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执的陈独秀
——关于陈独秀的随想
（1）
当我写下这个题目时，我总有一些无奈，因为“固执”一词是根本无法概括独秀先生全部的。
他固执的任性，固执的可爱，像个孩子一样。
但然，他也狂妄，这是所有固执之人的通病。狂妄并不是无知，而是才情纵横的挥洒与自信。他狂态姿肆，挥一张纸一支笔，指点江山，激扬文字，构成了一个属于他的世界。
真正的狂妄者必然能够称的上是真正的英雄。陈独秀完全称的上是那个时代的英雄。英雄与狂妄，本是应有之义。
他是一个天生的背叛者，他永远背叛着他所处的那个时代。他像那个勇敢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一样，盗取火种洒向人间驱散黑暗，而自己甘愿接受惩罚。
然而他却过于相信自己的善良与宽容，他想用那样的方式来洗涤和拯救自己，感动上帝，但黑暗的上帝却要毁灭他。他只能勇敢的承受，他走向那美丽的大火，向火而去，在火中开成一朵硕大的“恶之花”，“因为人只有被打败的，没有被毁灭的。”（海明威语）
也许他是那个黑暗时代里的匆匆过客，他划亮第一缕光明，把火炬高举在头顶，可是偷“天火”点燃革命火种的人类哲学日立上最高尚的圣哲兼殉道者（马克思语），最终没有走下高加索。
他背叛自己所处的时代，那个时代必然也不容于他，他只能流浪。
他自信，他悲哀，也许悲剧的性格造就的是悲剧的人生。
（2）
那个下午里，我再次走进了图书馆，面对那么多的书，我的心有一种忧郁与悲哀。我的脚步一架一架的图书旁移来移去，在一个不大引人注意的地方，一排发黄的的《陈独秀文集》引起了我的注意，书上面落满了薄薄的灰尘，我猜想已是好久没有人注意到这些书了，也许这样寂静而不起眼的地方只能属实存在反而在历史中模糊隐去。（鲁枢元《精神守望·无奈的偏见》）。
事实的真实与历史的偏差，这本就是一种无奈的作比，真实也许永远停留在历史虚无飘渺的彼岸。黑格尔说“存在都是合理的”，他的“理”是一个历史范畴；伽达默尔说：“存在的并不都是合理的”，他的“理”接近于一个“本真”的概念，而“本真”与历史的距离，变事实是与历史的距离，也便是我们与陈独秀的距离。
我怀着一种悲哀而虔诚的心情从历史的暗处走进陈独秀先生。
（3）
陈独秀1987年10月9日出生于安徽怀宁县，1942年5月27日卒于四川江津，享年64岁。
陈独秀死时眼睛是不闭的，我想他并不是对这个罪恶尘世的迷恋，而是定有许多不曾如愿或者未曾做完的事，才使他不曾闭眼安息。想起那双眼睛有一种心惊肉跳的感觉。
陈独秀归葬之地前对公滚滚长江，后依茂密的青山，花香草绿，幽静安逸。当为陈独秀生前所选之地。驻足在江岸之坡，看岚光映耀，帆影出没的江水，江水奔流不息，仿佛冲淡那些渐远的往事。
陈独秀死后，只有中国共产党方面保持沉默，其他党派和社会界人士均有文章发表，表示悼念和评论。我无法猜想出这样的沉默是何种意味。但然身后的结论对于他已并不重要，作为陈独秀他一无克否认地标出了属于自己的那一点。他早已融入了一段历史，就像他的墓碑最后只剩下“陈独秀之墓”五个字。这已足够。
他是陈独秀，一枝独秀，傲然尘世，陈独秀这个名字是他在１９４９年第二次反袁失败后创办《新青年》举旗发动新文化运动时使用的。现有陈独秀，再有《新青年》，再有新文化运动。那时三十八、九岁的他神采飞扬，目光犀利而厚重。那也是他一生最为辉煌和自信的时候。他已天马行空般的勇气和才情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
他一生的活动以创办报刊为起始，１９０４年的《安徽俗话报》，到１９１５年的《新青年》首发新文化运动。其实，当时的许多读书人都沿着这条“文章救国”的道路进行，他们以一个读书人特有的良知、品行和道德，在那些风云突变、狂飙激进的时代里，用一张纸、一支笔、一腔热情傲然站立与时代潮头。他们用自己柔弱的身躯牵动黑暗的中国向前迈进。
（４）
陈独秀是固执的。
“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实家门不幸。”这是陈独秀的祖父陈章旭给小时候背不出书的陈独秀的詈骂。后来他祖父也从他不哭的沉默中悟出一些道理，于是逢人便说：“这伢子长大后，不成龙便成蛇。”
陈独秀的固执此时已显露端倪。是祖父的板子激发了他的逆反心理。强暴引起反叛，这是他人生态度的基本要素之一。其实，强暴造成对立面，这实是社会政治生活和人类思想发展史上的一个通则。他靠自己单枪匹马的勇敢和个人的独立思考来奠定他反叛着的位置。
反叛者必然是敏感而脆弱的。善于被摧毁的心理也善于去摧毁别人，他向强暴者挑战。同样他也是一个强者。极度的坚强便是极度的脆弱。真正的强者必然具有常人无法具有的坚韧，同样也具有极度的脆弱。强者必然是孤独的。
