一名作家的念头，而且随着涉猎作品阅读的广泛，和一篇习作的面世，也就越发地强烈。一打三反运动，老革命卞校长因为收了亲戚送来一包糕点，面对全校两千多名师生做检查；教导主任于新华书店买书未带钱，把两本书带回家做自我检查长达两个小时之久。共产党是如此清廉，由衷的敬佩之情陡然而生。我到区里听党课，填写入党申请书，我按党员标准要求自己。那个时代是一边倒，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看苏联电影《幸福生活》五颜六色的服装与彩色的气球和集体农庄的劳动爱情歌舞贯穿影片始终，使人们沉醉于社会主义制度巨大向往中。（后来又说那是“粉饰生活”）。《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和舒拉的故事》《金星英雄》成为每个青年捧读之物，肖洛霍夫法捷耶夫左琴科许多苏联作家都成为我们崇拜的偶像。在他们每一部作品里都有专章专节描绘斯大林的伟大英明与慈祥（后来又说那是个人崇拜）。大合唱《斯大林之歌》，宛转起伏的旋律令唱者动情，令听者动容。斯大林逝世的噩耗传来，我（们）抱头痛哭，后来又隐隐约约听说他是杀人成性的暴君。到底暴在哪里，暴到什么程度，我们被蒙蔽愚弄长达二十几年，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知道：四十一个军长被杀了39个，五个元帅被枪毙了3个，连高尔基身边都安插了特务，连斯大林自己的妻子也被杀得“自杀”了！一个党一半的成员被捕，一个政权上层绝大多数被处决，一支军队中高层军官被消灭！无产阶级伟大革命领袖如此这般的残暴，在他淫威之下所形成的社会生活之恐怖，令我（们）困惑不解!难怪其后宣布苏联要解体，全国一万多个支部，没有一个支部站出来反对！
事事学苏联，就连计分制也由百分制改为五分制。初中毕业考高中，初中三年考试全部是四分五分者免试，直接升入到高中。我因为物理考试在三年里得过一次三分而不能被保送。我愤愤然，于报考升学志愿表上，第一志愿填写了北京四中，第二志愿填写的是北京四中，第三志愿填写的是北京四中，并在是否听从分配否一栏中，写上了不服从（1957年我被打成右派后，寻找反党反社会主义之根源，寻找到这里）。我坚信自己的实力，我的英雄主义也随之初露端倪，内里也藏有几分不平与不满。原来的初三二班变成高一二班，全班50人，其中三十几人都是已经同窗三年的同学，其他十几人从其它初中考进来。由于我在解放前于北京街头流浪辍学两年，所以我比班上大多数同学年长两三岁，这是其一。其二，由于我在儿童时期受到过老家一个爷爷辈的人性侵害，那该是一个夏天我到他家睡午觉，醒来后发现裤裆黏糊糊的。那个比我大五六岁的本家爷爷在一边诡秘地阴笑。当时还没觉得有什么大的异样，小几处只是一阵裂痛，可是来到今天，我上高中的时候，青春期到来，就开始滋生出来一种自戕自虐的怪病。我曾多方设法疗救，都无济于事。生活的天空开始阴暗，由无精打采到萎靡不振。这样势必影响我的学习，我开始感到物理化学数学负担的沉重，而我所喜欢的文学却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数年如一日的写作也就此止步。我只能在每两周一次作文中洋洋洒洒，于文字中流淌出我的多思苦闷与烦恼。我痴迷高尔基的《我的童年》《在人间》《我的大学》，流浪的生活痛苦但快乐而自由。我不再积极活跃向上，在外人眼里看来是一种突然的变态，也可以说是一蹶不振。我不再是团干部班干部，但我依旧以共青团员自居，认为最为一名共青团员有无尚光荣。组织依旧信任我，让我去担任初一少先队的辅导员，我非常热爱我的工作，我利用星期日对不少红领巾进行家访。我与他们只相处了一年，但却建立起深厚的友谊。当我毕业考上大学打成右派后，与所有亲朋好友断绝来往，却往返数百里到京城西直门内一民宅，找少先队中队长（康XX）“叙旧”。