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1-4-7 10:02 编辑
梁启超一个人参与了一半的中国近代史，这话并不怎么过头。
但是梁启超却被中国近代史过滤了许多，也大体上是一个事实。
我们很初步的印象可能就是梁启超参与了戊戌变法，康梁是最主要的发起者；还有就是那篇看起来荡气回肠的《少年中国说》的确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应该说至今还在影响年轻人，因为一直被教材所选用。稍微深入一点的可能还会说出他作为清华国学院的四大导师为学生上过课等等，对于士林掌故感兴趣的可能还会说出他有一对著名的儿媳梁思成和林徽因。
显然，这些对于梁启超先生来说太单薄了。当然，如果我们把他展开的话，再厚的一本书都会单薄，他可述的地方真是太多了，即便浮光掠影地闲侃都会搅动一池春水。
删繁就简，大略两个方面，一是学术，二是人生。学术上，他首先是个天才，神童的出身，十三岁就中了秀才，顺道还做了主考官的女婿，后期也是笔耕不辍，自己都说著作虽不至于等身至少半身。就学术定性来讲，他应该是个博物学家，百科全书式的人物，几乎什么都涉及，政治、文学、哲学、历史学、目录学、经济学、宗教学、伦理学、教育学等等他都能有所建树，甚至可以信口就来，讲课以及演讲也是拥趸甚多，为一开风气之人物，五十几岁的年纪就离世却也留下一千七百万字的著述。就他那一套《饮冰室合集》一般人还真舍不得买，当然其实也没必要，除非是专业的研究者。其次是人生，为什么说他参与了整个近代史？因为整个近代史的几件大事件都有他的足迹，而且分量不轻。戊戌变法就不说了，戊戌之后，他流亡日本，在日本办学堂，安置中国留学生，培养了著名的学生蔡松坡、蒋百里等等；办报纸，如《时务报》《清议报》《新民时报》等等，开启明智，呼唤新民，算是中国最早且最有影响力的报人之一。履历上他与当时最有影响力的那些人物都有过从，比如孙中山、袁世凯、宋教仁、康有为、谭嗣同、胡适之、黄遵宪、章士钊、杨度、蔡锷、唐常才、蒋百里、徐志摩、丁文江等等，且都不是泛泛之交。不过，稍跌眼镜的是，他与他们不是纯粹的哥俩好，恩怨纠葛很多，志同道合的有，反目成仇的也有。比如和袁世凯，开始一口一个“项城项城”的，以为非袁世凯不足以改变中国，后来率先申讨袁世凯的也是他，袁世凯送去二十万两白银想让他收手都不行，亲自上阵死磕到底；和他的老师康有为，一开始惟命是从，最后分道扬镳；和那一批国民党元老一开始俨然为同志，他做过北洋政府的司法总长、财政总长以及制币局的局长，最后也是比较疏离的。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人生算不上功德圆满，甚至可以说至今都颇具争议乃至于毁誉参半。他自己似乎也清楚这点，经常挂在嘴边上的话是：让后人评说吧！
当然，无论什么人对于他参与并实际上领导戊戌变法以及后期的反对帝制是没有争议的，有诟病的是他一段时间内的保皇行为。康有为是他老师，他是康有为手下最得力的干将，一度时间他在美国和日本和孙中山试图联合，但是事实上造成了兴中会的革命党人不少人改换门庭转投康梁的门下，从此与革命党反目，直接影响后期国民党执政时对他没有办法产生好感。抗战期间，梁思成夫妇和梁思永夫妇一边逃难一边科研，且林徽因还有肺病，生活很艰难，国民政府不大待见，还是傅斯年实在看不下去，专门打报告求蒋介石拨了一笔钱，维系他们的生活和研究，这实在与梁家的影响力，与梁思成夫妇以及梁思永的学术地位不大匹配。除了时事艰难之外，与上一辈人的芥蒂不能说完全没有关系。单从冯自由（孙中山秘书）《革命逸史》中对于梁的口气就能明显感觉到他们的厌恶，包括据传陈少白还拳打脚踢过梁，这些国民党大佬级的反应足以说明，他们与梁启超的泾渭分明的。
这事也的确蹊跷，怎么着一个改革的领头羊蜕变成保皇党呢？细想一下也不觉突兀，戊戌变法本身就是一场改良行为，作为一个旧式文人对于帝王的天然情结是没有办法轻易割裂的，包括曾、左、李、张对于老佛爷的效忠应该都是很真诚的，尤其是香帅张之洞“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理念就是明确一个前提，借鉴国外的可以，老佛爷不能动的。是老佛爷御笔一改让他从乙等变成了甲等，让他得意了一辈子，当然山呼万岁了，何况没有什么功名的康梁瞬间成为光绪皇帝的红人，这个知遇之恩短期是无法屏蔽的。不过，长期海外的经历尤其是他对于新民的期待让他有些动摇，他哟呵别人当新民自己却保皇自然不大让人接受。