他固执的不承认自己的错误，同样也固执的拒绝了回党工作的建议，从此他象一个走失的孩子。
固执使他一生站在了一个反叛者的位置上。反叛是他一生的基点，他为一生制造了艰难，必然是一个悲剧者。
我喜欢固执，我总觉得固执里包含了生命某些最富有亮点的东西。固执它呈现了生命的坚韧，至少他坚持了自己。
中国是一个盛产乡愿、老好人、唯唯诺诺之人的国家，历来缺少固执之人。二千多年前，孔子就警告过世人“乡愿，德之贼也。”可虚伪的国人依然沉溺于乡愿美好的谎言之中。固执它是使中国历史的脊梁变得坚硬的唯一途径。
陈独秀是性情之人，他自由的挥洒自己个性而又无所顾忌，固执而不变通随水而流，不随遇而安，诺大的中国便没有几处能够容的下他。
诗人选择流亡，政治家选择坚守，而失去容身之地的陈独秀，只能用流亡的方式进行坚守。因为它既不是诗人也不是政治家、亦不是书生，而是三者矛盾的合体。
流亡者将生命呈现出一种飘零与破碎的美丽，我想起古希腊的赫拉克利特的那句话：一个人如果喝醉了酒，那就被一个未成年的儿童领着走。他步履蹒跚，不知道自己往哪儿走，因为他的灵魂潮湿。陈独秀何去何从？
流亡是对黑暗的一种忍耐和宽容，他用一种行走的方式缔造一种长久而深刻的力量。他生活在一个 破碎的空间里，并在这个空间里捍卫着自己的道德标准。
坚守亦是一种无奈。他无法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成功运作自己，便坚持坚守。他知道“挺住意味着一切。”他用另一种自信坚守着自己的理想、信仰、追求，他寄希望于后来，希望一切都在将来获得证明。历史（时间）最无情，许多自信都送上了断头台；历史（时间）也最无，也有许多绝境死地而后生。
这样坚守在某种意义上一成为生命的一种存在状态和运进方式，追求什么和坚守什么到在其次。如尼采所言：“宁可让追求虚无，也不能让人无所追求。”虚无是一种追求的目标，这并不是神话，它是避免伤害而救赎自己的一种方。也许希望抵得上一半的勇气，许多弱者就是靠希望支持才静下心来等待时来运转的。
流亡和坚守均是中国常态人生的背叛，只不过用了两种不同的形式保全和坚持自己。许多的流亡者都无一例外地在将来的历史中得到明证。
其实，在许多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清醒而无奈的面对这种现实。当我们用尽所有的精力去追求人生中那闪光的亮点时，那美好的事物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以至于从我们的视野中消失。因为最终征服心灵的惟有心灵的力量，流亡、坚守、固执、坚强、脆弱首先触及到的只是它的表面。
（5）
陈独秀至死都不改其独立书斋啸 风的豪迈与狂敖。
1903年8月17日在《题西乡西洲游猎图》中写道：“男子立身唯一剑，不知事败与功成。”他的诗更直接的表现了他的才情纵横的大气。“垂柳飞花村路香，洒旗风暖少年狂。桥头日系青鬃马，惆怅当年萧九娘。”（《灵隐寺前》，见1914年《甲鱼》杂志1卷3号)。单看这样的轻狂也许并不算什么。若是稍后一点的：“雪峰东奔朝岣嵝，江上狂夫碎白手；笔底寒潮撼星斗，感君意气进君酒。”（《夜雨狂歌答沈二》），谁都不敢说这些轻狂了，那种雷霆万钧的气魄何狂态恣肆的自信，我想凡夫俗子是难望其项背的。
“苍溟何辽阔，龙桂岂易服”此诗写于1937年出狱后，当时的陈独秀已59岁，距死还有5年光景。此诗有点难以相信出自一个行将岁暮的老人。老人在我们寻常的感觉了，如同黄昏的光芒，安详与平和。瑞典诗人拉兹维斯特写过这样的几句诗：已是黄昏/人消融于落霞/他把一切滤掉。而他依然像个孩子：率真、朴实、狂傲。
即使是穷困潦倒于江津，虽有“小诗聊写胸中意，垂老文章气益卑”的暮年伤感，却也有“百艺穷通偕世变，非因才力薄苏黄”之感。我想象出，那时的他静坐书房，遥望窗外晚风吹过，远处江水涛涛。他生心茫茫，也许他有点沮丧，但并不悲观。他虽没有当年那种霸气十足，叱诧锋利，却也依然老气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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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19 1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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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5-20 05:5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