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明然 于 2017-7-25 09:04 编辑
“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之由来及现状 詹幼鹏 明然 一 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如今在余明然先生的积极参与下已渐成气候，特别是在他独立创办大型会刊《鄱阳湖文学》之后，形势已变得蔚然大观，这是值得庆贺的事。但余先生不忘初衷，不想居功自傲，曾经多次约我写一篇与该会有关的文章。我思忖多时，觉得还是写一篇为好：一来可以正本清源，二来也算是对往事和故交旧友的一种缅怀吧，于是就决定写一写这个研究会的“由来”。 “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前身是“鄱阳湖文学社”。 鄱阳湖文学社于1987年秋成立，并在县民政局注册登记，距今已整整三十年了。但想到当时成立的情景，我还记忆犹新。 当时的发起人是董晋先生和张一瑛先生。 成立时的成员共8位，他们分别是：董晋、张一瑛、杨廷贵、杨喜平、李险峰、曹达福、詹幸生、詹幼鹏。 ——尤为可惜的是，这八个人当中已经有张一瑛先生、杨廷贵先生和詹幸生先生三位故交，先后永远地离开了我们——在这里，我除了要对他们表示深切地怀念之外，还要尽己所能，通过这篇文章，客观地再现鄱阳湖文学社创建和发展时的那段艰难历史，以彰显他们三位对都昌县当代文学事业所做出的贡献。 鄱阳湖文学社成立的背景很偶然——当时，在都昌县有一个鄱阳湖诗社（现在好像是改称“鄱阳湖诗词协会”了），是一个由老年人和退休干部组成的文学社团。据后来我们得到的信息是，董晋先生当时是鄱阳湖诗社的成员之一，他在社里很活跃，经常和外县的诗友开展交流。有一次，修水县的老作家匡一点先生给鄱阳湖诗社寄来了一封信和一些诗作，信封上赫然写的是“董晋社长收”。因此，当这封信以及这样的字眼出现在鄱阳湖诗社办公桌上的时候，自然在诗社内引起了一片哗然。原因是董晋先生当时并不是鄱阳湖诗社的社长。于是，非议之词就自然不少。在这种情形之下，董晋先生便离开了鄱阳湖诗社。而后，他找到了张一瑛、杨廷贵和我们这些当时在县城小有影响的文学青年，提议创办一个鄱阳湖文学社的构想。上个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正是“文学热”时期，我们这个小县城当然也不例外。于是，我们这些人就一拍即合，鄱阳湖文学社算是成立了。 鄱阳湖文学社当时的办公地址，是设在都昌县农机厂的仓库（现在已经拆除，盖成了“景程新天地”小区），直到后来的好长一段时间里，鄱阳湖文学社的牌子还是挂在那里。因为当时张一瑛是县农机的仓库保管员，后来又承包了那个仓库，所以那里就成了文学社办公聚会的地方。仓库里面很大，平时除了一些开拖拉机和小货车的司机来买买零配件，基本上也没有什么人来往，便也很安静；同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在这个仓库里总能找到一些酒来，全都是一些想讨点便宜的司机们送给张一瑛喝的。可张一瑛本人又不喝酒，他就东丢一瓶西丢一瓶的滚在地上，经常让杨廷贵和我们给寻了出来，就着花生米、猪头肉来大快朵颐。 文学社成立了，决定出版一份铅印4开4版的《鄱阳湖》文学报。当时的分工是：董晋任文学社社长，张一瑛任《鄱阳湖》报主编，杨廷贵和我任副主编。八个人全部为《鄱阳湖》报各版的责任编辑，两个人负责一个版面。现在我只记得杨喜平和我是第一版的责任编辑，其他各版的就记不大清楚了。 《鄱阳湖》报创刊号的刊名是钱昌照先生书写的“鄱阳湖”三个字。钱昌照先生当时是全国政协副主席，全国诗词协会的会长。“鄱阳湖”三个字是董晋先生请他写的。《鄱阳湖》创刊号是在当时的都昌县印刷厂铅字印刷的，四版都套上了浅绿色，象征着浅绿的鄱阳湖水。刊头和里面的插图均出自杨廷贵之手。报纸出版后，一片淡淡的绿意，图文并茂，看上去很舒服，也很和谐。 这应该是都昌有史以来，最正规的一张民间文学小报。后来，文学社在县民政局登记备案了，并且向九江市有关主管部门申请了一个“内刊号”（赣九内出87001号）。这个“内刊号”直到今天还一直在用，薪烬火传，一直断断续续沿用了三十多年。 鄱阳湖文学社当时的主要文学活动，就是办好《鄱阳湖》文学小报，另外就是结交有文学爱好的社会青年，指导他们搞搞文学创作，或者是到一些中小学搞搞文学讲座，对都昌县当代文学事业起到了一个推动的作用。 从第二期开始，《鄱阳湖》文学报的刊名就换成了贺敬之先生的手迹。“鄱阳湖”三个字是用毛笔写的行楷，竖写在一张二寸宽的宣纸条上，也是董晋先生请贺老写的。贺老当时是文化部的副部长，又是大家比较熟悉的作家和诗人，能请到他亲笔题写的刊名可真不容易，由此也可见董晋先生是下了一番狠工夫的。不过当时把钱昌照先生的字换下来，我们都觉得有点不够意思。于是在1988年钱先生逝世时，大家就在《鄱阳湖》报上写了一些纪念性的诗和文章，表示内心的悼念和歉意。 《鄱阳湖》文学报是不定期出刊的，办了四、五期之后就面临停刊的窘境，原因不是政治问题，而是经济问题。文学社刚成立时，经济来源主要是依靠张一瑛个人提供。那个时候出版一期报纸，光印刷费就要三四百元，还要向外邮寄的邮费。