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谈司马迁与《史记》之三
发愤著书， 名垂青史
《史记》是一部发愤写成的历史巨著，也是一部名垂青史，功在千秋的文学与历史高度结
合的好书。然而在二十四史的著者中，象司马迁那样遭遇宫刑，命运悲惨的人也绝无仅有。
如果说司马迁出身于具有史学传统的家庭，又继承父亲之职做了太史令，是他一生的大幸
的话，那么因为替战败投降的李陵辩护而被处以宫刑，则是他命运的转折点，也是他悲剧人生
的开始。
身为男人和朝廷官员，突然间被施以宫刑，从此男不男，女不女，成了阉人、宦官，这种 痛苦是一般人体会不到的，看看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的一段话，人们就可明了司马迁当时 痛不欲生的感受。他向自己的老朋友任安倾诉说：“是以肠一日而九回，居则忽忽若有所亡， 出则不知其所往。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在司马迁看来，被处宫刑这是人生莫大 的耻辱，活着比死了还难受。他说：“太上不辱先，其次不辱身，其次不辱理色，其次不辱辞 令，其次诎体受辱，其次易服受辱，其次关木索、被箠楚受辱，其次剔毛发、婴金铁受辱，其 次毁肌肤、断肢体受辱，最下腐刑极矣！”显然，在司马迁眼里，腐刑（即宫刑）是比剃掉头 发、毁坏肌肤与砍断肢体更为野蛮、更为耻辱的刑罚，是正常人无法忍受的，所以他说：“夫 中材之人，事关于宦竖，莫不伤气，况忼慨之士乎！”既然连中材之人都无法忍受成为宦竖的 耻辱，那他又为什么不引决自裁呢？这是因为他心中尚有未了之事——尚未完成的《史记》。 他在《报任安书》中毫不隐患讳地说明了这一点：“所以隐忍苟活，幽于粪土之中而不辞者， 恨私心有所不尽，鄙陋没世，而文采不表于后也。”这里所谓“恨私心有所不尽”“文采不表 于后”，明眼人一看即知是指《史记》还未完成。
按说一个人突然遭受如此打击和耻辱，不仅肉体无法忍受，感情上、心理上也必然产生难 以忍受的痛苦，往往会引发精神上的崩溃，或是自杀，或是疯狂。然而司马迁既未自杀，也未 疯狂，他以超人的意志和毅力忍受住了这一前所未有的痛苦和耻辱，坚强地活下来了。因为他 从历史上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那就是有非常之事，然后才有非常之文。历史上的一些名 人，其所以能留下千古名篇，就在于他们遭受了一般人所难以忍受的灾难与耻辱。他在《太史 公自序》中概述说：“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 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 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 者。”从周文王到韩非，都是在遭受了巨大灾难和重大挫折之后，才发愤著书，从而给后人留 下不朽篇章。太史公指出，从《周易》、《诗三百》到韩非子的《说难》、《孤愤》，决非寻 常之书，“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如果他们一生顺顺当当，平静如常，也就不可能“发 愤”，更不可能有所“为作”了。正是因为他们“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才会“述 往事，思来者”，写下鸿篇巨制，给后人留下宝贵财富。
他在《报任安书》中也说过意思大体相近的一段话。他说：“古者富贵而名摩灭，不可胜 记，唯倜傥非常之人称焉。盖西伯（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 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乃如左丘无目，孙子断足，终不可用，退而论 书策，以舒其愤，思垂空文以自见。”比起《太史公自序》来，这里更加突出了非常之事与非 常之文的关系，也更加突出了悲愤出名文的命题。认为大富大贵之人多湮没于历史的尘埃之 中，只有“倜傥非常之人”才能为后世所称，然后例举了与《太史公自序》相同的历史人物， 意思是说只有这些人才称得上是“倜傥非常之人”，并以左丘明、孙膑为例，点出“舒其愤” 的要点。
古罗马诗人尤为利斯有句名言，叫“愤怒出诗人”，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引用过。 诗是感情的结晶，没有感情就没有诗，其他文学也是如此，即使是历史著作，如果没有史家感 情的投入，那么史书就是冷冰冰的，让人读来就会味同爵蜡。其实，任何一种文字都不可能是 纯客观的，都有作者的喜怒哀乐，只是感情投入的多少有别、形式有别、色彩有别而已。一个 人如果遭遇肢体残缺，或者是政治上的陷害、打击和挫折，必然会激发内心的仇怨、痛苦、郁 闷与愤怒。而这些感情郁积于心，总要有渠道发泄出来，于是就形之于文字，或为诗，或为 文。
