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代中的疯狂岁月（下）

夏港

四、武斗，革命也怕死

　　我们的长征在出发后不到二十天结束了。中央有指示，不管饭了，要求外出步行串连的应当回到本地本学校去，全国停止长途步行串连。这种釜底抽薪的办法使得最坚定的无产阶级造反派也无咒可念，本来嘛，我们像蝗虫，走一路吃一道，没有吃的那只有向后转了。于是乎，在一个火车站熬过了两天以后，和所聚拢的一大群人，各种各样的人，被装上了一列货车，是的，是货车，现在我知道，术语叫“高边”，就是那种没有顶棚的车皮。天上飘着零碎的雪花，冻得发抖，全把被子褥子摊开蒙在头上，挤坐在一起，浑身战栗抗寒。

　　据说红军长征到陕北时只剩下十分之一，都是精英都是骨干。我们坚持到最后比这个比例数高一点，大约有七分之一，但大约都是傻子。多年后，看到当年那些大学里的哥哥姐姐们写的回忆，才知道，徒步串联是可以领取补助的钱和粮票的，而且也是可以申请到军大衣和棉被的。唉，年龄小太单纯啊。不过，世道历来如此，看看两伊战争，那些十几岁的少年脖子上挂着用于打开天堂大门的塑料钥匙,高喊“真主万岁”去人体排雷，被炸得粉身碎骨。但是，估计霍梅尼鼓动大学生就有点困难。

　　货车的火车只不过用了半天的时间就把我们送回了出发地，又回到了原点。

　　但是泼出去的水是很难收回的。回到本地的豪情万丈的小将们，燃烧起来的造反精神和斗争干劲到处发泄。这个时候，已经是“群雄崛起”的局面了，“红卫兵”从来就不是一个统一的组织，各种名目的派别纷纷成立，为了在 “革委会”争夺权力，有的纯粹是看不惯对方，彼此之间大打出手。这就是著名的“武斗”。有一点是共同的，都是为了“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

　　对于当时的我们这些少年来说，兴奋地跑来跑去，互相传递着哪里发生武斗的信息，然后蜂拥而至观战，并且为据说是同一派的鼓与噪，有点像今天的某个足球队的球迷粉丝一样。

　　通常的武斗都是由文攻开始。有点像现在的主客场作战，其中一方到另一方（对立的一方）的据点，通常都是教学楼后者办公楼，开始贴标语大字报等，己方的宣传车（就是用解放牌大卡车上装上几个高音喇叭）和对方的大喇叭开始了口水战，无非是自己是革命的对方是不革命的。与此同时，双方的人员也开始了近身战，辩论是非，无非是比赛谁的嗓门高。然后，说着说着就开始了身体接触，推搡然后就开始徒手搏击，很快，吃亏的一方会搬来救兵，然后双方会第次增兵。这时，真正的战斗开始了，石块、砖头、棍棒特别是红缨枪等武器会被使用，记忆中，好像是如今那些小痞子常用的管制刀具之类应用不多，至少在我观战的几次武斗中没有得到应用。

　　至于我们，动口远比动手的时候要多。自觉不是那些大学生们的对手，只是在外围高声呐喊或者挥动旗帜，然后会在确保自身安全的前提下，投掷石块或用弹弓等远距离攻击。好像没吃过亏，直到……，直到那一天。

　　那是隔了一条街的有家中专学校，我记得很清楚，他们的组织全称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 井冈山战斗队”。虽然我们分属两派，但是他们对于我们可能是不屑的，不是一个数量级的，小学戴帽，几乎没有什么战略物资——车辆、广播器材、印刷设备等等，平素里基本是井水不犯河水。但是，我们并不懂得睦邻守境，当另一所大学的思想兵向他们“文攻武卫”进攻时，我们哗啦啦去了好多人还扯着大旗，趁势冲进了他们的大楼，砸的唏哩哗啦，还顺手捡回来好多毛笔、刷子、大字报纸、浆糊等，最令他们伤心的是，我们这群小子把他们所有的暖瓶都给摔碎了。当年，暖瓶可是最紧俏的物品啊。