当时邮寄不是按“印刷品”计费，县邮局是按超重的普通信函计费，邮寄一张报纸就要一元六角钱。结果每出版一期《鄱阳湖》报，总的开支少不了五六百元。要知道，那可是三十年前的人民币。结果几期下来，张一瑛也不堪重负了。 大概坚持了两三年，为了让《鄱阳湖》报能支撑下去。社长董晋就提议，谁搞到了钱，谁就当主编。这时，就有个叫做陈永林的文学青年自告奋勇出来当这个主编了。陈永林这个人当时虽然是个社会青年，但对文学非常热衷，也很有才华，更有运作的谋略，结果他就出钱当了几期主编，出版了几期《鄱阳湖》报。后来我私下问他这钱是怎么来的。他悄悄地告诉我说，是靠“卖版面”得来的费用——原来，他把《鄱阳湖》报的第二、三、四版3个版面都卖给那些想发表文章的作者，一个版面收人家一百块钱，那些想发表文章的作者就可以发表一整版的文章。这样每一期他就有了300元的收入，然后留下一个版面来发表自己的文章，而且还当了报纸的主编，影响力自然就上去了，真可谓名利双收哇！ 不过好景不长，后来县委宣传部出面干预来了，陈永林的主编也当不成了，《鄱阳湖》报又面临着停刊的危险。至于宣传部为什么出面干预，据陈永林后来对我说，是社长董晋跑到印刷厂去大闹了之后又跑到宣传部“告状”去了——陈永林虽然没有当成《鄱阳湖》报的主编，但由于有了这段时间的历练，他的创作水平却提高了不少。几年后他也去了南昌，在微型小说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终于成了全国知名的微型小说作家，现在已经是省城南昌某知名出版社的副主编了。 最后还是张一瑛先生出面来收拾残局，他又自掏腰包当主编，把《鄱阳湖》报断断续续办了几期。到了这时，鄱阳湖文学社几乎已经处于瘫痪状态，我们这些副主编和责任编辑已经没有什么事了。1995年秋天，我离开都昌去了南昌，到江西省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当编辑去了。在我之前，杨廷贵也到大港造纸厂当厂长去了。两年以后，杨廷贵也去了南昌，到省文联的《创作评谭》做编辑去了。当时《创作评谭》是梁琴先生在负责，她是时任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副社长洪亮先生的夫人。梁琴从洪先生那里了解到我的情况后，就希望我过去协助她工作。但是我当时还是很看好百花洲文艺出版社，自己又一直在搞小说创作，就不想挪窝，同时想到杨廷贵平时喜欢写写评论文章，有一定的功底，就推荐他去了。 随着我和杨廷贵的先后出走，其他的一些文友们因工作的需要以及各种不同的原因而分道扬镳，各奔前程去了，鄱阳湖文学社差一点就成了都昌文学史上的一个匆匆过客。幸好后来还有董晋、张一瑛等人的坚持，又有邵徽栋、余明然、许明亮诸君的继往开来，将鄱阳湖文学社改为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才让这个文学社团凤凰浴火，涅槃重生。 以上就是我关于鄱阳湖文学社创建时期的记忆。由于时过境迁，纰漏在所难免，但基本事实没有什么出入。人到老年，当年的情绪已经归于淡定，褒贬臧否已经是昨天的事了。行文之目的只是想尽量还原事实的真相，给后人一个客观的交代，如此而已。不当之处，敬请任何人批评，只要言之有据，言之有理。 二 应“鄱阳湖文学研究成果陈列馆”的建设需要，同时，我亦是想借此机会来对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这走过的三十多年艰苦历程做一个简单的回顾与梳理，便多次恳请詹幼鹏先生，能够在百忙中抽出一点时间来，就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发展历程撰写一篇回忆录式的文字，目的是想借此还原一下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真相，并以此为据，作为长久的纪念。 詹幼鹏老师不仅是都昌老一辈的作家，亦是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前身，原鄱阳湖文学社的发起人之一，还出任过都昌县的第二任文学作者协会主席，算得上是都昌县文学艺术界的元老级大牌人物了，而都昌县文学作者协会的第一任主席则是由原鄱阳湖文学社的社长董晋先生来兼任的。 之前，我已经认真拜读了詹幼鹏先生撰写的“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之由来的上半部分，也就是说，他只是就他自参与鄱阳湖文学社的发起、成立以及后来参与编辑《鄱阳湖》报的工作进行了梳理与回顾，时间上只到1995年夏为止。而我便要按照他的思路，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自1995年以来，一路走到今天的苦涩旅程，作进一步的梳理，故此，我便视具体的情况而定，贸然地将这篇文章的总题目改成《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之由来及现状》，以飨各位关心和帮扶过研究会的人们以及广大的作者和读者们，也算是对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几十年来的发展与振兴做一个适当的交代，并借以告慰自己的一己之心！ 