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水如空 于 2018-10-17 18:55 编辑
关于“佛教从哪儿传入中国”的问题…… 偶尔读到一篇网友转发的据说是北大一位教授写的文章，文中大谈孔子与《易经·十翼》间的关系。事实上，《十翼》究竟是否孔子所著，或者有多少内容是孔子所著，学界尚有争论。目前，学界普遍认为，《十翼》并非一时一地一人之作，至少其中《序卦》与《说卦》基本可以确定写作时间不早于战国——也就是说，与孔子本人几乎没有任何关系。 那么，拿一个并不真实，至少目前不能断定为真实的理论大谈特谈，其结论必然也是荒谬的。仅从这一点，便很叫人怀疑这位“北大教授”（这一点也不知是否真实）的学养，甚至学术道德。 而转发，是当今网上人们习惯的一种传播与交流方式。一般来说，除为了批判外，既然转发某文章，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赞同作者的观点。至少在法律层面上，若转发某反动或造谣的内容都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 不过我主要质疑的却不是这点，也不是其文中对儒道释三家草率的的“断语”，而是其文中谈到佛教时用的“从尼泊尔传来的佛家”一句。由于对佛教文化很感兴趣，所以颇读过一些相关的著作。以自己有限的知识，多少知道佛教最早是通过中亚传到中国的。而中国人去印度求法，走的也大抵是经甘肃、新疆、帕米尔高原一路，这一点，从法显，到玄奘，到义净……无一例外。至少为什么中、印的求法高僧和传法高僧都舍近求远，不走直线，非要绕个大圈子，原因则简单至极——两国之间的交界处有一座喜马拉雅山。除非那些“舍身传法”或“舍身求法”者拥有现代化的装备，并且是登山的高手，否则，喜马拉雅山绝对是一座无法逾越的屏障。 我把这一看法提出来与转发其文的朋友交流，结果其在回复中提出两个观点：一是这篇不是学术论文，只是杂谈，是为了普及文化，所以没有必要深究；二是这一说法“虽无从考证”，但“从地理概念上应有重合处”，“在看到具体认证前不妨先求同存异”，不应该将其一棒子打死。对于这种态度，我只能禁言了。 “杂谈”就可以不负责任地胡说八道?“没有考证”的前提下就敢随便断言?仅从这一点，我怀疑这位可能为“北大教授”的作者的学养和学术道德就是完全不无道理的。 事情过去几个月，偶尔翻看季羡林的一本书，居然在其中又读到了关于佛教传播的一些知识，由此更加敬佩这位国宝级的大师的为文与为人。于是不由得感叹：同是北大教授，做人的差别咋那么大呢? 季先生的文章谈的是“佛”字的翻译问题。“佛”，焚文为Buddha，一般汉语翻译为“佛陀”，早期经典则译为“浮屠、休屠”等，（在“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中仍保留“浮屠”译文，意为佛塔。），一般认为“佛”是“佛陀”汉译的简化。试查常见的词典，甚至专门的佛学词典，以及某某“百科”等，无不是如此解释。然而季先生通过对梵文及中亚古语吐火罗文对比后得出结论：“佛陀”之所以被称为“佛”并不是简简单单的汉语音译简化，而是由于“二度转译”的结果。 读罢此文，不由得不对季先生的学识表示钦佩。能够精通世界各种古语，并且从语言学这个角度进行考证，恐怕全天下也只此一人了。而对于普通读者的我，则更笃定了自己之前掌握知识的正确，即佛教毫无疑问是从中亚传过来的。而且还叫我更深入了解一层：先期传过来的佛教典籍很可能也是“二手货”，是经过中亚语言转译而成。 对于佛教从中亚传入中国一事，我也能找到相关证据。正因为早期的佛教是从中亚传过来的，而早期的佛典也是从中亚语言转译过来的，而中国人对于遥远的印度并不了解，所以在伪造佛经时就会想当然地把中亚当成了“西方”。比如，备受争议的《楞严经》，尽管被某些佛教徒称为“智慧的楞严”，视之为修行成佛的必读经典，然而却被诸多学者质疑其为伪经，而且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编纂的伪经。在《楞严经》第六卷，便有这样的句子：“汝婆罗门，地多蒸湿，加以砂石，草菜不生。”看出问题来了吗?要知道，印度地处热带气候，雨水充沛，土地肥沃，考古证明，古印度的农业也十分发达，一年可种多季作物，哪里来的“加以砂石，草菜不生”?这里说的分明是新疆的戈壁嘛！ 还是在《楞严经》中，有这样一段文字：“能于如来形像之前。身然一灯烧一指节。及于身上爇一香炷。我说是人无始宿债一时酬毕。”要知道，释迦牟尼在世时，曾明确反对拜火教，《楞严经》中居然明目张胆地叫人燃烧身体供奉，正是拜火教的那一套。而拜火教（古称“祆（xiān）教”）正是起源于波斯，流行于中亚。（《倚天屠龙记》中的“明教”有印象吗?）如果说《楞严经》不是中国人编造的伪经，也必定经过中亚诸国的的篡改。 不过对于传教传入中国的途径问题，季羡林也有自己的看法。在先期的文章中，他提出两个观点：一是前文提到的，“佛”字是从中亚的吐火罗文转译过来的；二是他认为佛教最初传入中国可能经由两个途径：陆路从中亚，水路则从大海（就是没有提及从喜马拉雅山）。我们都知道，晋代高僧法显西行取经，去时走的陆路，回来时走的就是水路。 然而在后来的文章中，季先生又对自己的观点进行了修正。由于读到更多的文献，通过语音对比，季先生认为，“佛”字的翻译很可能经历了梵文→龟兹文→(焉耆文)、回纥文――也就是吐火罗文→汉语这样一个更加复杂的过程。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说，尚缺少充分的证据。但对于“佛”字并非“佛陀”简化，而是由中亚语言转译的问题则是确定的。 另一个修正就是，季先生认为，早期的佛教只可能从陆路，也就是中亚到新疆到内地一条路，因为在没有证据表明，汉代的时候中印之间就已经有了海上交流——哪怕只是间接交流。 此外，关于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我们都熟悉的是汉明帝夜梦金人，“感梦求法”，从而“白马驮经”的故事。而季先生则认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时间至少要早于汉明帝时，因为史籍记录汉明帝夜梦金人后向众臣询问，傅毅对曰：“臣闻西方有神，名曰佛，形如陛下所梦者。”既然傅毅听说过西方有佛，可见佛教早已渗透民间，只是势力还不够大，没有形成普遍的信仰罢了。 读季羡林的文章，最大的感受绝不是他学问有多高深，而是他治学的态度有多严谨。作为一个早已名满天下的学者，对于一个普天之下都很难有人对其提出异议的观点，多年之后还要进行自我修正，这样对读者负责，这样对学术负责，这样对自己负责，其不为吾辈所敬仰，又怎么可能? 而那位可能同为“北大教授”，却不负责任地信口胡说什么“从尼泊尔传来的佛家”之流，又怎能不被人唾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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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7 1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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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8-10-17 1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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