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荒野游侠 于 2018-8-28 07:42 编辑
杜甫是一位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仕途坎坷，大半生颠沛流离，穷愁潦倒，用生命代价写下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诗歌。由于他的目光始终关注社会矛盾和苦难现实，诗歌中大量出现哭、泣、泪、涕泗等字眼，如： 少陵野老吞声哭，春日潜行曲江曲（《哀江头》）。 嗟尔远戍人，山寒夜中泣（《龙门镇》）。 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月夜》） 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登岳阳楼》）
再加上有关杜甫的一些画像或雕塑，总是一副形容枯槁，悲天悯人的样子。这就给人一种印象：杜甫是一个弱不禁风，病病歪歪，整天只知道哭哭啼啼，絮絮叨叨的老学究。
然而，历史上的杜甫果真是这么一副形象吗？
其实不然，真实的杜甫是一个像李白一样豪放的诗人，甚至比李白更豪放。
杜甫具备豪放派的一切气质和性格特点。
杜甫小时候很聪明，“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就“出游翰墨场”，而且“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
杜甫在学习之余，也很调皮，那时候杜甫壮得像个小牛犊，秋天果树丰收时，不停地爬上爬下摘果子（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千回）。
后来杜甫把同龄人甩在身后，不和他们玩了，只和比自己年龄大的人玩（脱略小时辈，结交皆老苍）。
二十岁的时候，杜甫开始壮游天下，到江南一带饱览山川美景，还想漂洋过海到日本去，连船都准备好了，不知为什么没有去成，一辈子耿耿于怀（到今有遗恨，不得穷扶桑）。
二十四岁科举落榜后，杜甫又到山东河北一带游历，过了八九年骑马射箭，驱鹰打猎的放荡生活（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呼鹰皂枥林，逐兽云雪冈。射飞曾纵鞚，引臂落鹙鶬）。
杜甫对鹰和马都非常喜爱，并且很有研究，写了不少赞美鹰和马的诗，在《画鹰》和《房兵曹胡马》两首诗中，借鹰和马寄托了自己的理想人格。
杜甫对马的喜爱终其一生，直到年老多病时，还借着酒劲骑马从山上飞奔而下，结果差点摔死。
大凡豪放的人，都喜欢自命不凡，甚至大言不惭。李白志向远大，常把自己比作扶摇直上九万里的鲲鹏，自以为他的政治才能可以和姜太公、张良、谢安相比。
杜甫也是这样，但是杜甫自比的人远远高于李白自比的人。杜甫自比的是稷与契之类的人（窃比稷与契）。稷与契是谁？稷与契是舜帝的两个大臣，稷是周的先祖，教百姓种植五谷；契是殷的先祖，掌管文化教育。杜甫的志向是“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只不过杜甫比较低调，是“窃比”，不像李白那样咋咋呼呼的。
杜甫对自己的文学才能也很自信，认为自己写赋和汉代的扬雄不相上下，写诗可以三国曹植接近（赋料扬雄敌，诗看子建亲）。
这种近乎狂妄的自信大概是隔代遗传，颇有乃祖遗风。他的祖父杜审言有句名言：“吾文章当得屈、宋作衙官，吾笔当得王羲之北面。”意思是：我写文章，屈原、宋玉只配打下手；我玩书法，王羲之见了都得认输。
事实上，杜甫并不全是吹牛，在唐玄宗举行祭祀大典时，杜甫献上《三大礼赋》，结果“气冲星象表，词感帝王尊”，一举博得玄宗赏识，让他待制集贤院。
杜甫的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学者，在灭吴战争中立下赫赫战功，曾任镇南大将军。他学识渊博，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人称“杜武库”，是明代以前唯一一个同时进入文庙和武庙的人。
有这么一位显赫的先祖，杜甫的遗传基因里必然流淌着崇尚豪杰的成分。他对这位先祖推崇备至，常常引以为荣。因此他的眼界很高，专门结交豪杰之士。杜甫初出茅庐的时候，就和李邕、王翰等人交往，而且是“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李邕是大文豪和书法家，当时比贺知章的名气都大；王翰是著名诗人，《凉州词》的作者。