一家人雪亮狐疑恐惧可怕的眼光，至今让人不寒而栗。如烟的往日已经飘过六十载，但依旧有两个当年的红领巾鲜活我的微信朋友圈里。我还是班里舞蹈队成员，与女五中几位女孩一起扛着萨巴音穿着民族服装排练节目。阿娜多姿的校花（韩云楼）成为我结交的女朋友。我经常骑着陈兰卷的凤头到她家走访，在她父母面前我木纳局促腼腆，多亏我胸前有郭沫若书写的“北京四中”校徽帮了我的忙，使我挺直了腰板坐在一把椅子上。其中有一年暑期让我站岗放哨去监视集中到一座教室里边的全北京市的反革命，那该是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成员，即使黑夜也得开着灯睡觉，不时有人从后门（今日为正门）被铐了出去。班上有个叫徐振豫的同学，他是个“外来户”，是从其它中学毕业考进四中来到高一二班的。他个子中等，脸色苍白，两个大眼泡子，头发延至前额，但不稠密，柔软中发黄。他在用他的形象告知人们他的过去度日如年极度营养不良。他的衣着简朴，比我这个从农村来的孩子还简朴。赤脚穿鞋，且是很大的鞋。我称他为赤脚大仙。每星期日上午全班同学在教室里做作业，下午踢一场足球。大仙的球技不高（我的球技更差，但并不妨碍我一生一世都是球迷），但在球门线上开出的大脚足球却窎远得很，因此徐振豫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守门员。每当同学们为他大脚开出叫好时，他就会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傻笑。在他傻笑之下，我总是哑笑，我与他成了莫逆之交。我告知他我出生在农村，后来进城卖纸烟卖报纸，如何为国军挖战壕；他低语我他出生于一个破败的大户人家，由于母亲是妾中的小妾，作为小妾之子的他如何受歧视受凌辱，以至于无生存立锥之地，随着生父的去世，他与生母不得不从荒芜破败的鸮腹之家出逃。于是他也安身于同班同学陈兰卷家里。
还有一个同学叫贾德润也住进陈兰卷家里。笔者追求自由从学校搬出来也住到陈氏家里。我们四人同住一屋，同住在一条炕上。陈家在护国寺四号（？），离学校不远，相隔一条马路，走读很方便。陈家的院子很大，院子正中有三间北屋，陈兰卷的父母与他的两个妹妹在里边住。北屋西侧是一片空地，有四五个工人在那里做工，终日敲敲打打，做水壶，补脸盆，造家什，干黑白铁业。北屋东侧有一间很大的屋，柳泉居家的二小姐和她的哥哥嫂子在那里居家过日子。北屋的后面还有一拉溜五六间北屋，我们住在最东头那间，其它几间是工人宿舍。我与徐振豫贾德润出来进去，柳泉居家二小姐住处是必经之地，我们每经过之时必然侧目那屋内，总看见陈兰卷在那里做作业或者在那里捧读一本什么名著。一来二去那柳家二小姐与陈家大公子也就形成了一种牢不可破的友谊。在柳家二小姐印象最深的是我们三人在水龙头下洗衣服（肥皂是陈兰卷母亲提供的），叉腿弯腰按下去，再提起来最为用力的是赤脚大仙。每当洗成一件衣服晾在一根铁丝上，他就会咧开大嘴露出整齐雪白的牙齿傻笑。
贾德润，皮肤白皙，个子高大。长着一头油亮的黑发，他经常伸出一只手的五指去梳理。他的牙齿也雪白也整齐。（笔者长了一嘴狗牙歪七扭八，是我小时候换牙时用舌头来回舔的。记得有一年我生病，莫名其妙的发低烧，大概是由于住墙壁上有水珠的房子所致，住进了医院。一个白白净净的小护士，站在我床边给我护理，她总是看着我，还轻抚轻揉我的手臂。我紧闭双唇不露獠牙。住了四十天，闭唇四十天，与小护士的友谊保持了四十天）。贾学兄温润忠厚，沉稳笃定，不偏执，不激进，与世无争，静观其变。不像我那样幼稚而又轻信他人，激越而又缺失自我方向的导航。贾学兄与我相比获得从容自在，外貌始终定格在高中生时代。记得于文革中我与他在天安门前有一次邂逅，我苍老得使他神情一怔好不惊诧，而我却惊异他依旧是当年的翩翩少年。贾学兄早已经听说我是阶级敌人，所以当我像一具幽灵飘到他面前时，不免就是一种尴尬。