1995年夏天，詹幼鹏先生便离开都昌去了南昌的《百花洲》杂志社做了专业编辑，1996年，杨廷贵先生随之亦去了省文联的《创作评谭》做了编辑，研究会的其他的一些人员，也由于工作上各种各样不同的原因，相继离开了鄱阳湖文学社，从表象上来看，鄱阳湖文学社近乎到了瘫痪的地步。虽然如此，但鄱阳湖文学社的工作并没有受到致命的影响，鄱阳湖文学社的工作仍然由原来的董晋、张一英、詹幸生、曹达福等人在继续做下去，后来，又因为有了许文华、郭继恩、吴德铭等人的积极参与，研究会的工作又逐步地给恢复了过来，并由张一英先生继续主编研究会的会刊《鄱阳湖》报。 据老社长董晋先生介绍说，鄱阳湖文学社自1985年注册后，经过近两年时间紧锣密鼓的准备工作，于1987年宣告正式在都昌县城成立，并同时创办了会刊《鄱阳湖》报，在经过了十几年的工作实践之后，为了使鄱阳湖文学社能够紧跟上时代发展的步伐，使鄱阳湖文学社的事业更上层楼，董晋先生在与一众同仁们会商后，于2002年秋天，去都昌县民政局社会团体登记管理处对“鄱阳湖文学社”进行了更名登记，将过去的“鄱阳湖文学社”正式更名为“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新任会长由原鄱阳湖文学社社长董晋先生接任，至于副会长及理事会成员当时都有哪些人在担任，我就不清楚，这有待于在以后的时日里再去搞个清楚明白，而后再行补录不迟。不过，据我了解，在较长的一段时间里，鄱阳湖文学研究会除了编印那个《鄱阳湖》报之外，还积极在环湖的县市区带头倡议和创立了第一个专业性的大型文学论坛——鄱阳湖文学论坛。 2004年，时任都昌县委副书记的吴德春同志对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工作非常关心和支持，并给予了大力的帮助。同年10月，由吴德春同志牵头，带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同仁，商请时任省文化厅的李厅长，在环鄱阳湖地区成立了鄱阳湖文学论坛，同年，由都昌县文化广播新闻出版局主导，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承办的“首届鄱阳湖文学论坛”在都昌东湖宾馆隆重召开，来自鄱阳湖周边5市16个县、区联办的首届鄱阳湖文学论坛在都昌东湖宾馆召开。来自省内外的文化部门领导、专家、学者、文学爱好者70余位代表与会。会议探讨了鄱阳湖文学的形成、发展、成就、走势。代表还就鄱阳湖文学是否已经形成完整风格、如何继承和超越传统、如何应对市场冲击等论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会议代表认为，在文学边缘化的今天，如此大规模文学论坛的召开更显得非同寻常。 会议决定，鄱阳湖文学论坛将每年举行一届，第二届将于2005年10月由新建县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接力主办。 2005年11月，由鄱阳湖文学研究会、鄱阳湖周边5市17个县（区、市）文化局主办，新建文化广播电视旅游局承办的第二届鄱阳湖文学论坛在新建新都宾馆召开。来自省内外的70余位专家、学者及鄱阳湖周边县(区、市)文化部门的负责人与会。江西科大繁星文学社部分社员作为唯一受邀高校代表列席会议。 论坛指出，鄱阳湖文学论坛应该以出精品出人才为己任，应该把目光更多地关注有江西特色的文学创作，关注描写江西的文学作品，关注喝鄱阳湖水成长、书写鄱阳湖风土人情的文学人才，扶持和鼓励作家艺术家把红色文化写深，把绿色文化写美，把古色文化写活。论坛要形成一种良好的学习、研究风气，使之成为江西优秀文化艺术人才的好家园。同时要培育创造精神，营造和谐氛围，思想要活，观念要新，广纳贤才，把论坛逐步发展成为一支先进文化建设的坚强力量。 而后，在鄱阳以及南昌两县两地相继召开了第三届、第四届的鄱阳湖文学论坛，并同期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值此之后便没有了下文。 尽管先后召开的四次鄱阳湖文学论坛，在文学创作的领域取得了一些喜人的研究成果，但似乎在有关鄱阳湖地域文学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方面，特别是在鄱阳湖文学理论的建构上，没有能够积极地开展和行动起来，没有能够形成统一的思想认识，以至于鄱阳湖文学这一新的文学概念深入不了人心，导致在社会上产生了不少的闲言碎语，说什么鄱阳湖文学研究已经搞了这么多年，她到底是个什么内涵的东西，竟然连你们这些搞研究的人都没能弄清楚，那还能让外面的人们明白个啥呢？似乎这样的话，我就亲耳听到过原都昌县分管文卫的段副县长真诚地说过。