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红年代中的疯狂岁月（上）

夏港

    又回到了过去。浓雾笼罩着夜幕，黑沉沉压抑着无法喘息；永远不见太阳，只有飘忽的、森森青白的鬼火，摇曳着，时而迸裂时而迸发，勉强模糊地窥见叠嶂的山峦的鬼魅。死者的阴魂纷纷从岩罅中出现，踉跄着跌跌撞撞聚拢。各种各样的人们，裸露着撕开的伤口鲜血染透了衣衫，呜咽着抽泣着含糊地诉说，徘徊拥挤在一起，又逐个地散去消失在更深沉的黑暗里。我知道我是在噩梦之中，但是我无法甦醒，直到……，直到那个魂灵的出现，我战栗着但却两腿僵硬，茫然被迫无助地凝视那深邃的充满怨恨的一瞥，那只伸出的求救的手，如柔荑白皙纤细，上面沾满了血，别人的血和自己的血，鲜血，红红的鲜血汩汩流淌，汇成了河川。


　　一、我也要造反

　　事隔很多年，这首语录歌的激昂雄壮的旋律仍在耳边萦绕，昭聋发聩的歌词记忆犹新：“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根据这个道理，于是就反抗，就斗争，就干社会主义主义！”

　　那是在六六年（1966）的岁尾，如火如荼的文化革命正在席卷全国。我那时在遥远的北国一个工业城市中上小学，四年级，还只是一名“红小兵”，但是非常渴望能够成为一名“红卫兵”。

　　那个时候，红卫兵是革命的急先锋，是毛主席首肯的革命组织，能够佩带上毛主席戴过的红卫兵袖章是无限的荣光。另外，还有隐藏于灵魂深处羞于说出口的原因，就是戴着红卫兵袖章可以免费乘坐公共汽车和抢购时不用排队。这两个深层次的诱惑是很多N零后所无法理解的，但是在那个火红的年代，人们步行十几里路上班的目的不是为了减肥而是可以节省下四分钱的电车票钱！数米而炊锱铢必较，一次四分来回就是八分，每月少说也有两元多。两元多呵，对于三十四元五角的总收入要养活四个孩子的家庭来说，那是一笔巨款，差不多相当于今天的中石化老总笑纳的两个亿。不过，有钱不等于有了一切。虽然祖国拥有原子弹氢弹导弹但是老百姓买不到鸡蛋鸭蛋。因此，人们的条件反射是，只要看到有人排队，会在第一时间冲过去排在队尾，然后再询问是卖的什么东西。最雷人的答案是：什么也不卖，我们排队在上厕所。当然，这个动机只能压制在心灵深处，对外总要找些冠冕堂皇的理由，犹如当今的发改委提高水价的理由是为了节约用水（除了白痴都知道这是缘木求鱼）或者当官是为了更好地为人民服务一样（只有傻子才认为当官不赚钱）。但是很遗憾，在红小兵中能够获得殊荣加入红卫兵的就像现在的二十九岁担当副市长一样，不知要羡慕煞多少人。

　　我所在的学校是一所“小学带帽”，就是小学附设初中，这是为了解决那批凡是右派马寅初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的为了“人多好办事”而出生的婴儿的就学问题，草草急就为了应付校舍和师资不足的无奈之举。不过，那个年代确实没有因贫辍学之事，虽然学不到什么。如今，“小学带帽”随着这代人逐渐死去，已经遗忘，再过几年恐怕只有考古了。

　　初中部有红卫兵。

　　当时，红卫兵已经开始衍生分化很多的分支了。红卫兵小将只是个统称，单纯的红卫兵已经不足以代表其先进性了，于是乎各种头衔雨后春笋般地出现了。在我们那个城市中，最先出现的区别是在红卫兵之前冠以不同的称谓，最大的有两支，一支叫做：毛泽东思想-红卫兵，简称思想兵；另一支叫做：毛泽东主义-红卫兵，简称主义兵。在成立伊始，两者之间似乎是没有区别的，都是造反的急先锋，就像时至今日，情妇或二奶在本质上很难加以区别。对此，如果一定找出两者之间的不同，那就只好大约是说，二奶是这两年才逐渐流行的新生称呼，而情妇在国民党时期的干部中间就很普及了。大致而言，前者一般的来说所受教育程度要高于后者，或者说，后者也许更偏重于真抓实干和科学实践。同样，思想兵和主义兵，在我的印象中，好像思想兵成立的早一点。应该是，在揪斗走资派的时候，前者是先动口再动手，后者在动口的同时大耳刮子就扇上去了。不过，即使是在初级阶段，通常，每个山头，就是每个学校里，或者是思想兵或者是主义兵，两者和谐共存的局面直到红卫兵消亡也没有出现过。国人特色是一山不容二虎窝里斗炕上反，即使是最革命的小将们也不例外。