不过我们不能忽略他是康有为的学生，他得听康有为的，所以出现了革命党的党员像保皇党倒戈，并且革命党募捐的数字要比保皇党的数据少许多许多的结果，算是给革命党一个重创，这事梁启超的确要负责任，一个原本联合的布局变成了吞并的事实。第二件事情是他与段祺瑞短期的蜜月。在段执政期间，他如鱼得水，掌管司法大权，而段政府实际上就是一个典型的军人政府，极端迷信枪杆子。不过细想一下，这又怎么是梁启超所能扭转？至于段政府能参加一战与梁启超的殷勤有关，但是参加一战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对，毕竟变成了战胜国，理论上可以获利许多，至少没赔的庚子款可以省掉部分吧！只不过巴黎和会上出现那样的结局实在是出人意料，弱国无外交自古已然，责任推到一个文人身上有失公允。
很多人不喜欢他的善变，起初是维新派公车上书，一出手起点就很高，可以后一会儿沦为保皇党为康有为积极奔走，一会儿组建进步党试图联合执政，一会儿反对帝制无所不用其极，一会儿又成了北洋大员志满意得，一会儿又是激进的斗士呼应五四运动，一会儿又试图躲进书斋，想想他并不长的人生履历的确有点眼花缭乱。但是细想一下，都是有迹可循的，是他不断探索体现。康有为的理论一出来，他如开天眼，立马主动找到万木草堂，其实康有为那时候连个秀才都不是而他已经半只脚踩到了功名；康有为失败之后，他开始启迪明智，办各种报纸，用那支“笔锋常带感情”（胡适语）如椽大笔激励过无数青年走向现代；至于保皇，他对光绪有感情，对康有为也不好明面上拒绝，多少有些心不甘情不愿的，直接开罪了革命党，后期也能幡然醒悟，正式和康有为分道扬镳，“梁任公”的名号由此诞生。康有为的学生名号有两个特点，一是必须把孔子的圈子人比下去，比如梁启超“轶赐”、陈子秋“超回”、韩文举“乘参”、麦孟华“驾孟”、曹泰“越伋”，都是超过了孔门弟子的意思，他自己就叫“长素”——孔子不是素王吗？我得比你狂啊！还有就是他的著名学生后面都有一个“庵”字，梁启超后期自己丢掉了“庵”字，其实就是对于康梁关系解体的公开，也是他对于保皇党的明确回应，走出了自己的误区；至于和袁世凯的关系，某种意义上他们是仇人，毕竟戊戌变法是栽在袁某人手里的，但是数年游历尤其是境外的思考和考察使得他觉得中国的共和似乎只有袁世凯能担当大任，对袁世凯报以很大的希望，袁世凯当时口口声声是不打算称帝的，连对段祺瑞和冯国璋都允诺过。另外袁世凯拉拢人的伎俩一般人是扛不过去的，比如汪精卫对于袁某人就非常之友善。是袁世凯蒙蔽了绝大多数人而不是梁启超主动投怀送抱，袁世凯的真明目出来之后，他急就而成《异哉所谓国体问题》，堪称匕首投枪，袁世凯花二十万两都买不回来。包括后期先是在段祺瑞政府任职也不是人生的亮点，可一旦在国外看到巴黎和会的被动之后，他立马积极奔走，及时将和会的消息传到国内，呼吁拒签和抵抗，五四运动他是有功劳的。可能是几起几伏之后，他终感失望，正式脱离了段政府，也几乎全身脱离了政坛。成了一个保守的旧式文化学者，也就是所谓国学大师。
回溯梁启超的经历，他并非善变，只是一直在寻找出路却终究没有找到出路，给人多少有些虎头蛇尾的感觉。可能他没有做好，但不能抹杀动机上是一个爱国者，一个不断求索的救国者，就这点而言，他足以让人敬重并且给予足够的历史地位。如果我们非要说，他应该继续站在陈独秀、李大钊的路子上继续探索的话，多少有些苛求了。
毕竟他只是一个书生，缺乏政治家的洞察力和果断决绝。书生受人欢迎不假，但书生从政鲜有成功者。两件关于他的花边新闻，民国奇女子吕碧城一生未嫁，原因只有两个，梁启超已婚，汪精卫太小。汪精卫算是帅哥情有可原，而梁启超巨大的宽脑门形象上实在没那么拉风的，可就是呼声很高、粉丝太多，这也是革命党人转投他门下的一个由头，他感召力太强了；其次，他在日本的时候，年轻漂亮的女翻译何惠珍主动示爱，他似乎也有所心动。但是他很君子，发乎情止乎礼，竟然告诉他的原配妻子，一五一十地倒出来，言语间似乎还有点得意。倒是李夫人毕竟名门之后，拿捏得很好，此事作罢；对于学生徐志摩离婚再娶，他去证婚，直接讲要不是胡适的情面他是不会参加的，然后把徐志摩和陆小曼一顿狠批，并直接预言他俩不会幸福，徐志摩陆小曼无地自容。以这样的城府从政，显然是不会有什么好的归宿。
不过，这些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是一个相当真诚的人，有话就要说，认准了就做，说错了做错了就改，个人荣辱俗世的名利大可以不管。私德很好，这也是后来他的评价远远超过康有为的主要原因之一。康有为是一个模糊的人，一个现代人不愿意过度提及的人，除了公车上书之外，康南海的后期几乎就没有一件事能摆得上桌面。梁启超走的比他的老师要远多了。