一直以来，有关鄱阳湖文学研究的松散现象，特别是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内部的分崩离析，人心涣散，给了外部那些积极关注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的人们一个极不好的印象，这不能不说是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在地域文学的基础性文学研究方面一个极须补充上去的缺陷，也不能不说，它的确是给鄱阳湖地域文学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我是在2008年8月的一天，具体的日子我已记不清楚了，稀里糊涂地地闯进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大门，不意成为了其中的一员的。 那天上午，我正在五楼的办公室里编辑和校对“明然三部曲”中的第二部文集《蠡水深处》的样书，令我没想到的是，早已年过七旬的原都昌县教研室副主任郭继恩老先生，竟然来到了我的办公室里，他对我说道，明然，我现在带你去一个地方参加一个会议，带上你手中的文稿跟我走吧。我婉言谢绝道，郭老师，开个什么会呢？我是真的没空啊，还是你自己去吧。郭先生硬是拉着我的手说，去了你就知道了。我就问郭老说，是不是你要我开车送你一下，把你送到了我就回来，好吗？郭老硬生生地说，那不行的，你必须跟我一同进去参加那个会。 于是，在无奈之下，我便只好带上手中的文稿随郭老下楼，然后开车与郭老一起来到了位于万里大道中段的县政协大楼二楼的一间小会议室里。待我随郭老走进会议室一看，原来这里正在召开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第一届换届大会，董晋先生正在发表讲话。其时，会议也已经选举产生出了新一届研究会管理层的人员名单：会长是邵徽栋先生，副会长有汪国山、邱林、傅鸿剑、许明亮四人，潘敏祚同志担任研究会的秘书长。 进了会议室坐下来之后，郭老便挨个分发了一份材料给大家，后来我才明白，他分发给大家的东西，是一篇他写给我的文学评论文章，题目就叫做《难能可贵的心路回归》，他要求大家把文章读一下，然后，他不顾众人的不理解站了起来说，他要求会议当场接受我为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会员，并向大家提出来，一定要给我一个合适的职务放在肩上。于是，就有人提议给我一个理事的身份，在座者也都一致鼓掌通过了，但是，郭继恩老先生却是不依不饶地说，只给他一个理事的头衔，恐怕是不行的，今后，一定要明然到研究会来做点具体的事，至少也得给他戴个副会长的帽子在头上才行，说不定，今后这鄱阳湖文学研究一块上的事，还得要靠他来继承和发扬光大呢。在郭老的坚持下，会议勉强通过了由我担任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副会长的动议，因此，我也就在极度的尴尬情境中，茫然地跻身在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行列，还无缘无故地担任起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第五副会长职务，这不是一件让人觉得挺荒唐而又可笑的一件事情么？ 以至于在不久以后的时间里，竟然给自己带来了难以言说的苦恼和令人纠结的麻烦。 记得会议结束以后，在等待吃饭的当口，邵徽栋会长在他的政协秘书长办公室里临时召开了一次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会长碰头会，参加会议的人员有邵徽栋、汪国山、邱林、傅鸿剑、许明亮和我。 邵会长告诫我们说，既然我们大家都担任起了会长副会长的职务，就要担负起肩上的责任，我们的会刊《鄱阳湖》报一定要接着办下去，这次，就在吃饭之前把这个任务安排下去，以后各自分工负责。邵会长笑着对我说，明然啊，你是个新会员，我们接手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后的第一期刊物就由你来负责编辑执行好不？我说，行啊，不过要我来负责的话，我有三条意见需要当面提出来供大家参考。于是，我就在会长会上跟邵会长提了三点建议，一是采取执行主编责任制，执行主编对主编负责；而是在报纸的每个版面指定责任编辑，责任编辑对执行主编负责；三是严把用稿质量关，杜绝使用烂稿、问题稿以及人情稿的不良现象；四是注意和把控版面的设计要尽量做到美观和活泼。 邵会长说，你这些都是很好的建议呀，就按你说的那样去办。随之，在座者便会同其他参会人员一起在政协大门前的台阶上照完相之后，便到餐厅聚餐去了。 接下来，我便积极着手编排当期的《鄱阳湖》报，经由我提议，由邱林、许明亮、徐红生分别担任散文版、诗歌版、小说版的责任编辑，而我自己则担任了第一版的责编。因为报纸第一版的政治性比较强，我作为当期报纸执行主编，一定是要对主编会长负责任的，出不得半点问题，因此我就当仁不让地负起了全责。总之，报纸在出版之后，不仅得到了会员大众的一致肯定，而且还受到了邵会长的口头表扬。不过，自从执行主编了那一期《鄱阳湖》报以后，我就再也没参与过它的编排事宜，一心专注自己“明然三部曲”第三部《芗草青青》散文集的撰写工作以及参与筹备创建《都昌户外网》的工作中去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自从我跻身在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行列之后，内心里常常有一种莫明的兴奋在躁动，在激励着我前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郭继恩老师在换届大会上极力推荐我的情形，总是不经意地浮现在我的眼前，而我的内心又常常惧怕自己的平庸、无能，会给郭老师丢了脸面，一门心思地想着要跟郭老师争口气，替自己挣个面子，更为那些支持我关心我的人挣足了面子。