仕宦坎坷的苏东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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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华大地上，上至朝庭要人，下至普通百姓，遍及士农工商、妇孺儿童，都能吟诵一两句苏东坡的诗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的豪迈篇章使人胸襟坦荡，淡看世象风云，朝云暮雨，心灵接受洗礼与陶冶。从而更加淡泊恬静。
在中国文坛位列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东坡，在任途上却官运多乖，长期经历过屡遭贬谪的政治生涯。
　　北宋中期，国事日衰，以王安石为首的革新派倡导变法，以文彦博、司马光为代表的保守派群起攻之。一时间，王安石两次罢相，两派斗争日趋激烈。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岁月里，苏东坡的政治见解可谓独树一帜，与革新派、保守派都有差别。苏东坡为人正直而又敢言，又不肖附炎趋势，官运不佳自是不言而喻。
　　苏东坡针对当时的弊政，赞成整顿改革。他在《进策》、《进论》等文中，一再呼吁朝庭已面临赋税沉重、土地兼并，西夏侵扰等深刻危机，认为“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未见其可也。”但在如何变革上，他与王安石的看法不同，指明当时的弊政的症结是“任人之失”，“而非法制之罪”。他批评王安石“求治太急”，忙于“变法度”而不先整顿吏治是“颠倒失序”。于是他由祠部员外郎外调杭州通判，第一次遭受政治上的寒流。
　　苏东坡的政治态度也与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不同。司马光“始终以新法不可行”。苏东坡则在“课百官”、“安万民”、“厚资财”、“训兵旅”诸方面都略同于新党。因此，他虽然被新党排斥，但在杭州通判任上，见新法可行者便建议施行，“民赖以安”。为解决西湖水利和杭州城建问题，他亲自至湖州，嘉兴等地进行考察，并对治理西湖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此后，苏东坡转徙知密州、涂州、湖州。在涂州任上，适逢黄河决口，州城被洪水围困，民心惊恐。苏东坡日夜指挥幕僚，军民堵守，终于使城池转危为安。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作诗被诬为有“指斥乘舆”之罪（即乌台诗案“由湖州贬为黄州团使。这是他政治生涯上的第二次打击。而这种遭遇，却使他进一步接近下层人民。他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还亲自种了数十亩地以养家自给。生活的困顿，并没有消磨他的政治激情，《满江红?江汉西来》、《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等千古名篇，就是这一时期写出来的。
　　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年仅十岁的哲宗继位，高太后临朝，旧党司马光为相。苏东坡返回京师，出任翰林学士。但是，他对司马光全部废除新法又持反对态度，认为新法“不可尽去”，在朝堂上与司马光争辩。于是，他又被挤出朝庭，改任杭州太守，开始了第三次贬谪的政治生涯。
　　在杭州三年期间，苏东坡不仅修复六井解决全城用水，还全面整治西湖。他组织民众挖出湖底的大量淤泥，并建成一条以沟通南北岸的柳堤，柳堤长达5里，堤上修建了六座石桥，以流通湖水，种上芙蓉、杨柳和各种花草。后人为纪念苏东坡的功绩，便易名为苏堤。如今西湖上的“苏堤春晓”仍是西湖上的胜景之一。
　　　在此后的岁月里，苏东坡曾转知颍州、扬州。绍兴六年（1094），哲宗新政，新党又起。苏东坡被视为旧党，因而又第四次遭到贬谪。先英州、后惠州，后来竞一直贬到天涯海角的儋耳（海南省儋县）。
　　在儋耳，他老当益壮，志且益坚，仍然为当地的汉族、黎族百姓排状解难，督种稼禾，兴修水利，获得了民众的支持和拥戴。元符三年（1100）哲宗死，微宗立，苏东坡遇赦北归。当地民众纷份赶来送行。为了纪念他的政绩，人们在岛上修建“东坡祠”。然而，命运多乖，时不我济，在他北迫途中，竟客死于常州，终年65岁。
　　　苏东坡的任途历经坎坷，可谓是终身潦倒不得志。而可贵的是他矢志不，一心为民谋福祉的赤子之心，是一位忧国爱民的政治家。而在文学上，他才华横溢，是中国文学史上耀眼的星辰，堪称为继屈原、李白、杜甫之后又一颗光彩照人的文坛巨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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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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柯英

写人物评论，在理清脉络的同时，还是要有点个性化思考为好。
文史的罗列再细致，也无法替代独特的感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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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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