我与他是近二十年不曾见面的同窗，不能擦肩而过，但又不能不擦肩而过。他嗫嚅着，我也嗫嚅着。终于他先开口说了半句话，我也跟着说了半句话。他的半句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清楚。我的半句话里说了什么，连我自己都不清楚，自然他也不会清楚。总之我们合成了一句话（今日思之那是名符其实的噤若寒蝉）。那一句话飘落在天安门前红海洋中，大喇叭里在歌唱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毛主席万岁！贾回过头来，一脸苦笑挂在两个嘴角！而贾学兄与徐学兄相比，前者沉实洒脱活得自在，后者多疑多虑焦躁不安。徐振豫向我这个共青团员坦言，共青团组织对他有看法有心戒有差池有举措。我与他几次在教室外西窗口（窗口下就是四中的后门插着栓挂着锁。）推心置腹交谈，为了打消他的猜疑我甚至以骂自己的母亲为毒誓。他站住了，愣住了，两个大眼泡包裹住的眼珠子不转了，一片乌云飘散了！他理解了党的后备军共青团，不是冷酷严厉的组织，而是一个呵护引导青年人进步向上温馨的组织，是一个有远大理想的组织。随后就是咧开他的大嘴巴露出雪白整齐的牙齿傻笑！可是过后又开始了新的猜忌新的狐疑，并且无中生有的告知我在大操场的小槐树林里他闻到一股死人烧焦的味道！并煞有介事地告知我，是由小麦的麦秸点燃而后助燃烧焦的。我反问他，大操场小树林可有一根麦秸？他愕然，他明白那是自己的幻觉，随后就是咧开大嘴傻笑，猛摇头不说话。徐已经成为无家可归的游荡于街头巷尾恍恍惚惚的落魄公子，他生活在自己营造的恐怖中，濒临抑郁症的边缘！
1956年毕业我们分手，陈兰卷去了北京体育学院，贾德润去了矿业学院，徐振豫去了电力学院，我去了南开。1957年我与陈被打成右派（我写有《陈兰卷》一文尽述其事），徐（并未打成右派）跳楼自杀，唯有贾德润安然无恙！我是在22年昭雪后，与老同学有了联系才听说的，当时心头不禁掠过一丝难以言说的悲凉！他一定是不能承受生命之重而自杀，他一定是从现实中印证出他内里原有的疑虑惊怵与恐惧而自杀！当年如果我去了电力学院或者徐去了南开，徐或许不会自尽！我会现身说法，我已经被打成右派都不去自杀，你不曾被打成右派何必恐惧得去自杀！？呜呼，我看见了徐，呆立着，说不出话！
再者，徐自尽于暴风骤雨的1957年，他的学校一定会看成是政治事件，因为在那个时代没有心理病变一说，君不见张志新精神分裂吃自己的月经吃自己的大便，那位毛家湾领导批示为“装疯卖傻”，照样被割喉管后拉出去枪毙！其实看作政治事件未必不是一件好事，打右派是按比例数的，徐不是右派算作右派，徐就占了一个名额，他的学校就要少打一个名右派！从这个角度说也算是“死”得其所！哀哉，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徐，他站立着，两个大眼泡子红肿着，默默地流泪不说话！他即将纵身一跃而下……
如今四学士所居住的那座寝室早已经灰飞烟灭，代之而起的是一座高楼大厦，终日被雾霾所笼罩着，似乎只有那雾霾才能起昨天那些红色与黑色兼有的故事，明白那些故事所具有的非同寻常的价值。
原稿题目叫《徐振豫贾德润以及手淫和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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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2-24 1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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