　　这件事情彻底惹恼了主义兵。六七年（1967），一个平和的上午，春光明媚，我百无聊赖地游荡到学校，说是要参加“天天读”，其实心里是想看看浆糊。嘿嘿，那时刷大字报，都是用玉米面熬制最后再加一点火碱（氢氧化钠）溶液，有时运气好，还可以掺杂一些白面！！掺了白面的浆糊，粘合性较好。玉米面和白面！这就意味着，可以偷食了。对于总是处于饥饿状态的半大小子来说，掺了白面的浆糊可以算是珍馐了。大概的例行工作日都是上午熬浆糊，与此同时，众人在写大字报，下午去贴大字报。大家的心态都相同，都惦记着浆糊，因此，熬浆糊的房间就如同金库一样成了重地，被安置在最高的楼层。

　　事情发生了。我正在磨磨蹭蹭找借口看浆糊的时候，就听到外面人声鼎沸，哭喊声叫骂声连片。跑到窗前，楼前的景象几乎把我惊呆了。

　　楼前的操场上，到处都是人。凡是还站着的，都是主义兵，反之，躺在地上的，都是思想兵了。主义兵在进攻。

　　为了武斗，学校早已经加强了防御，所有的一楼和二楼的窗户都被用木板封死了，侧门被用砖头堵死，大门也被用课桌椅等堵住，只留下一扇门可以开启。

　　进攻开始了。

　　开始时，防御者显然占便宜。楼内早已堆满了碎石碎砖等物，这些都是我们预先去捡拾的。只要有人靠近大门，立刻从楼上的窗户了就会扔下砖头，而对此，进攻一方几乎束手无策。要想从地面把石头投掷进楼上楼上的窗户，必须在守方有效攻击范围内加助跑才行，而且还得有准头。否则，就会扔出石头砸自己的头。

　　仍处于初级阶段的红卫兵武斗大约就和现在很时髦的“群体事件”类似。肯定有几个骨干分子，大多数人当然不是“裹挟”也不是“不明真相”而是主动参与。看热闹的和参与的人之间没有区别，形势有利时，就会参与。反之，就会旁观或者逃跑。组织及其松散，几乎没有组织，谈不上分工协同，更没有武装，抓到什么用什么。如果碰上当今的组织严密的武警，乌合之众很快就会作鸟兽散。但是，如果是旗鼓相当的对立面，武斗就变成了角力，双方都会通过各自的管道招呼本派的人，哪一派来的人多来的人早，通常哪一派就会获得胜利。严格的说，红卫兵的武斗，只是处于打群架的水平，不能算作武斗。真正意义上的武斗还有再等几个月，工人阶级介入才开始。

　　到了中午时分，形势开始逆转了。

　　这是工科中专的主义兵啊。中专附设实习工厂，更重要的是，他们是流氓的同时他们不是文盲。他们的快速反应即使是今天处理聚众上访时也没有这么利落。在最后警告：“八一八不投降，就叫他灭亡”之后，总攻开始了。

　　两辆大解放，每辆车上面搭载了一个篮球架，篮球架上临时焊接了几个横杆权当阶梯，这样就做成了一个攻城用的云梯。他们使用了化学武器—灭火器，喷出的泡沫使得那些守卫者们惊叫着从窗口退却四下跑散。主义兵们从砸碎的三楼窗户冲了进来。这个时候，兵败如山倒，我们这些人，惊恐万分拼命地冲下楼，企图逃跑。

　　到处是惨叫声，哀求声。嘶喊着的吼音往往随之最后一个“啊……”一声惨叫而消失。物体的破碎声，高音喇叭的呐喊，棍棒砸在人体上沉闷的声音充斥整个楼房。

　　我连滚带爬地窜到了一楼。一楼的北侧有间教室的几个窗户虽然被钉死了，但却是松动的。我知道从这些地方可以逃出去，问题是别人也知道。

　　主义兵们开始从三楼向下扫荡了。但是，我们还有若干骨干分子，真正的痴迷者，要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马克思的，还在顽抗，正是他们的阻击，为大多数人的逃跑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武斗之中所死的人大致有两类，一类是误伤，歪打正着；另一类就是这些痴迷者。他们真诚地相信要他们所相信的；他们誓死捍卫只要求他们忠诚的领袖；他们保卫一个他们认为是需要他们来保卫的靠专政来维系的政权；他们固执的认为只有他们是惟一的革命造反派。他们在武斗中殉难，也许是幸事，如果活着，估计也是孙东东教授所说的“神经病”。