再一个就是，在今后不长的时日里，我一定要负责任地告诉那些对鄱阳湖文学研究持有疑义的人们，一个清晰明白的有关“鄱阳湖文学”内涵的答案。于是，我就常常自觉不自觉地对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现状来进行深入的反思和借鉴，想着法儿地希望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能够领着我走进更加广阔的文学天地里去。 事有凑巧，2009年的夏天，我平时的一些好友：何英杰、邵广坚、游雄、詹龙财等十余人找到我说，希望我能跟他们一起创建一个《都昌户外网》的网站，我当时出于对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思考，便答应跟他们在一起办那个网站，但我跟他们提出了一个必要的条件，就是要在网站上设立一个《鄱阳湖文学》的板块，借以来推动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向前发展，这是我最初一个最原始的愿望，大家同意了我的请求，我们也如期在《都昌户外网》上开设了《鄱阳湖文学》交流板块。不过，在开设《鄱阳湖文学》这个文学版块之后，我并没有及时向鄱阳湖文学研究会报告之一情况，打了个埋伏，在这里给研究会的各位领导陪个礼，明然给研究会的诸位领导赔不是了。尽管在两年以后，由于我跟大家在鄱阳湖地域文学认识以及文学版块管理上的意见难以统一，我随之脱离了《都昌户外网》并同时在《都昌户外网》上撤销了《鄱阳湖文学》版块，叫他们用《鄱阳湖文苑》给顶了上去了事。 就在《鄱阳湖文学》板块建立以后，版面上是空前的活泼，来稿发文者众多。这时，我就在想，我们何不因势利导，乘势而上，在全国范围内搞一次鄱阳湖文学的散文大赛呢？故此，我便找许明亮老先生跟徐红生二人来我的办公室商量发起“中国首届鄱阳湖文学散文大赛”的一应事宜，由于许明亮跟徐红生两人都是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成员，而且许明亮同志还是研究会排在我之前的一名副会长，所以我的提议得到了他们两人的一致赞同，因此，便由我操刀，以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名义起草了一个“中国首届鄱阳湖文学散文大赛”的征稿信息，截止到2009年年底，已经收到了来自全国各级各类会员以及文学作者的稿件10000余篇，共计评出获奖作品100篇，随之公之于众，接受各方面的举报和监督，最终以96篇作品获奖而圆满收官。后来，我们将这些获奖作品结集，以《鄱阳湖文学——散文获奖作品集》的面目，于2012年秋季由中国戏剧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由此，在中国文化发展的进程以及文学的宝库中来确立“鄱阳湖文学”她应该站立的位置，让更加广泛的人们认识和认知“鄱阳湖文学”这一全新的文学概念。 尽管“中国首届鄱阳湖文学散文大赛”的征稿截止时间已过，但是，还有大量的稿件源源不断地挤进征稿邮箱中来，几乎就要将它给挤爆了。面对如此大容量的来稿，如果我再无动于衷的话，就太对不起那些给我们投稿的人了。于是，我利用闲时，在《一起写》专业期刊网站上创建并推出了一份电子版的大型纯文学季刊《鄱阳湖文学》，说实在话，在前一、二、三期的编排中，由于自己经验不足，编排的不是那么理想，后来随着经验的逐步积累，才开始变得有模有样起来，至2011年4月，一共编排了五期电子版的《鄱阳湖文学》杂志。 2011年1月，我荣幸地以散文《走过冬季》敲开了由睿智传媒有限公司举办，张家港市作家协会承办，“逐梦江南，相约凤凰，悠悠江南情作者签约笔会”的大门，我有幸第一次在异乡的土地上，向来自全国不同地区的作家朋友们推介起了我们的鄱阳湖文化及其《鄱阳湖文学》，也由此让我深刻地认识到《鄱阳湖文学》应该走进更广阔天地里去的重要性。同时，也因了这一次的缘故，让我有幸认识了几位活跃在中国文艺界的好朋友，已故的睿智传媒有限公司总经理万家超先生，《燕赵散文》的主编靳文明先生，已故的《泗水文艺》主编程琨先生，《沧江》文学杂志主编中海先生，等等一大批的文朋诗友们，扩大了我的眼界，增长了我的见识，这为我在日后的文学路上行走，鼓足了干劲。 故此，在张家港市回来后，我便再次找到许明亮跟徐红生两人来办公室商量说，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仅仅依靠那么一张八开版的《鄱阳湖》文学报去做推广，对外来推介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那肯定在力度上是不够的。我们不如依托征稿邮箱中几万封现有的稿件，来创建一份纸质版的《鄱阳湖文学》平面杂志，你们谁怎么样？ 