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揣想黄瑶的那些事儿
沈茂昀
黄瑶落马，新华网10月24日公开报道时只有短短的一句话：“据中央纪委有关负责人证实，贵州省政协主席黄瑶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组织调查”。11月5日，新华网援引中央组织部负责人发言称，黄瑶因严重违纪，中央已经决定免去其领导职务，现正在按程序办理。11月12日，北方网消息：政协贵州省第十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11日下午召开第九次会议，根据中共中央和中共贵州省委的通知精神以及《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章程》的相关规定，鉴于黄瑶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决定免去其贵州省政协主席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
黄瑶是中共十七届四中全会闭幕后40天内第三位落马的省部级官员。此前，遭到调查的两人是辽宁省人大副主任宋勇、宁夏回族自治区政府副主席李堂堂。这标志着中央在全国范围一场更大规模的反腐攻坚战已经打响，这是党心民心所向，是国运所系，值得高度关注。
黄瑶落马，据悉缘于其在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任职期间对中央一扶贫项目的违规操作。还有报道指他涉嫌收受下属官员财物及生活腐化、包养情妇等问题。但在本案没有水落石出之前，这些指控都还只是“参考消息”。黄瑶因何而落马？黄瑶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这段时间以来，网上搜索，坊间传语，好不热闹，公众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都想在第一时间挖出黄瑶案背后深沉的东西来。这说明，当今社会，人们对那些腐败官员，是痛恨有加、鞭挞有余的。这里，我不妨也来凑凑热闹，通过一些事实，对黄瑶的那些事儿做一番揣想，权当给大家提供一点思考的线索。
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黄瑶绝对是一个极有能耐的中国地方官员。黄瑶1948年4月生，布依族，贵州开阳人。1983年步入政坛后，黄瑶就踏上了一路高升的仕途。自贵州省安顺地区的开阳县委组织部职员做起，1990年5月至1992年6月任贵州省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副州长；1992年6月至1993年10月，先后任黔西南州委副书记、州长、州委书记；1993年10月升任省委宣传部部长；1995年11月成为省委常委，同时兼宣传部部长，黔西南州委书记，直到1999年5月升任省委副书记方离开黔西南州。2007年1月起任贵州省政协主席。曾经是十四、十五、十六届中央候补委员。
从黄瑶的履历看，他确实是仕途风顺，一路突升，青云直上，这种奇迹，在今天的中国官场并不少见。但细心的网友从黄瑶的履历中，还是读出了别样的“隐情”，发现了两个“特例”。一是黄瑶在1992年6月刚升任为黔西南州委书记之职4个月后，便当选为十四届中央候补委员，这在官场中是非常罕见的。因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一般是中央机关、国务院机关的副部长、副主任，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副书记、副省长（副主席、副市长），副省级城市的市委书记，中国人民解放军各总部、兵种、各大军区、军事院校的负责人，各人民团体负责人，大型国有企业领导，各界知名人士等。而黔西南州只是一个地级市，还不是副省级，黄瑶能当选中央候补委员，靠什么来填补中间的鸿沟，是很值得深思的。
黄瑶升迁的第二个“特例”，就是既是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又是黔西南州委书记。从1995年11月到1999年5月的四年时间里，黄瑶一直担任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黔西南州委书记。作为省委领导，有兼任省会城市领导的惯例，但黄瑶却兼着其它地州的“一把手”，与省会相距几百公里，他是怎么开展工作的？这样的人事安排，是贵州缺人才吗？还是黄瑶本身的能量太大，另有图谋，使得他人无法插手自己的“根据地”？黄瑶从1990年5月开始就在黔西南州任副书记、副州长了，直到1999年5月任贵州省委副书记为止，在黔西南州先后共经营了足足有9年时间，可谓根深蒂固。这后一种可能是完全存在的。