　　如果谁要是描述红卫兵时期的“手足情、阶级爱”，那就好像是说城管不打人了一样，肯定是有，但绝对是个别现象。那间可以逃生的教室里，几个打开的窗户前，挤满了仓皇出逃的思想兵们，相互推搡争先恐后，把生的希望留给自己，把死的可能让给别人。我几次试图冲过去，都被大哥哥大姐姐们无情地给踹了回来。不知是谁，在我胸口狠狠地捣了一肘子，眼前直冒金星，喘不过气来，差点没晕过去。教室里到处胡乱堆放着桌椅板凳等杂物，我呻吟着，疼痛难忍，从拥挤在窗口逃生的人群后退了回来，蜷缩着，伏在地上，挣扎着挪动身体，躲到一个残破的桌子底下。茫然失措，无助地等待着，等待着即将发生的屠戮。多年以后，再回顾这一幕，我想，也许义和团也是如此。

　　仍然在窗口拥挤逃生的人群在逐渐减少，突然，在尚余下的人之中，发出毛骨悚然的喊叫声，循声望去，血脉顿时冷凝住，在门口，在教室门口，恐惧惴栗，狰狞的主义兵出现了！

　　很好分辨，他们是中专生，应该算是青年吧，我们这边大都是初中生，只是大孩子。这本来就是一场胜负定局的战斗，之所以抵抗只不过是“成千成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对方也是很狼狈，丝毫没有占领者的荣耀，拼搏厮杀从三楼穿过各种障碍物的楼道和楼梯并非易事。没了老师没了校工没了宪法也没了王法的小将们，为尽可能地把教学楼搞得乱七八糟而骄傲。再加上立场最坚定的思想兵们的层层抵抗阻截，冲到最后对方的差不多也筋疲力尽了。

　　我只是在电影上看到过日军冲进南京城。先进入这最后的教室的大约只有五六个人，也许是斥候，而当时我们还残留着至少有十几个个。人失去抵抗的意志只有束手挨揍。主义兵们无情地用手中的棒子痛击每一个人，除了紧缩身体抱头哀求以外，就是等待！等着挨揍！！等着轮到自己挨揍！！！满地多是桌子腿椅子腿，随手可拾。人哪，意志垮了，如同待屠的羔羊。不顾及别人挨揍，就会轮到自己挨揍，这些大哥哥大姐姐们，还有我。

　　猛然呐喊，几乎不是人类的声音，听到了木棒的撞击声和更为惨烈的嚎叫。我所等待的那沉重的一击还没有出现，我从鸵鸟姿态中从桌椅的废墟中略微伸出头，看到了，看到了我会永远刻骨铭心的场景。

　　那位女生，那位我们八一八战斗队的组织委员，不知道从哪里出现，也许是从三楼前线被迫退下来，手里拿着一个桌子腿，奋力在和两个主义兵拼搏，旁边的地上，正有一个在捂着头呻吟。血从指缝渗了出来。几乎是瞬间，那些刚才还在等着挨揍的蹲伏在地上的我们，呼啦啦奋起身来，抓起任何可以抓到的物体，加入了群殴。乾坤倒转了，他们人少，除了一个夺门而逃，几乎很快，都被打倒在地，轮到他们哀求了，轮到他们抱头哀求了。但是，没有用，胜利者的报复是严厉的，痛打落水狗是民族的美德，尤其是危险消除即使是暂时消除时。只有几下子，都悄无声息了。我至今还记得，眼镜的镜片被砸碎，一块残渣深深地刺入眼睑。

　　中国人，只要有负责任的领导，无论是疯狂还是柔弱，都会是不可战胜的。当然，如果像国府守南京那样，群龙无首就只有引颈受戮，等着机关枪突突。恨日本鬼子，更应该恨那些逃跑的将军和他们的领导。

　　组织委员拯救了我们这帮人。但是危险依旧还存在，越来越近的喧哗在表明，更多的主义兵在迫近。她制止了几个刚才还在胆怯求饶但是突然变得勇敢起来继续猛踢地上那几个已经没有生理反应的躯体的人，撤退是首选。人们依次从窗口钻出去，有人组织，比混乱显然更有效率，只是一会儿，都爬出去了。只剩下……我。

　　被战友恶狠狠的一肘子捣得我几乎昏厥过去，惊恐失常浑身颤抖，我当时大概是被吓傻了，只是呆若木鸡蜷曲在废墟的缝隙中，我听到的要比我目睹的多，因为害怕，多数时间我是在紧闭着眼睛，以为这样就可以躲避袭来的危害。