杜甫在山东游历期间，和李白、高适结识并结下深厚友谊。杜甫与李白形影不离，“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情同手足。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像李白这样的狂人，如果不是杜甫也有几分狂气，是很难入他的法眼的。不然，李白怎么会在他们分手的时候说“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依依不舍之情，跃然纸上；又怎么会在分别之后给杜甫寄诗表达“思君若汶水”的思念之情。
豪放的人都喜欢饮酒，而且酒量都很大。李白“会须一饮三百杯”，王翰“醉卧沙场君莫笑”，苏轼“把酒问青天” 辛弃疾“醉里挑灯看剑”。杜甫也喜欢喝酒，他自己就承认“生平老耽酒”，“每日江头尽醉归”。他的《饮中八仙歌》，以速写的手法，描绘了李白等八位酒仙醉酒后的憨态。试想，如果不是喜欢喝酒的人，哪能用欣赏的眼光把他们写得栩栩如生。
杜甫的酒量也不小，在长安游乐游原，他是“百罚深杯亦不辞”。和老朋友卫八处士在一起喝酒，他也是“一举累十觞”，而且“十觞亦不醉”。
值得一提的是，古代自酿的酒甲醇含量较高，长期大量饮酒容易中毒，所以陶渊明、李白、杜甫的寿命都不是很高。
这应该是杜甫最显著的性格特点，也是杜甫诗歌最光辉的思想价值了。他的《兵车行》、《三吏》、《三别》已经颇能说明问题，这里不必多说。但是杜甫不仅敢于为穷苦人民仗义执言，而且敢于批皇帝的逆鳞，抨击权贵。
杜甫当过左拾遗这样的小官，官虽然小，但是可以直接向皇帝提意见。可是他任左拾遗还不到一个月，就上疏为被罢官的正直宰相房琯抱不平，结果触怒皇帝，差点丢了性命。过了几个月，唐肃宗特许他回家探亲，表面上是关心照顾他，实际上是把他支出去，让他一边凉快去了。
但杜甫是个狂人，“有的是义勇和正气”，继续不断向皇帝提意见，结果第二年，唐肃宗直接把他贬官，眼不见，心不烦，让他管祭祀去了。
杜甫既然敢批皇帝逆鳞，对其他权贵更是毫不留情。一首《丽人行》，冒着被约谈的危险直接把时任宰相杨国忠兄妹的龌龊事抖了出来，对肃宗宠幸的权臣李辅国，直呼为“关中小儿坏纪纲”，对其他贪官污吏，则直接破口大骂“必若救疮痍，先应去蟊贼”。
书生报国无长物，唯有手中笔如刀。杜甫的笔，就是关羽的青龙偃月刀，鲁智深的禅杖，孙悟空的金箍棒，所向披靡。
杜甫后半生穷愁潦倒，漂泊不定。但这并不说明他没有做官发财的机会，只是他不愿这样做罢了。
公元755年，杜甫迎来一个做官的机会——河西县尉。县尉虽然官不大，但是靠工资养活一家老小还是不成问题的。关键县尉是管治安的，可以欺下媚上，通过“鞭挞”老百姓进行勒索，因此是个肥差，唐代许多官吏都是通过做县尉捞得第一桶金而发家的。但是杜甫拒绝接受这个差使，朝廷只好改派他做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让他管武器仓库去了。
按说，做县尉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他的好朋友高适、岑参都做过，后来的白居易也做过。不也不影响他们大诗人的光辉形象吗？
安史之乱，长安陷落，许多朝廷命官半推半就地做起了安禄山的伪官，大诗人王维也在其中。但是杜甫坚决不和叛军合作，只身逃离长安投奔肃宗，结果半路被叛军抓了回去。后来，杜甫又寻机逃了出来，跑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这才“涕泪授拾遗”。
杜甫虽然自己是个泥菩萨，穷得吃了上顿没下顿的，但他却一点也不吝啬。杜甫寓居四川夔州的时候，是生活上最稳定的时候，他曾在瀼西种了四十亩柑林，他的草堂门前有几颗枣树，邻居家的一个寡妇时常到树上打枣，杜甫听之任之。后来杜甫将草堂让给一位姓吴的亲戚居住，这位亲戚插上篱笆不让寡妇打枣。寡妇向杜甫诉苦，杜甫连续两次写诗劝“吴郎”不要这样做。后来杜甫离开夔州往江陵，便直接将果园无偿送人了。
其实杜甫同情弱者，舍己为人的品格，在他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已经表露得很明显了，“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当然，最能代表杜甫豪放气质的，还是他自己的诗作。
二十五岁的时候，杜甫登泰山，写下了“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下”的豪迈诗句。这句诗，直到现在仍然是文艺青年抒发志向的宣言。杜甫的这种豪迈之气终生不减，即使在晚年肺病、疟疾、糖尿病等多种疾病缠身，经常饿肚子的窘态下，依然写出了“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这样气象雄浑的诗句。
如果不是天生具有豪放气质的人，谁能做到这一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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