由于是要出版实体版的纸媒杂志，首先在经费一道上就是绕不过去的坎。当时，许明亮老先生说，经费的需要量很大，他恐怕出不起，不愿意出。而徐红生说得更加明白，他的两个小孩正在读初中、高中，马上就要考大学了，急需钱用，出力的事他可以，出钱就不行了。 我在听了他们的意见之后，沉静地对他们两人说道，首先，这第一期的办刊费用由我个人负责，后面的事情就走一步是一步了，你们俩只要协助我责任编审那些需要发表的稿件就行了，刊号就沿用《鄱阳湖》文学报的内刊号。其次就是由我出面邀请来了九江的文学名家王一民先生、赵青先生、杨震雩先生，他们三人担纲《鄱阳湖文学》杂志的名誉顾问，请来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邵徽栋会长，原县文协的詹幼鹏主席，文化局的老局长李辉柱先生担任了杂志的顾问。接下来，我们又商定了《鄱阳湖文学》杂志以季刊的形式面世。就这样，通过一个多月的辛勤努力，我们终于自行编辑完成了第一份《鄱阳湖文学》的实体杂志，并于同年六月在都昌县印刷厂印刷完成。至此，《鄱阳湖文学》杂志横空出世，给都昌的文学艺术界带来了一片嘘声，叫好声，喝骂声，总之，各种各样的声音骤起，响遍了都昌大地。对于那些个声音，我一概充耳不闻，专心致志地做自己的事，图得个身安心静。 实体版的《鄱阳湖文学》创刊号（总第六期）出版后，得到了时任都昌县人大常委会主任詹幸春同志的高度关注和热情的帮扶与关爱，他当时就要求我带上杂志去了一趟都昌三中，他自己也跟三中的理事长陈水根先生打了电话，要求陈水根同志积极加入到办刊的行列，为把三中办得更好，办出自己的特色，詹主任要求我们在推介鄱阳湖地域文化的同时，一定要结合三中的校本文化，做积极的宣传推介工作，因此，我们跟陈水根同志保持了两年的密切合作，后来，三种因为自身的原因退出了理事单位，但是，在今天我还是要说，如果当年没有都昌三中的无私奉献，《鄱阳湖文学》季刊也许就走不到今天就夭折了，在此，我谨代表鄱阳湖文学杂志社全体人员向都昌三中及陈水根同志表示衷心的，十二万分地感谢！ 2011年的秋季，都昌县旅游局的胡局长突然给我打来电话说，要求我就都昌的珠贝文化写一些纪实性的文字提供给他们及政府部门使用，他并说，他会介绍一个大老板来担任《鄱阳湖文学》杂志的理事，鉴于这种情况，我便先后撰写了《湖光珠影耀都昌——中国·鄱湖国际珠贝城巡礼》《鄱阳湖上的明珠——都昌县珠贝产业巡礼》两篇文章提供给了胡局长以及鄱湖国际珠贝城的占良生董事长，后来又因占董的再三要求，给他个人撰写了一篇《鄱阳湖情结与珠贝情缘——记江西鄱湖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占良生的鄱阳湖情结与珠贝文化情缘》的小报告文学，至此，占良生先生遂在我的强烈要求下，并不是很真心地担任了鄱阳湖文学杂志社的理事并提供了一年2万元的经费支持。我记得在当时撰写文稿之前，是这样跟占良生商定的，如果他进来担任鄱阳湖文学杂志社的理事，跟我们搞合作，那我跟他写的那些文章就不要他付一文钱的稿费，全都是我的义务奉献的。要是他不进来担任理事的话，那么，他就要付我每个字三块钱的稿费，这是量好了米做饭而后才下锅的。所以，占良生最后还是进来担任了理事一职。 尽管一年之后，占良生因为自身的原因没再担任鄱阳湖文学杂志社的理事，但是我同样在这里要对他曾经的支持与帮助表示崇高的敬意和衷心的感谢！占良生同志，谢谢你了！ 2013年夏季，作为鄱阳湖文学杂志创刊人之一的徐红生，突然退出了《鄱阳湖文学》编辑团队，起初，这是我始料未及的一件事，一个只要有空闲就围在我身边转，一口一个余哥、余哥叫的比雷还响的同道之人，怎么会突然之间，竟不声不息地离我而去呢？好在，我随之便在他的一些文字中读出了端倪，细想想，像他这样既没有胸怀又缺乏眼光的人，走了也罢。接下来，我在思想和意志上并没有因为他的出走而受到半点的影响，反而更加坚定了我要将刊物坚持办下去的信心与决心。 说实话，我起初产生出来的那个办刊想法，其实是很单纯的一个念头，我根本没有想过要从鄱阳湖文学的基础性理论研究着手去对鄱阳湖地域文化及文学做深入的挖掘与探究。自从徐红生脱离了鄱阳湖文学团队之后，在都昌的这块土地上猛烈地刮起了一阵攻击鄱阳湖文学杂志的狂风骤雨，总之，说什么的都有，大有不将鄱阳湖文学杂志扼杀在摇篮里誓不罢休的味道，今天我也就不再去提那些个旧事了，免得再起事端。而我，也正是在那一段时期里，借助外界的诋毁与谩骂，认真地梳理和厘清了自己的办刊思路，大量地借鉴他们提出来的不同观点和论据来反证自己所从事的鄱阳湖文学研究工作到底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终于让我在迷茫中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准确的办刊方向与努力奋斗的目标，因此，在这里我还要特别郑重且特别真诚地向当年那些诋毁、谩骂、围攻鄱阳湖文学杂志及我个人的本土文友们道一声：谢谢大家的关爱，你们真的辛苦了！如果不是你们反对的声音不时地在我的耳边响起，也许我到今天还没有走上正途，这是我的真心话。 为了不断地扩大鄱阳湖文学在文艺界的影响力，我不并不只是在跟全国各地的刊物交流方面做出了不懈的努力，而是在广大的华文作者群体中也下足了功夫。