　　我们学校掌权的是思想兵。

　　但是，在思想兵或主义兵内部也是有差异的，犹如改制后的国企员工，有的拿四百万有的只拿三百元一样，尽管大家都是在一颗闪闪的红星照耀之下。只要有人就会有等级差别，甭管是走资派还是造反派。

　　其中，最令人向往的是八一八战斗队，全称为：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八一八战斗队。尽管红卫兵都是毛主席的好战士，但是其中也有主力和地方的区别，也有游击队和野战军的不同。学校中大致有三种人，一类是“敌人、异己分子”被剥夺了佩戴红卫兵袖章的权力，一类是群众，只能戴笼统的“红卫兵”袖章。而第三类，则是最革命的优秀分子，根正苗红立场坚定，反复申请研究决定，才能够被批准加入，就是那个八一八战斗队。打个比方，好比是国军中张灵甫将军所率领的七十四师（这个比喻好像有点不恰当，呵呵）。当时，红卫兵番号繁杂，就我记忆所及，还有九一二先锋队、五一六战斗队、井冈山战斗队等等。这些红卫兵之中的战斗队先锋队是王牌中的王牌流氓中的流氓。

　　现在回顾红卫兵运动，起作用的还是集中在京城省城的大中专院校。下面的中小学中的红卫兵基本就是“屎壳郎跟着屁哄哄”瞎胡闹而已。不过，大学和京城还是很遥远的地方，在四年级的小学生看来，就和登月一样。设法加入初中部的红卫兵，才是最现实的梦想。

　　不过，初中部的大哥哥大姐姐们对我们却是不屑，他们正忙于破四旧立四新，毫不理会在队部（占用了一间教室）外虔诚而又焦急地拥挤在一起这群小嘎子，很粗鲁地、很厌烦地驱散我们。那个阶段，要想办事达到目的的办法不是请客送礼更没有什么“性贿赂”，只有自残，保持稍息站在门口，向每一个人敬礼挥动手中的毛主席语录致以无产阶级革命的战斗敬礼。这种情形持续了好几天，小嘎子们逐渐散去人群规模在缩小，最后只剩下我，执拗地坚持在门外，免票挤公汽和不用排队，对于我的诱惑实在是太大了。

　　终于，天道酬勤，成功往往在坚持一下的努力中。终于，有一个人注意到我了，后来我知道，这是八一八的组织委员，招手让我进来。我拖着麻木地双腿，挪进了教室，以想象中的革命军人姿势立正，尽可能地快地蠕动着僵硬的腮帮子诉说我的坚定决心和革命志愿，这是我一生中不计其数的无奈请求的开端，其中的诀窍在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说尽可能多的话，因为，你所诉求的人的时间肯定是宝贵的，而且很有可能一旦错过这一次，你会永远没有机会再说话。说的清楚与否逻辑是否严谨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态度，是让对面的领导感悟到你的决心或者悲惨，是否能对你的哀求略动恻隐。之所以说话速度快是因为人微言轻，怕一旦被打断就没有机会再说了，所以不得不在有限的时间里尽可能地表达更多的意思，说话含糊吐字不清那是心里没底没有把握。但作为领导就不同了，他有的是时间让别人把他的话听完，年纪稍大的人可能还记得“文革”期间“副统帅”的讲话，一个声音颤威拉长调的“同……志……们”，半分钟就过去了，在此期间绝对没有一个人敢吃豹子胆不耐烦地离开。总的来说，官当得越大，说话速度越慢，这是成反比的。