黔西南州位于南（宁）贵（阳）昆（明）经济圈的中心地带和贵阳、昆明、南宁三个省会城市的三重辐射圈内，区位优势突出。且黔西南州还是煤炭、黄金等最具开发价值的“资源重地”。据资料载，黔西南州煤炭远景储量196亿吨以上，是贵州省重要的煤化工、重化工基地；黄金远景储量1000吨以上，黔西南州县县有黄金，被中国黄金协会命名为“中国金州”。试想，拥有这样一块“金砖”，谁会舍得丢呢？所以黄瑶就是到了省里，也要“霸占”黔西南州委书记一职，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从目前浮出水面的情况看，正是因为有“金砖”铺路，黄瑶才登峰造极，制造了自己仕途上的“特例”。但最终，“金砖”还是把黄瑶从权力的巅峰砸了下来，结束了他的神话。不过，这也提醒人们，在中国官场，个别官员升迁奇迹的背后，往往都有肮脏的交易，不是钱，就是色，别无二致。
其次，黄瑶肯定是一手遮天的一方“土皇帝”。中国几千年封建分封制带来的恶果，就是“土皇帝”流毒难除，一些地方官主政，完全是“我的地盘我做主”，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独断专行，横行霸道，一手遮天。黄瑶多年经营黔西南，也养成了独霸一方的作风。一位曾与黄瑶“打过一些交道”的贵州省社科院专家评价，在他看来，黄瑶当时由于是自治州的一把手，实际权力远远大于其他省平级的地级市领导，“在黔西南州主政期间，黄瑶完全是一方诸侯、封疆大吏，集大权于一身，而作为自治州，还有制定地方法律法规的权利——黔西南州的大事小事，没有黄的点头，根本不可能顺利实施。” 贵州省宣传系统一位官员总结说，黄瑶后来上调至省委宣传部，“也带有州委书记的余威”。黄彼时有“三大”风格——口气大、脾气大、架子大。据接近黄的官员表示，这一期间，黄的行事作风非常张扬、跋扈。可见，黄瑶的霸道作风，在贵州官员中是出了名的，这样的官员，何谈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何谈民主集中制？又何谈把群众放在眼里？
黄瑶的霸道，除了他登峰造极的顺当仕途外，还缘于他在现任贵州省领导班子当中，“资格算是很老的”。在贵州省级官员中，黄瑶排名第三。他之所以行事跋扈、为官狂妄，口气大、脾气大、架子大，就是因为他手中有着别人难以撼动的权力。随着官位、级别的一路攀升，他手中的权力范围、势力范围也在不断地扩大、延伸。因为有权，他可以染指扶贫项目。但殊不知，这权力的膨胀也成了他致命的硬伤，他的最终落马，就缘于其在黔西南任职期间对中央一扶贫项目的违规操作。据称，他将该项目交给一四川杨姓商人操作，“这是一个种植兼环保项目，当时想做事的人没能拿到，而项目最后的结果是钱花了，什么也没有做出来。”该项目资金巨大，“如果是小笔资金，也许不会引起中央的关注。”贵州省检察系统已于2007年奉中央指示着手调查，“但一直查不下去”，直到去年由中央有关部门直接介入。我们可以想见，这“查不下去”的原因，肯定与黄瑶这个贵州“三号人物”的权力干涉有关。所幸的是，这“冰山一角”终被掀起，黄瑶那只霸道的手，终于收回去了，事实行将大白于天下。
第三，黄瑶肯定是官商勾结的典范。官商勾结，是今天官员腐败案的特征，很多官员都靠手中的权力，和那些商人、企业老板走得很近，各得其利，黄瑶也不例外。贵州司法界人士证实，黄瑶出事，确与其在黔西南州任职期间当地金矿的违法开采有关。黔西南州金矿开采是个什么现状呢？“当年黔西南州的金矿开采当中，基本上算是三分之一的金矿有证，三分之一的金矿证件不全，三分之一的金矿根本没有证。”一位司法界人士表示，即使“有合法的手续开采的金矿，也通常在从事非法开采”。金矿乱象的背后，是一些当地官员纷纷入股、接受贿赂捞取好处，一位司法界人士透露，仅晴隆县金矿违规开采案，两年前就有200多个基层官员及矿老板被捕，大部分至今仍未结案。贵州省社科院一位专家称，尽管黔西南州有这么多黄金，由于这些乱开采行为，黄金未能为全州财政贡献丰厚的税收，也未改变黔西南州的贫困面貌。违规开采金矿导致的更为严重的后果，是由于过去管理不规范及技术的落后，全州黄金小矿林立，植被破坏严重，尾矿、废水乱排放，且掠夺性开采导致环境污染、水土流失。这样的环境代价，作为主政黔西南的黄瑶，在行政过失上首先是难辞其咎的。
前面我们分析过，黄瑶即使到了省里，也还要“霸占”黔西南州委书记一职，很大程度上的原因，就是“中国金州”的诱惑力太大。现在，他到底在金矿开采中扮演了怎样的角色，在调查结论没出来之前，我们不能妄加猜测，但我们仍可以从有关的人和事中去寻找一点线索。