屈原就是“愤怒出诗人”的典型。屈原对怀王、对楚国可谓忠贞不二，可是却两次遭到罢 逐。司马迁对屈原是深感同情与欣佩的，所以他在《屈原贾生列传》中说：“屈平疾王听之不 聪也，谗谄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骚者，犹离忧 也。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穷则反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 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尽智以事其君，谗人间之，可谓穷矣。信而见 疑，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盖自怨生也。”指出屈原对怀王怀有怨恨情绪，认 为屈原是“忧愁幽思而作《离骚》”；解释篇名是“离骚者，犹离忧也”；还说“信而见疑， 忠而被谤，能无怨乎？屈平之作《离骚》者，盖自怨生也。”在屈原的作品中也直接说到“发 愤以抒情”（《九章•惜诵》）。可以说，屈原如果不是对自己的遭际到了出离愤怒的程度是写 不出《离骚》、《九章》等作品的。
刘安的《淮南子》也清楚地认识到愤怒与文学的关系，多次提到“愤于中而形于外”， “情发于中而声应于外”，认为只有心中有了愤激之情，才会通过文字把它渲泻出来。
韩愈则在《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著名的“不平则鸣”说。他说：“大凡物不得其平则 鸣。”认为事物只有遭遇不平才会发出不平的声音。
宋代的欧阳修则提出了“穷而后工”说。他在《梅圣俞诗集序》中提出了这一著名的命 题，他说：“盖世所传诗者，多出于古穷人之辞也”“写人情之难言，盖愈穷则愈工”“然则 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 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对悲愤与诗歌的关系有着更深刻的体会。他说：“盖人之情，悲愤集于 中而无言，始发为诗；不然，无诗矣。”
显然，历史上那些不朽的文字都是作者在遭遇了不平之后，心中郁积了愤怒、悲伤、怨 恨、苦闷等等情绪、情感之后，在适当时候象山洪爆发一样倾泻而下，象地泉涌出一样奔涌而 出，然后汇成一股洪流奔腾向前。这种文字汇聚了感情，积蓄了力量，有着非同一般的打动人 心的撞击力。
司马迁的《史记》同样也是在作者被处以宫刑，遭遇了人生的深悲巨痛之后，因为内心郁 积了难以言说的疼痛、悲愤、耻辱，而又找不到其他渲泻的方式，于是作者将这些汇聚到《史 记》的文字之中，外化为《史记》的正直无隐、爱憎鲜明，使《史记》文字有别于一般的史 书，既象诗歌，又象散文，还象小说和戏曲，有着强烈的爱憎褒贬倾向和感情色彩，使《史 记》在一定程度上能摆脱封建的正统观念，不至于成为帝王将相的家谱和统治者的功德谱；敢 于用直笔忠实地叙述历史，不虚美、不隐恶，甚至敢于揭露最高统治者，乃至于当今皇上的荒 淫、残暴和愚妄。当然，不遭李陵之祸，司马迁也能写成《史记》，或许完成的时间更早，但 人们看到的也就不是今本《史记》，更不是被东汉王允所指责的“谤书”了。东汉明帝曾批评 司马迁“微文讥刺，,贬损当世，非谊士也”；班固则批评司马迁“其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 而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贱贫，此其所蔽也。” 汉明帝与班固的批评从另一面表明司马迁的可贵。可以肯定地说，如果没有“李陵之祸”， 《史记》也就不可能被鲁迅誉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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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1-10-1 17: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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