　　眼下的组织委员像以后我所遇到的所有的领导一样，疲倦地甚至有几分厌恶地打断了我带有哭腔的请求。我当时对于我的革命热情所受到的冷遇感到差异，但是多年以后当我一度兼顾信访时，我体会到了当初的组织委员的处境。天天面对同样的哭诉，无论你怀有多么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也会消磨殆尽。组织委员几乎是怜悯地告诉我，小学生，还小，只能参加红小兵。我立即反唇相讥，不服气地指出在红卫兵中的某某们也是小学生。

　　他们是留级生，嘿嘿。

　　我无语，但是立即，而且这个立即是以后从来没有在法庭辩论中临场发挥的立即，马上为自己找出了辩由：刘胡兰十六岁就为党牺牲了！潜台词：虽然年少依然可以造反。

　　轮到对方无语了，沉吟良久。我不失时机的（唯一的一次快速反应）掏出早已写好的申请书，具有时代的烙印是，落款姓名是咬破手指头用血写成的！不过，那个年代，写血书就和今天的孩子们写情书一样司空见惯，要是我说会引起对方的震撼，那就是年轻一代的瞎编了。

　　结局是，草草地在一本数学演草上记下我的姓名班级和最为重要的出身等，就算是同意加入了。然后，拉开柜门，从堆满各种笔墨等杂物的柜中，找出一个袖章，一个我所望眼欲穿梦寐以求的“毛泽东思想-红卫兵 八一八战斗队”袖章，扔给我：“二寸布票，一毛四分钱”。记住这句话，这句话我记了一辈子。红卫兵造反是要自己买袖标的！我喜出望外，连忙从裤兜里掏出早已准备好的用大字报纸包裹着的钢镚和布票，钱是我饿饭一周早餐的钱，布票是我偷家里的。和现在的所谓“自愿者”动辄要求补助相比，当年居然得自己购买红卫兵袖章是无法理喻的，是无法理解那一代人的狂热与愚昧。组织上肯接纳我，肯让我为了事业去死，就是对我的最大信任最大鞭策，无论是掏钱买裹尸布还是袖章。

　　我终于成为了一名光荣的八一八战士了，可以炫耀自己的袖章，也可以直接参加破四旧或揪斗走资派、黑五类、牛鬼蛇神、反动学术权威、反革命、坏分子等革命行动了！

　　那位组织委员是个初二的女生，那年大约十六岁。四十多年弹指一挥间，所留给我的印象虽然无法消除但是已经模糊。那个年代，人们的思想统一，着装也统一，好像外形也差不多，至少在我看起来所有的女生都差不多，都是列宁装或者绿军装，都是齐耳短发，都要戴一顶军帽或是仿军帽。“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之类，在那个疯狂的岁月中绝对是活靶子。而“温婉如水、脉脉含情” 大约就是反派人物的代表。走在社会主义的康庄大道上可以昂首挺胸，但是女性曲线耸乳房毕现恐怕就是“资产阶级”了。而且，男女之间除了“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之外，几乎没有公开的往来。努力回想这位组织委员音容笑貌，好像就是冷冷的一句话：“二寸布票，一毛四分钱”。


　　二、革命无罪，造反无理

　　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

　　反正不上课了，非常兴奋的每天出去“破四旧”，兴高采烈地捣毁那些封资修的黑货，到处去刷标语贴大字报。只不过我是个尾巴，只是摇旗呐喊高呼口号，动手的事是轮不到我的。可是仍然非常自豪，把自己溶于一个集体，为了防修反修为了千秋万代永不变色为了美好的共产主义明天，会觉得自己是在拯救世界会有气势非凡的感觉。用更加的疯狂来表达自己的更加坚定，在那个火红的年代表现的淋漓尽致。现在还能追寻的记忆就是极度的兴奋和亢奋，破坏而且不用负责并且会受到上峰赞扬的破坏，是很惬意的，无论是对于占领南京的日军还是对于红卫兵或是义和团！虽然饿着肚子，虽然喉咙嘶哑疲惫不堪，但是看到那些苏军纪念塔之类轰然倒下或者那些牛鬼蛇神之类战战兢兢低头认罪，胜利的喜悦会冲淡所有的劳累。

