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火年代中的疯狂岁月（中）

夏港

三、大串连，红卫兵不怕远征难

　　已经很难向年轻一代解释清楚“大串连”了。这是人生既滑稽又苦涩的一幕，真正具有中国特色，与国际无法接轨，也无法与时具进。琢磨良久，好像勉强有点和现在时髦的“公款旅游”沾点边吧，但是不完全一样。

　　两者之间的区别至少有两点：一是大串连所花的公款是毛主席的钱，没有回去报销之说。只要是凭着红卫兵证件就可以免费乘车，各地都建有“红卫兵接待站”，可以免费住宿吃饭。二是绝对不舒服，和今日的公款旅游天壤之别。火车的拥挤是骇人听闻，对比起来，如今的春运就是舒适奢侈了。曾记得车厢内连行李架上、座椅底下都塞满了人，座椅上没有人坐着，为什么？都得站起来，减少空间。车厢就是铁皮围拢着竖立的人体，如同如今的鱼罐头。至于吃的，定量，以饿不死为原则，当然也有聪明的，到各个接待站去就餐，就像今天的领导应酬一样，一顿饭我们吃过六个地方（当地就六个接待站），总算得以体会一次“吃饱了撑着”的感觉。不过和公款旅游相比，也有两点相同，一是目的都是相同，那就是工作需要，为了革命；二是都是上级批准，大串连是中央当时发了个《9.5通知》，公款旅游肯定是经过核准的，否则，回来怎么下账啊。

　　穷人家的孩子命贱，哪像如今的崽子们娇贵，苍蝇打一翅子都要哭几声。过去，讨饭娃为了两个窝窝头跟着八路参加革命，而我只要是管饭，就蚂蟥般地叮在初中的哥哥姐姐们后面到处流窜……串联。不过，好时光很快就过去了，前后不过半年时间，仍然意犹未尽，还盘算着再去祖国的哪些大好河山去煽风点火时，大约快到六六年底，中央发话了，说是要暂停，待到明年春暖花开时再进行串联，不过真到了山花烂漫时，层峰却决定停止串联，无情地断了大串连的经济支持。这很使得我们这些满怀希望的小将们感到惆怅，感到……说了不算，言而无信，当然这些只敢在心里嘀咕。岂不知上级出尔反尔言而无信是惯例，即使是红头文件也罢。不过很多年后，我们大家才真正领悟到“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的威力。虽然不再免票了，但是当时仍留个尾巴，说“毛主席支持步行串连，来年要徒步大串连”。于是乎，我们学校以八一八为首，像今天的户外活动一般，打起背包就出发。目的地，毛主席的住宅，北京。

　　先说三个不常用的词汇。这三个词汇，时至今日恐怕知晓的人寥寥，亲历过的人死一个少一个越来越少了。就是“打地铺”、“大通铺”和“打通铺”。

　　以前哪有什么“标准间”的概念啊，至少对于非高干的草民阶层是天方夜谭。高档一点，一个大房间摆上十几张床，这已经很豪华了。即使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出差在外与南来北往的同性客商同居一室也是很常见的。在我们大串连期间，基本没有睡过床，就是简单的在会议室或教室里以中轴线为界，南北分开，用砖头或者木板直接在地面上排成相对应的两排大铺，就寝时人们依次排开，倒头就睡。所以那时有句话我记忆犹新，叫做“在家靠娘，出门靠墙”。排铺位的时候能够被排到两端是最幸运的，至少你可以面对墙壁默默地想心事，而不用看着任何一方的脸色。据说，在某些民工宿舍和老少边穷的地区的学校里，还有“打地铺”和“大通铺”的现象存在，这很令人难过。