2012年12月，我在经过一番冗长的思考后，又找来了许明亮跟徐红生两人，决定再次在全国发起一次“中国首届鄱阳湖文学陶渊明杯散文大赛”，我的这个倡议得到了他们俩人的积极响应，并再次由我规划好了大赛的整个计划并操刀了征稿启事的撰写与发布。至此，中国首届鄱阳湖文学“陶渊明杯”散文大赛”自 2012年12月1日拉开序幕起，一直到2014年的7月7日颁奖为止，在历时一年半的情况之下，终于拉上了帷幕。 值得可喜的是，我们有幸邀请到了国内著名的作家、散文家王一民、许晨、邵顺文、梁长峨、范晓波、石红许、石买生先生等人，他们共同担纲赛事的终审评委，保证了赛事“公正、公开、公平，以质取胜”的原则，因此，便获得了参赛作者的一致好评。因此，中国首届鄱阳湖文学“陶渊明杯”散文大赛的最终获奖结果，亦由此而得以在《中国作家网》上给公示出来，接受广大文学作者的监督与举报，得到了大家的一致公认。随后，我们将大赛的20篇获奖作品，20篇优秀作品，20篇入闱作品以及三篇受到特别鼓励奖的作品，出版了一个《鄱阳湖文学陶渊明杯获奖作品专刊》，以作永久的纪念。 2014年7月的都昌是欢乐的海洋，来自全国十几个省市的获奖作者代表齐聚在鄱阳湖上的都昌县，共同见证了鄱阳湖文学研究与发展进程中的一次辉煌盛典。这是值得我们记住并引为骄傲的一件大事，是鄱阳湖文学事业进程中的一座里程碑。 2013年的1月，在余星初老先生要我撰写有关都昌历史文化散文的启示下，在余传俊老兄的提醒与鼓励下，我开始了对与鄱阳湖有过交集的历史文化名人进行系统地搜集与整理，并将它们独立成篇。在对鄱阳湖历史文化的挖掘过程中我逐步厘清了鄱阳湖文化的脉络，先后创作出了《鄱阳湖从历史的深处走来》《唐诗宋词中的鄱阳湖》《为鄱阳湖文学正名》《鄱阳湖及其鄱阳湖文学》等一系列的有关鄱阳湖文化及文学的基础性研究文章60余篇，为进一步构建鄱阳湖文学的理论体系打下了一定的研究基础。而且这些篇章，已经由台湾独立作家出版社以文史类的形式正式结集出版，于2015年年底在台湾及香港、澳门等地的图书馆及门店和网店上架销售，这为对外推介我们的鄱阳湖文化及其鄱阳湖文学，又打开了一条宽阔的道路。 再就是在这些年里，我充分利用每次外出参加文学交流活动以及召开文学讲座的机会，向外部世界介绍我们的母亲湖——鄱阳湖，推介我们的鄱阳湖地域文化以及鄱阳湖地域文学，在老一辈的本土文学人身上汲取知识，寻找智慧的闪光点，从而使得我们在对鄱阳湖地域文化的探究中总结出这样的几个不同的鄱阳湖时代和不同的文学时期： 第一原始的前鄱阳湖时代；第二：从上个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开始到八十年代结束的鄱阳湖被肢体革命时代；第三：自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开始的动力革命时代，鄱阳湖上的白帆在一夜之间销声匿迹，代之而起的是滚滚浓烟和隆隆的机器声；第四：我们今天提倡的鄱阳湖生态保护等四个不同的时代。 透过历史的烟尘，穿越历史的时空隧道，我们在鄱阳湖地域文化的历史长河中不难发现，在鄱阳湖上有这么几个不同的文学高峰时期：1、是两晋南北朝时期的中国山水诗风是由谢灵运在鄱阳湖上刮起来的，中国的田园诗风是在美丽的庐山脚下鄱阳湖边由陶渊明给吹起来的。陶渊明不仅站出来漂亮地给两晋时期的玄言幻游诗歌搞了一个谢幕式，而且还开创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个新时代，这是尤为难能可贵的一件事。谢灵运钟情山水，亦以自己超人的智慧将自己送到了中国山水诗歌的巅峰，这是特别值得人们去敬仰的。2、是在唐宋时期，中国历史进程中大量的政治家，文学家被流放到了浩瀚的鄱阳湖上，这无形中给鄱阳湖注入了强劲的文学活力，特别是到了宋代，以黄庭坚为代表的江西诗派的建立，在一次开创了鄱阳湖文学的鼎盛时期。3、是在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的那一段时间里，以著名的电影剧作家毕必成、王一民，江西本土作家陈世旭为代表的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在中国文化走出文化 沙漠的初期，便开创了鄱阳湖上的第三个文学繁荣时期。当然，我更加衷心地祝愿我们生态鄱阳湖文学的繁荣时期尽快来到，这是我的祈愿，也是全体鄱阳湖人的美丽梦想。 在我们为鄱阳湖文学研究而奋斗的这些年里，团结和带动了省内外甚至国内外一大批立志于鄱阳湖地域文学创作的作家朋友们走到了鄱阳湖文学研究的队伍中来，近十年来，数十位以江苏作家丁竹鸣、李树伟、向延滨等人为代表的国内各级各类专业、非专业的作家加入到了我们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行列，有以鄱阳籍旅居美国的女作家姜宇等人为代表的海外华文作家亦进入了鄱阳湖文学研究的阵营，这是值得我们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多么欣慰的一件事啊！ 目前，为了进一步做好和夯实鄱阳湖文学理论研究的基础，我们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一班人，正在就系统地对鄱阳湖文学研究做出了如下的部署，第一，顺着历史的时空隧道顺向去寻找鄱阳湖的前世；第二，再回顾头来，紧踩鄱阳湖留下的足迹，逆向去追寻她生命历程中的点滴，进行深入的剖析与研究，从而深挖出我们需要的东西。