　　我很贫穷，我们都很贫穷，无论后人或是外人怎样评价，怎样痛诉，有一点应该是共识：我们都不是-贼！抄家也好，破四旧也好，总会收罗到众多的战利品，包括我和我们见所未见闻所未闻没吃过没用过没穿过的，但是，都是自觉自愿规规矩矩的上缴了。自己从来没有私藏任何一点，包括金条。我一生中第一次接触真金白银。还是在某次抄家之后，大约有十几个金条和一包银元，携带战利品这种苦差事是没人愿意干的，我最小最好欺负，于是就责无旁贷地落在我的书包里。一个小学男生的书包，是杂物充斥肮脏混乱的。回到学校后，随手掏出来扔到那个装战利品的破木箱中，转身就回家，直到大约十几天后，偶尔一次清理书包的时候，才发现居然还在书包内隔层破洞中夹杂了三个金条！没有登记没有记录没人督促更没有纪委之类的检查，全凭着阶级觉悟，我次日又扔回了那个破木箱。人心不古，同样的情节现在恐怕就只有在科幻小说中描述了。那个时候造反，估计就和当年的红军打土豪有点类似，受到冲击的总是高门大户或是殷实人家或是官宦名人，穷人有一万个不好，但是至少在最疯狂的文革期间凡是“固穷”的即使不是君子而是历史反革命，受到的迫害似乎也比那些“不穷”的要少。孩提时代的印象最令人痛恨的大约是两种人：级别较高的革命干部和公私合营后的资本家。

　　那是工人工资都很低，虽然是八级工资制度，但是除了少数“大跃进”期间被评为高于三级的级别工人外，大多数都是二级工，师傅是二级，徒弟也是二级，甚至徒孙也是二级的现象非常普遍。二级工，有地区差，在我们那个城市，大家都是三十四元五角，没有奖金。但是，干部，普遍很高，县团级大约是一百四十元，营科级干部也有九十元。这点差别在现在看来几乎算得上是廉政模范了，但是也足以招致更为贫穷的工人的忿恨了。今天有很多高干子弟的回忆录哭天抹泪诉说自己的委屈，但是从来没有人认真地考虑过为什么会如此。工人的孩子瞪眼看着干部子弟（当然不是高干子弟）吃饼干，馋涎欲滴，就像如今看着董事长的孩子飙车保时捷一样。不过相对应的，人们最恨的还是那些依旧过着“好日子”在公私合营过程中因赎买政策拿股息的过去的殷实的民族企业家-资本家。虽然风光不再，但是船破有底，对于很多像我一样的我们来说，第一次进入小洋楼、第一次踏上木质地板、第一次看到落地钟、……很多第一次，大约都是在造反抄家时经历的。

　　愚昧总是和贫穷相伴，而贫穷所产生的愚昧使得人们轻信的许诺而赴汤蹈火慨然赴死，去保卫并非是自己的利益，去攻击对自己并无仇恨的敌人；毕竟，对于上帝和上级来说，允诺死后进天堂比许愿活着的时候吃上“土豆烧牛肉”要更容易兑现。

　　在抄家过程中，最深的印象是去那家气势最宏伟的北欧风格的别墅“破四旧”的过程。不知道那是个什么人家，但是可以肯定是一个大家。之所以印象深刻是因为在那个中空的客厅的墙壁上赫然画着光屁股的西洋女人。若干年后，终于明白那不过是《皮格马里翁》仿品而已。但是当时公开的裸体即使是油画，已经就可以构成大逆不道了，靠脱光衣服在业余摄影家面前合法谋生还要等到“死不改悔”的邓小平死后若干年。激昂的口号之后，油画被泼上了墨汁。博物架上的瓶子罐子古董之类被敲击的粉碎，那些发黄的绢帛仕女图和山水画还有线装书等，被从各个角落里翻了出来，胡乱堆积到别墅前的庭院中，点火焚烧，黑烟连同灰烬在欢呼声中升入云霄，遮天蔽日。别墅的玻璃，因为有雕刻的图案，也被认为是封资修的东西，被无情地敲碎。老先生应该是别墅的男主人，大约就是我今天的年纪，被剃了个阴阳头，被迫穿着一件过去的长衫，缎子的长衫，低着头，向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请罪！向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我们的林副主席请罪！