　　至于“打通铺”那对于现代人就更难理解了。计划经济时代，铺的褥子和盖的被子都是要凭布票才能配给，而且孩子多，工资低，穷，顾得上糊口就无暇铺盖了。很多人家，家里最多就是两铺两盖，一间房，两铺炕，妈妈领着姊妹们住一铺炕，爸爸带着兄弟们住一铺炕。真不知道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没条件也要上，还能增长那么多的人口。条件稍好一点的人家，孩子们可以有自己的被子，为了都能伸开腿躺得下，兄弟之间便打通铺，就是现在港台A片那种69式。一颠一倒，一个被窝睡两头。为了节省衣服磨损，通常都是脱光身子钻进被窝。北国的冬天，朔风吹雪花飘，室内墙壁都结满了冰霜，被窝里冰凉似铁，好在我们都习惯了，咬牙钻进去颤抖一会就好了，捂热了也蛮舒服。虽说手足之情，但是免不了睡毛了，互相争扯，常常夜半醒来，发现自己居然袒裼裸裎，于是乎，自觉不自觉地踹上兄弟一脚，以示报复。长夜酣梦，最甜蜜的梦总是梦见自己有了自己的被窝。不过，真的有了自己的被窝的时候，却盼望着能有人与自己同衾共枕。人心不足蛇吞象，人哪，就不该心想事成。

　　参加长征--——徒步串联的条件很简单：凡是参加的人必须自备行李。基本都是两人组合，一人一个褥子或是一个被子，同时具有被褥者，寥寥无几。不过，就是这个基本条件使得很多热血沸腾的小将们的心冷了，因为很多人家都抽不出来哪怕是一床多余的被子。所以，最后成行的只有大约二百人。

　　我们上路了，晓行夜宿，我不过是个小尾巴，天塌下来有长子顶着，我只是跟着走跟着吃跟着睡而已。好在各地都有接待站。那个时候，还没有现在这么多的诈骗犯，人们都很单纯，甚至有点傻，只要是说我们是毛主席的红卫兵去串联闹革命，就可以免费吃免费住，吃是大锅饭住是大通铺。我们好像是沿着与铁路并行的公路转进，沿途的路过多是屯子（那时叫大队）和镇子（那是叫公社），人们热情，比前期到京津沪这些大城市的接待站好多了。至少，吃的问题不定量，管饱，还给准备干粮。只不过，徒步行军可不如当今远足那么惬意，头几天人们还精神，但是三天以后就拉开差距了。清晨出发时，有人赖在地铺上不起来，说是一会再追上大队，其实是开了小差。还有的，走着走着掉了队，顺势当了逃兵。后来路过一个较大点的火车站，又有一小股集体离队，扒火车向后转了。到了周末，就剩下半数了，如同长征时突破湘江的红军一样。后来，也如同红军的三湾改编或遵义会议一样，在一个我不知名的屯子小学校里召开了全体会议，自然也是整顿革命队伍坚定斗争信心。别人都在激烈的争论或是争吵，大概的焦点就是向前走还是向后走的问题。我的意见等于零，更不需要我的表态，这点自知自明我还是有的。既然与己无关那就只有是漠不关心的了，于是，我偷偷地拿出早饭私藏的一个苞米面大饼子，躲藏在人群的最后面，一小口一小口抿着咂摸着滋味，没有化肥没有污染的植物特有的芬香沁人心脾，令人陶醉，不觉中，就像过去停课闹革命之前上课时那样，悄然在课堂上入睡。但是等我猛然一激灵甦醒时却不觉骇然，教室里显得空空荡荡，开会时的那百十号人居然又只剩下半数了。

　　那位女组织委员正在与其说慷慨激昂地倒不如说声嘶力竭的在发表演讲。当时她是领导人，现在回想起来，虽然不是N代核心，但地位差不多等同于遵义会议后的三人团之一。她讲什么，都记不得了，无非是要把革命进行到底、把牢底坐穿或是把长征走完之类的，以及党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或者留下的光荣逃兵可耻，等等。这时，我才懵懵懂懂地感觉到大概就和三湾改编一样，那些意志不坚定的分子们走了，往回走了。还留下的，是要向着共产主义继续前进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的。咳、咳、咳，要是这是真的长征，我打盹一小会，可就是人生一大步啊，咱现在也能闹个离休老干部了。那时还小，只能是随大流，无论是那个大流。既然回返的已经开拔了，我就只有死心塌地的跟着往前走了。但是接踵而至的一个问题，一个突兀的困难，摆在了我面前。克服不了这个困难，我就无法长征。