第三，我们甚至要在意识上超越鄱阳湖，不惜跑到他的前头去之后，再回过头来审视面前的鄱阳湖，给以正确的评议和定位。我想，如果我们大家能够做到这样子的话，是一定能够给外面的世界呈现出一座鲜活的鄱阳湖来的，这既是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创立时的初衷，更是全体同仁一个永恒的追求目标与梦想。 通过近十年来的艰苦努力，坚持不懈的地域文学研究，我们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对鄱阳湖地域文化及其地域文学的挖掘、探究与梳理，终于取得了初步的研究成果。在严格意义上来说，鄱阳湖文学就是在我们已知的，之前的江右文学、江西文学、赣文学、赣鄱文学的基础上继承和发展起来的，一个全新的文学概念。众所周知，鄱阳湖是江西的母亲湖，鄱阳湖流域的面积覆盖了江西陆地面积的97.2%以上，几乎是涵盖了江西的全境，因之，我们为什么不可以用我们的母亲湖来称谓我们的文化与文学？因此，我在这里说，“鄱阳湖文学”就是在继承和发展了江右文学、江西文学、赣文学、赣鄱文学后，应势而发，应运而生的一个全新的地域文学概念，是对江右文学、江西文学、赣文学、赣鄱文学进行了系统地继承和细致的梳理之后，在广泛的意义上加以拓展和延伸的结果。这就是人们一直以来，争论不休的“鄱阳湖文学”的概念。 到2017年7月底为止，鄱阳湖文学研究会已经出刊和发行了《鄱阳湖文学》杂志30期，另有增刊2期，共计出刊是32期，计约400万字左右。出版发行《鄱阳湖》文学报58期，计约120万字左右。并创新性地利用鄱阳湖文学文丛的形式，先后由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明然所主编的《鄱阳湖文学——散文获奖作品选》散文集一部；由台湾独立作家出版社出版，明然所著的文史类散文集《鄱阳湖——从人文深处走来》一部；由白山出版社出版，高中柏先生所著的长篇小说《柴郎山，献羞湖》一部；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李辉柱所著的散文集《梦里水乡》一部；由团结出版社出版，卢家军所著的长篇小说《辽远》一部；由团结出版社出版，明然所著的地域文化散文集《梦幻都昌·水墨芗溪》一部；总计约210万字左右。由明然所著的文史类专集《鄱阳湖及其文学研究》一书，近四十万字，目前已大致完成了三分之二的文稿撰写，有望在明年与广大的读者见面。以上近千万字的研究成果，就是鄱阳湖文学研究会自成立以来所取得的微薄成绩。在这里向一直以来支持和关心我们鄱阳湖文学事业的同志们做一个简明扼要的汇报，以飨各位读者诸君。 回眸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一路走过来的艰难里程，我们虽然在为取得了一些成绩而高兴之余，其实，并没有感到给身心带来半点的轻松感，而所感受到的是一份更加沉甸甸的责任。鄱阳湖文学研究还有一段漫长的路要走，甚至要通过几代人的不懈努力才能给大家一个比较满意的答案，在这里我就借屈大夫的这句：“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当上下而求索“”的话，与大家一起来共勉吧！ 同时，我还要借此机会向一直以来坚守在鄱阳湖文学这块精神园地上的守望者们表示内心的感谢；向一直以来支持《鄱阳湖文学》编辑出版工作的名誉顾问王一民、赵青、杨震雩；顾问邵徽栋、詹幼鹏、李辉柱、许明亮先生等人表示诚挚的问候；向一直以来参与编辑出版《鄱阳湖文学》杂志的外地编委闫玲、袁秀杰、李冉英、蔡先进、黄德芹、李正琼、廖绍昆、李进等人表示诚挚的慰问；向一直以来坚持编辑出版《鄱阳湖文学》杂志的本土作家陈玉龙、余亚飞、刘明强、邵汉清、戴耀民、杨永斌、毓敏、余传俊、余航宇、高伟俊、王建军、潘雪明、洪厚银、余小红等人表示衷心地感谢；向多年来大力支持我们鄱阳湖文学研究事业的海外文学社团《文心文学社》表示真切的问候！总之，就怕在这里会挂一漏万，没点到名的朋友就请千万别介意了，一并谢过！！ 以上，就是我在读了詹幼鹏老师“鄱阳湖文学研究会之由来”一文后，就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后期工作，做出的一番梳理，目的是借此呈现给当代的人们一个完整的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形象，以还原鄱阳湖文学研究会的本来面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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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7-23 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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