　　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教室里除了躺在地上的主义兵，没有人了。我动了动四肢，居然还能活动，挣扎着踉踉跄跄试图向窗口摸去。我看到，组织委员已经爬上了窗台，在要往下跳的一刹那，回首瞥了一眼。她看到了我，我看到了她。猛然间，教室门口哗啦一声巨响，一个半大小子，可能就是刚才逃跑的那位，拎着一根棍子又闯了回来。

　　我在位于门口到窗台的中间。他跳到我身边，不由分说凶残地举起了棒子猛击下来，我只记得我惨叫一声，由于我在往前蠕动的缘故，这一棒子打在我的肩胛骨，疼的眼前发黑金星乱冒，但是意识还算清楚，我哭喊着向窗台爬去。

　　没有致命的第二击了。我哭着呜咽着拖着腿爬上了窗台，几乎是下意识的，我回头瞥了一眼。在往下的记忆，犹如电影里的慢镜头，一帧一帧的映过。有些情节，仿佛早期黑白的默片一样，没有声响，只有缓慢的人物。我看到，两个人在对打，殊死搏斗，一个是他，一个是她。组织委员举起了桌子腿砸在那小子的头上，他险些跌倒晃动着勉强维持了身体的平衡。我看到，他慢慢地、慢慢地、抡起了手里的棒子，慢慢地划出了一个弧线，慢慢地、慢慢地落到了她的头上。我看到，棒子落下去似乎被头发弹了回来，但是从发根深处慢慢地、慢慢地渗出了鲜血，鲜血慢慢地、慢慢地涌了出来。我看到，她松开了手里的桌子腿，仰面向后慢慢地倒下。我记得，那小子也扔掉了棒子，我还记得，那小子骇异地叫喊“妈呀……”，连滚带爬向跑出门外。

　　她躺在废墟之中，我还停滞在窗台上。最后的镜头，犹如定格般萦绕。她抽搐着欠起身来，向我伸出手，如柔荑白皙纤细，上面沾满了血，别人的血和自己的血。门外传来喧嚣，主义兵洪水袭来般的咆哮，劈劈啪啪拆破障碍的声响和绝望的哭喊厮打声毛骨悚然。我再往后的印象是一段短暂的空白，最后的记忆是她那深邃的充满怨恨的一瞥。我再度恢复记忆的时，我躲在一个离开学校有两里路的烂尾楼之中，遥望曾经的学校，只见浓烈的黑烟笼罩了整个的楼房。我不知道怎么逃出来的，鞋子只有一只了，膝盖擦破了，衣服也撕碎了。我躲在一个废弃的管道中哭泣，一个小男孩，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哭泣。我不知道她怎么样，是死是活。但是我清楚，是我抛弃了她。泪水不能减轻我的畏怯和内疚，但是我所能做的只能是哭泣。

　　多少年过去了，临秋草木残，我已经接近我的人生终点了。我不愿意回首往事，但是，神祇却不会饶恕，我恐惧夜晚，不敢成眠，又回到了过去。浓雾笼罩着夜幕，黑沉沉压抑着无法喘息；永远不见太阳，只有飘忽的、森森青白的鬼火，摇曳着，时而迸裂时而迸发，勉强模糊地窥见叠嶂的山峦的鬼魅。迷雾中只能愈陷愈深，往事如同梦魇般惴惴不安。孩提时代的记忆在噬啮着心灵，愈发强烈，无法回避。良久，我感悟到这是罪恶。这种负罪感将伴随我终生，也许只有长眠不醒才能得到的安宁，也许只有死亡才会得以解脱。我常常会看到末日的祭坛，我主耶稣严厉的告诫：“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圣经》-约翰一书）我知道，我们都是罪人，生来有罪。我们是时代的罪人。

　　我的“革命”生涯结束了，随后不久随全家外迁，离开了那个北国城市。但是我永远记得我参加的第一个“组织”——“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八一八战斗队”，缘于这位女组织委员这位豆蔻女生又终结于她。我记得这句话：“二寸布票，一毛四分钱。”我自费奉献了我自己。


　　未经授权，我引用一位素未谋面而且不能见面的朋友的几句话作为本文的结束：

　　想那么一个不同的年代，
　　在那么一个非常的时期，
　　有那么一群热血的青年，
　　他们……

　　他们是坏人吗？坏人变老了？

zi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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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清风

上中下终于看完了， 重温了那段历史，谢谢。

草舍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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