　　与我打通铺的那个小子，带着他的被子，跑了！

　　也只有穷人才容易闹革命或闹事，才会一条道走到黑。剩下的人之中，尤其是男生，几乎都是一铺或一盖。没人愿意和我组合，他们也许怕我尿床，更为关键的是，他们的搭档都还在。那个时候差不多是岁末了，北国冬天的寒冷用不着我来胡诌。用作宿舍的学校教室里，或在墙角或在地中央，可能会有一个半死不活的煤炉子，有气无力散发着一点热气，但是，到了下半夜都毫无例外地会熄灭。有时早晨起来都开不开门，因为门被室内人体散发的热乎气所冷凝的水给冻结了。没有被子，绝对是无法前行的。我哭了，几乎泣不成声，呜咽着报告了我的难以克服的困难，痛骂那个带走他自己被子的逃兵，连累我也无法继续革命。

　　全场默然，这种寂静好像这一生就经历过两次，另一次是在毛主席逝世后的悼念大会上的默哀。这是个无法逾越的鸿沟，谁都没有办法。大家几乎都是打通铺。又回到了井冈山时期的选择题：一副担架两个伤员，必须要牺牲掉一个。

　　沉默良久，僵局打破，组织委员开口了，让这小子跟我睡。

　　对比起我们这些领导阶级—工人阶级的嘎小子，组织委员也许是军队子弟，只有她才有一套真正的军服和军帽和武装带。但是，多年后无从考证。她好像是惟一铺盖双全的。

　　一锤定音，就这样，在以后的长征途中，我就和她挤到一块了。回顾我的职业生涯，肯定有过异性上级，承蒙上峰恩典，共进午餐或把酒言欢或舞池漫步之事，肯定是有过。但是，与异性领导伴眠，就此一件，绝无仅有。

　　与年轻的异性同榻同衾抵足而眠，听起来恐怕要使得很多意志坚定的人肾上腺激素卯劲待发，会“感觉到那热烫的勃起”，但那不仅是亵渎而且也是严重与事实不符。只有那些蹿红的网络作家才会如此联想以吸引坐怀不乱的柳下惠们的注意力。但是当时我更年轻。迄今最大的与时俱进是，花季少年“情窦初开”的年龄越来越早了，而且社会对此也愈发宽容。此时彼时，那个时候兄弟姐妹多房子狭小，隐私很难可以隐瞒，一大家子人挤在一铺炕上是平常事，司空见惯之事少有好奇非分之心。 再者，徒步长行的最大敌人是：疲乏劳累。

　　估计当时就是每日行程不过四五十里而已，队伍中有几辆架子车，就是人力车。行李都扔在车上，男生轮流拉车。非常疲乏的人也可以坐一段车，但当时大家觉悟都很高，宁肯一瘸一拐，也不愿意坐车。对于我来说不过是背个书包最多装上点自己的干粮，这就是全部负重。但是，即便如此，在开始的兴奋劲过后，就非常疲乏。累，非常的累。只要有机会躺倒，就会立刻昏沉沉地酣睡过去。

　　现在《女生宿舍》会是一个靓点，如果放在网上可能会增加许多点击，但是对于我所亲历过的来说，只能是灾难性。

　　几十个女生挤在一个教室里，大通铺，几乎人挨着人。偏偏这位组织委员还要模仿战争期间的政委做法，总是把自己（连同我）排到靠门的位置，这是最糟糕的位置。其原因，我马上就会提及。

　　长时间的行军，狼狈不堪，破衣烂衫不会收拾就和叫花子差不多，蓬头垢面邋里邋遢，个个都有虱子，头发长期不经梳理结成了硬壳，像头盔一样，就连洗脸刷牙也被省略掉了，全是一色的黄板牙，那个年代，这是革命的标志，虱子越多越革命，我的最后一个虱子好像是在大学阶段才和我拜拜。我们只是走路而已，天上没有敌人的飞机扫射，地上没有大炮阻拦，就是走路，都如此困顿窘迫。回想当年真的红军，应该是尤为惨烈。所以后来看那些主题大片，说的是过去的战争岁月，前辈们坚持斗争的时候，依旧衣着光鲜飒爽英姿，尤其是女主角，个个明眸皓齿，肤如凝脂一头乌黑靓丽的青丝，武装带扎出小蛮腰，半遮半掩撩人曲线毕现令人怦然心动……深深为编导演的无知而羞愧。不用说边行军边打仗，只要让那些小妞们连续走十天睡地铺不洗澡，再这么演前辈，自己都会不好意思。不过，好在中国的电影大家都知道只是瞎编乱演，都不会较真，闭眼看呗！