书生也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书生意气，没有书生意气是写不出他成千上万激情飞扬的文字的。他写文章从来不参考资料，全凭记忆，有时甚至一边打麻将一边就能写出文章。而书生的坦率让他很多时候有一点孩子气。比如，他相当得意子女的婚姻问题和教育问题，坦率承认婚姻是包办的，但是他的包办只是先观察再选择，然后出谋划策，引荐撮合，不搞一言堂，子女婚姻都很成功。女儿梁思顺是他出色的帮手，古诗词研究专家，女婿周希哲是哈佛的高材生，经济高管；儿子和媳妇梁思成林徽因就人人皆知，他和林长民的关系志同道合，并肩作战，联姻堪称佳话。后来的文艺爱好者喜欢拿徐志摩和林徽因说事，多半是郎有情妾无意，那样牢不可破的家庭组合，岂是一个油头粉面的煽情诗人所能撼动？我们一直低估了林徽因，误读了林徽因，她不仅仅是人间四月天的那个懵懂少女，也不仅仅是太太客厅里的女主角，她是杰出的建筑学家，一个刚烈的女子，一个不唯上不畏权的文化守护者。抗战的时候，梁思成问母亲，日军过来怎么办？林徽因说，门口不是有条河吗？儿子继续问，那不没命了吗？母亲说国家都没了，一条命有什么？建国后拆老北京城墙，面对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林徽因直拍桌子：别人不知道这些城墙的价值，你一个学历史的难道不知道，你想干什么？真是女中豪杰，徐志摩够不上的。
教育上的成功可能是梁启超无心插柳柳成荫的意外收获，事实上是他本人实际投入的合理回报。一来他本人是很少能打通古今中外学术的大家之一，也是当然的教育家。他教的学生像蔡锷、蒋百里、徐志摩都是响当当的人物，足以证明他教育家的地位。他这个父亲的标杆是极少数家庭能够达到的；二来他本人还相当前卫，信奉科学，推崇尊重和平等，和子女们的关系非常融洽。后人搜集了一下，他写给子女的信件加在一起接近二百万字，事无巨细，完全俯身交流，给子女很大的自由。当然孩子们很争气，基因也好，梁家九个孩子，人人成才，最著名的是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都是国士的水准，都是院士，其余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公认的满门俊秀。换做谁都是值得自豪的，毕竟空前绝后。
客观地讲，他倒真符合一个优秀教育家的标准，教育家本身不奢望有多么深刻，但需要广博，他一千七百万字的著述，量不小，但是客观地说，多半是时文，不见得有多么高的学术价值。其次，教育家要有实践精神，学高为师，身正为范，躲在屋子里弄不出好教育，他算是不断追求不断探索的，少年中国不就是心里始终要住一个少年的情怀吗？另外，教育家要有热情，要真诚，要有力量，他的孩子们都感受到了他父亲的人格魅力。要知道在那个时代，像他那样地位的人能和孩子吃顿饭都引以为奇的，有几人能做到他这一层？
所以，梁启超这个人尤其是他的教育层面还真值得我们好好挖掘挖掘。
无独有偶，最近《觉醒年代》热播，我看了一下，很不错，看到陈独秀，我不知怎么的就想起梁启超。应该说，他俩年龄相差不大，梁启超大概年长六岁，但在文化上他两个已经不是一代人。很欣慰陈独秀在通俗电视剧上能得到如此之高的推崇，其实他和梁有一个相似之处，也都是找路的人，梁启超找到共和之后停滞，陈独秀找到了国共合作之后陷入迷茫，这都是他们的局限性，但不能影响他们应该享受到的尊重。不正是这些在茫茫黑夜里不断探寻的人经历过无数的教训、失败和牺牲才有后来的工农革命胜利吗？任何历史都是延续前人的路往前走的，我们不该轻轻地将前人搁置。
穿插看了一下《独秀文存》，一九二二年亚东图书馆初版一九八六年安徽人民出版社再版的，惊叹于陈独秀犀利的文笔和不屈不挠的风骨，依然如梁启超“笔锋带感情”的气质——再次说明了梁当时的影响，就下意识地把他俩放一块想一想，包括教育问题。梁是一个书生，教育出一批国家栋梁；陈是一个革命家，培养出两个优秀的革命家，都有他们自己的影子。可惜的是陈延年和陈乔年均英年早逝，电视剧放到那哥俩奔赴刑场的时候，我只想嚎啕大哭。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21-4-6 14:28
收藏
发表于 2021-4-6 15:05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