　　具体的过程都几乎淡忘了，但是有个细节还很清晰。在楼上楼下的折腾过程中，我跟着几个初一的哥哥姐姐们闯进了大概是储藏间，其中发现了若干标有外文字的铁盒子，撬开以后，居然发现是液状的东西。特务的毒药！阶级斗争的弦立刻紧绷起来，小将们大惊失色惊咋起来，失手扔到地上。记得非常清楚，旁边的大约是女主人，她紧绷的脸上微微浮现出一丝几乎是嘲弄的苦笑，但是转瞬即逝。她捡起来，轻轻地啜了一口，默默地递给了……我。这是阶级敌人，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几乎是下意识地接了过来，也仿造她的样子，喝了一口，我不怕死，早死早托生。甜甜的，味道好极了。我又递给了周围的战友，就像上甘岭坑道里的志愿军分吃苹果那样。每人喝了一口，然后悄无声息地走了出去，外面依旧如火如荼。现在我知道，这叫炼乳，超市里有卖的。

　　第二天，我们又去了，这次是要揪斗到我们学校去开批判会。但是当这支排列整齐的队伍高唱着“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要横扫一切害人虫 ，敢批判敢斗争，彻底砸烂旧世界，革命江山万代红”的来到这个欧式别墅之前的时候，前厅门洞开，歌声却戛然而止。我们看到，女主人坐在门槛上，手里拿着一个炼乳的罐头，雪白的乳剂洒满了前襟，地上滚落着一个药瓶，不知名的药片散落一地。她仰着头无助地靠在门柱上，她死了。男主人的尸体悬挂在那硕大的吊灯下，像客厅角落的大落地钟钟摆那样轻轻地晃来晃去。

　　墙上，在那个被涂抹了墨汁的西洋油画上，写下了五个触目惊心的大字：毛主席萬歲！那是繁体字。这五个大字是用血写成的，男主人的鲜血。他割破了自己的左手腕，人竟然会有这么多的鲜血。墙壁上的字迹未干，顺着墙壁，由于重力的影响，形成了众多的垂涎。随着男主人身体的摆动，左手腕渗出的残余血迹，在地板上勾画出一条又一条匀称的椭圆线。

　　这一幕永远在我眼前晃动。有时我会扪心自问，我们有罪吗？我们是响应毛主席的号召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而造反而革命的。我相信，这位老先生也深知这点，但是，为什么在临终时依然还怀有最后的虔诚，用自己的鲜血写下：毛主席万岁呢？思索良久，不得而知。直到多年以后，剃人头者人亦剃其头，命运的报应也轮到了我。

　　按照某个陛下的愿望，为了鼓励私营经济发展，为了让一小撮人先富裕起来，就要对国企进行改制，产权明晰到少数人。要让职工买断工龄，下岗待业。虽然国企效益低下从来不是职工的过错，但是为了企业的发展就要职工做出重大的个人牺牲。虽然民怨沸腾，虽然哀鸿遍野，但是，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众人的一片狂躁之中，我格外清醒。我知道，这没有任何用处。无论是上访还是“闹事”，都无济于事。因为下级的反对而改变上级的主意那是白日做梦，所能做的一切只是祈祷天赐另一个上级来纠正前一个上级的荒唐行为。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当年老先生会写下“毛主席万岁”，时空轮转，今天只不过是另一批红卫兵来革我们的命罢了。如果我们依旧选择不了由谁来代表我们，那就只有逆来顺受保持忠诚。之所以“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那只是因为君主不需要选票，他可以为所欲为来实现自己的伟大理想，即使是为了伟大的祖国，可以毫不顾忌任何人，任何人都可以被抛弃被践踏，更不要说下岗。

　　最后一次党政联席例会。我们暂时还是共军，最讲究官职高低。在严格地排序后轮到我发言，最后一次发言，和与会者的痛哭流涕或者慷慨激昂不同，我只提出了一个问题，平静地提出最后一个问题：今后的党费怎么缴纳？说这话的时候，我仿佛又回到了孩提时代，我仿佛重又看到了那位老先生，在硕大的吊灯下晃动着。墙壁油画上的“毛主席万岁”还是那么鲜红，鲜血还没有凝固，还在缓慢地流淌。

　　我知道我和他一样无奈和无助，惟一的区别是他选择了上吊而我选择了……上网！

碣石清风

看着有些乱呢，那么多数字怎回事？重新再排下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