前黔南州公安局局长常国旗，早在2008年9月便被贵州警方控制，主要是因为其在黔西南州担任公安局局长期间，在金矿开采方面存在违纪行为。他是黄瑶的老部下，在黄瑶主政黔西南期间，常国旗担任黔西南州检察院副检察长，后升任黔西南州公安局局长，2004年平调至黔南州任公安局局长。黄瑶事发后，常国旗被指是目前所知的第一位被牵涉的官员。据初步调查，常国旗涉嫌在黔西南州的金矿非法开采中，有参股、受贿等行为，且利用职务之便，为金矿的非法经营提供警牌支持，使金矿运输畅通无阻，“谁也不能拦”。与常国旗或许有着相似违法之处的原晴隆县黄金局局长已经领刑——2009年7月，兴义市人民法院对原晴隆县黄金局局长杜碧文利用职务为私人老板开采黄金提供便利进行一审宣判，杜碧文领刑20年。与杜碧文一起登上被告席的，还有他的接任者——晴隆县黄金局管理局另外两任局长，皆涉嫌滥用职权签发金矿开采扩能扩界文件，造成国家金矿资源遭严重破坏，价值达数千万元。由此可见，常国旗仅仅是黔西南州政商界人士密集性落马的冰山一角，他们背后的“保护伞”是不是黄瑶，人们是有理由猜测的。如果是，随着一系列非法开采黄金案的侦破，黄瑶在其间所扮演的角色就会逐渐浮出水面，我们只能拭目以待。
一位接近黄瑶的政府官员表示，黄瑶对非公经济一直很重视，在任省政协主席期间，他首次召集省政协委员中的民营企业家“培训”，以提升这些企业家各方面的理念。此外，他还很支持在外黔商的发展，广东、云南、北京、上海、重庆等地贵州商会成立，黄瑶均赴会参加，“这在其他省是不多见的”。明白人不难看出，这是黄瑶“醉翁之意不在酒”的本性，他关心、重视非公经济是假，而想与企业家们套近乎，染指项目、捞取好处是真。这或许就是黄瑶官商一体的真实面目。
第四，黄瑶没能跳出贪官皆有情妇的魔咒。有权、有钱之后，往往伴随着的就是生活腐化，包养情妇几乎是贪官约定俗成的定律，黄瑶依然没能逃脱“十个贪官九个花”的魔咒。目前，由于黄瑶案正在进展之中，人们首先一边倒地把关注的目光，更多地投向了黄瑶有多少个情妇这个焦点上。网络上流传的，到处都是关于黄瑶情妇的帖子，称有13个之多，甚至传与他关系不一般的某地女性官员的照片，也赫然挂在网上，网民似有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劲头。
自古英雄难过美人关，这于黄瑶来讲，大概也不会例外。贵州多位受访者表示，贵州官场多年来一直有黄瑶与省内某名女性官员有关系的传闻。黔西南州一位官员透露，黄瑶有多位“干女儿”，这在当地已经是“公开的秘密”。这说明，黄瑶不仅仅是好色，而且还以“干女儿”做掩护，和“70后、80后”的女人在一起寻欢作乐。认“干女儿”，这是贪官玩“色”的新花样，原北京市全兴公司经理、龙泉宾馆董事长刘利华、原首都钢铁公司北钢公司党委书记管志诚、原湖南烟草大王黄大康等，在他们堕落的轨迹中，都有“干女儿”的身影。“干女儿”之所以对他们有情，不过是想利用他们的权势罢了，并不是真“爱”他们这个“干爸爸”。这道理谁都明白，“干女儿”是为钱“献身”，贪官呢？是为色讨好“干女儿”，二者沆瀣一气，“各耍其能，各取所要”。在“干女儿”温柔笑脸的背后，隐藏着的，是她们内心深处对权势和财富的渴望与追求。而贪官一旦深陷“情妇门”，就会不管社会影响，不顾道德廉耻，不怕党纪国法，去疯狂敛财，以满足“干女儿”永远无法满足的欲望。最终结果呢？只有一个：就是毁掉自己的政治生命，葬送自己的前程。因此，关注官员“干女儿”现象，应该成为今天反腐败一个新的突破口，我们期待有关部门能从此入手，把更多倚红偎翠，整天搂着下一代、下二代的贪官给揪出来，以正社会风气。
黄瑶是近年来第四位落马的省政协主席。此前，分别有原黑龙江省政协主席韩桂芝、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广东省政协主席陈绍基先后落马。就贵州省来讲，黄瑶系贵州自1949年以来第二位落马的正部级高官，前一位是原贵州省委书记刘方仁，此外，原副省长刘长贵、原交通厅厅长卢万里的落马，也一度引起全国震惊。所以，今天黄瑶案带给贵州官场的震荡，肯定是不会小的。在全国来讲，贵州还是贫穷落后地区，在发展上，中央给了很多支持，作为贵州官员，应该深刻反思黄瑶案，真正做到清白为官，清正做官，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只有这样，贵州加快发展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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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11-15 0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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