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和狐狸“死而复生”

秦岭

　
　　女人和狐狸“死而复生”

　　林晓云（香港）

　　被一个女人和一只狐狸的故事所吸引，可谓久违。

　　是指大陆作家秦岭的短篇小说《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在《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中国现代文学馆编）（香港读书展）读到这篇小说时，是维多利亚港湾浓雾漠漠的“一个上午”，脑海里却被这篇小说冲洗得一片澄澈和洁净。我谓同僚：“与一篇干净如花的小说相逢。”

　　早先阅读蒲先生《聊斋》的记忆犹在，当然不排除后来很多作家写过人与狐狸，可记住的却是秦岭先生的这篇。记忆中，当是在大陆现代文学馆《中国当代文学年鉴》中见过他的名字，涉及他的哪部小说已不记得，而《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让我爱不释手。女人和狐狸是死了吗？确是死而复生的，这是读后感的奇迹。

　　想到鲁迅小说中的呼唤意味。不少大陆作家好像不是太明确这个东西，至少可能不在乎。我曾读过大陆一些颇为瞩目抢眼的小说，发现多与生活的恶俗以及文字的嬉戏设局有关，似乎想奋力揭示和鞭挞，力量却微不足道。好小说是“人”的综合反映，包括人物命运的启发性，其中包括呼唤。小说在一个急需声音的时代缺乏能力对良知、爱、关怀的表现，便不符文学之大义。《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因此而显得珍稀，它可能弥补了这些东西。它把我们拉进了生活，同时又巧妙地与之保持了一定距离。人与狐狸自然是有距离存在的，然后是美与丑的距离。距离是留给文学舞者的空间。所谓呼唤，都是在这种奇妙的距离中发声，直达两端。

　　《聊斋》的美，就设伏在人与动物、鬼神若即若离的距离之中。懂得思考的作家，才能清醒并利用好这种距离。让创作思维进入生活的低端再奋力一跃而出，把自己拉出来，需要思想和精神定力，否则创作未免过于容易。日、韩、台湾地区的文学非常在乎这一点，妙手天成决非稀里糊涂地信手拈来，它时刻用呼唤的力量与读者的感悟发生关系。我给秦岭打过一次电话，他的回答让我感到意外，他说：“并没想那么多，人和包括牲畜在内的相关动物荣辱与共，本来就是人类生活的部分，我自己也常常视而不见，只不过到了女人和狐狸这里，我视而见了。”

　　“视而不见”与“视而见了”，事关过程，有些作家在过程里故步自封，有些作家在过程里浴火重生。此言比我想要的答案更美妙。

　　一个“见”字，让女人和狐狸从人们麻木的无视中走出来。我由此而喜欢上了他的另一篇小说《吼水》：一个人和一匹马的故事。在大陆西部语言和民间文化的沃土之上，在生存的权利与中国人的命运之中，那匹人性化了的马，它始终在向我走来。我无缘抚摸它的鬃毛与鼻翼，但它的气息已让我沉醉。我不欣赏他的《一头说话的骡子》，这篇小说与很多作家写苦难的文字一样，缩短了严酷与人性的距离，思考的翅膀并没有撑开。《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大不相同，它展翼开阔，带着声音飞翔，轨迹如铸。

　　小说容易烟消云散，但未来会容留《女人和狐狸的一个上午》的存在。女人和狐狸死了，却在艺术中死而复生，两颗高贵的灵魂考验着我们的心。

　　2016年岁末于香港，葵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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