　　我们这伙人处于青春期，内分泌旺盛，加之成天走路又没有条件洗澡换衣讲究个人卫生，白天还好，外衣裹着，挡住寒冷的同时也阻挡了内部气味的扩散。但是，到了夜晚，脱去外衣（的确没有裸睡的），解放了束缚的同时也放出了各自的蕴藏的压抑一整天的体味，鞋袜内衣等和每个人的身体都散发着浓烈的混合型气味，令人窒息。不过，大家既然“臭味相投”彼此就“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了。问题是，靠着门，清凉的冷风拂过，会唤醒麻木的嗅觉，反复回来，就会觉得室内气息作呕。夜半撒尿（组织委员几乎每到夜半时分就会把我蹬醒）在再度沉入梦乡之前，充耳所闻的是室内各种排气的声响，就是放屁。食物粗糙，肠蠕动增强，因此产生的气体就多，不像现在，饮食结构改变，食不厌精，排气减少，以至于便秘成为司空见惯。穷人屁多，富人话多，一般地说，穷人有放屁的权利富人有说话的义务，这是食物所决定的。记得当时，有的像男生般的以高屋建瓴的气势轰然作响；有的如后来的情歌一样悠长，最后还像帕瓦罗蒂那样陡然拔出个高八度；还有的干脆利落，一下崩开了事。最恨人的是那种暗暗地悄无声息的偷排出浓烈的气体缓慢地蔓延到全屋，直接熏得要晕死过去。这些就是我对于女生宿舍的感受。

　　多少年过去了，偶尔有机会陪同来检查工作的上级或接待业务往来的商贾时，官场惯例或商场酬酢，丰盛的酒宴觥筹交错之余，总要安排点余兴。此时，“奥巴桑”（亦称“妈眯”）就会不失时机的笑眯眯地领着一群花枝招展的“小姐”们来兜揽生意，洗脚SPA桑拿按摩。当然与此同时是否按照“胆子要大，步子要稳。深入实践，科学发展”的原则办事，那就要看个人的理解能力和精力能力了，有统一部署无具体要求。望着这群稚气尚存可深谙世故的花魁们，总会浮现那些女生。当听到委婉地介绍各自的擅长提及某某小姐虽然年少，但是非常具有“女人味”的时候，我会突发难以抑制的作呕的生理反应，逃席而去，都说我喝高了。

　　这也许是对于某种心理创伤的应激反应，我无法面对现实，无法与时俱进。条件反射般只要“奥巴桑”说道某某花季少女具有“女人味”，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出现胃痉挛。就会立刻回味到那冰冷的教室，惨白的月光照耀下模糊不清的人体，梦呓、磨牙声、鼾声和……隆隆的屁声！就会感受到浓烈的几乎窒息的众人人体散发的体味和排出的饱含浓浓的氨、吲哚和硫化氢气体的味道，无论服饰体型有多么翻天覆地的变化，气味和气体没有变，无论选美是否拔得头筹，生理活动依然如旧。这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也许是无法克服的棘手难题，只不过人们都愿意宣扬正面而刻意回避丑陋而已。

　　同僚们都很赞赏我，带有恭维或讽刺地说我是最后一个布尔什维克，没条件不上，有条件居然也不上。但是，我清楚，这是精神疾病，孩提时代的精神创伤诱因导致神经系统功能紊乱，逻辑倒错性思维，意志障碍原发性妄想，属于是精神分裂症的特征性症状。有病。

　　不过，话说回来，这年头，有钱不贪有妞不干，也就是有病。

zizh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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碣石清风

特殊的年代特殊的环境通过特殊的语言再现，心里就有了特殊的感觉，或惊异或悲哀或发笑。譬如那段关于排气的描写就令人忍俊不禁。今天看到这样的文字有些意外，随着文字重温那段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