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前,那是爷爷的年代。
爷爷回来了,他肯定已经给家里人吩咐了什么。到了晚上,村里的一些头面人物就来我们家。我从外面傻跑了半天,回来的时候已经天黑,一进院子就觉得不一样。母亲,姑姑,还有就近当家的几个女眷们都过来帮忙,她们从院里来来往往的穿走着,手里端着什么东西,走路匆匆,说话也小声商量着,什么已经准备停当,忽又想起还缺了点什么,又忙忙的出去讨买。浅黑色的院子里,还有男人从外面进来,早在大门口时,就高着声音干咳一声,像是往里面通报。女人们赶紧给他们让路,也又陪着笑脸,低声招呼:三叔,您来了……
爷爷请的这些人,都是村子里的头脑,或有些名望、本领的。他们在外面抽烟,喝酒,说一些话,那都不是一般人能理解的。妇女们都躲在里间,有的坐在炕头上,有的在门框边拉把凳子。她们也有自己的话题,说地里收成,说针线活,说老人孩子。当然,她们说话的声音很小,也很亲昵,说起话来像是相互抚慰,相互关心着。因为既然这些人能坐到一起,就没外人!就是一家。
外面的男人喝酒多起来,说话声音也越来越大。像要打架的样子,直眉瞪眼,指手划脚,一方想要把另一方置于死地,另一方挣扎着反抗,其他人也分了好派,大多都帮着强势的那一个,也有人自顾自的蔫坐在那里,只是嘿嘿笑着往嘴里塞油炸花生豆。突然,那个强者扭头问他一句:你说是不是?那人还是往嘴里塞着,含糊说:嗯嗯,你们说你们的,我不参言。桌子上的人们哄堂大笑。
大国强是当时的村支书,他个子很高,也很胖。他尖尖的头顶上没有几根头发,满头满脸都是红色的,眯着眼睛和别人划拳,“魁五,魁五!”“四儿?四儿!”,“到了……到了”“三星——”他猛地一声大喝手指乍开,身子也站起来,手指想要直戳到对方脸上去。对方也不服输,也站起身子,梗着脖子和他喊“六,六”。不到三两个回合,那人只好败下阵来,低头喝酒。一边喊喝,一边撸胳膊绾袖子,后来,腿也上来,一脚踩着凳子,伸脖子瞪眼,想要把对方生吞活剥了。忽而,他们又哄堂大笑,所有人都变得一团和气。
外屋声音吵得大,里屋的女人们都扒了门帘,从缝隙里往外看,赞叹大国强威风八面,所向披靡。也掩着嘴悄悄的笑话,哪个男人最没相儿。不会说话,也不会划拳喝酒,只是坐在那里傻吃,“看看,他又站起来了,伸着筷子这么长,去夹肉。嘻嘻……”女人们不懂男人划拳的输赢,只是看他们面部表现,那个意气风发的,肯定是胜者,要咂舌仰慕。那个垂头丧气的是败将,要随着大家一起讥笑。她们也同样不知道男人讲的话,哪句有道理,哪句没道理。只是看谁声音大,大家都在听,听完了还点头,那他说的就是对的。那些,一上台面就说不出话来的,肯定是窝囊废,谁家要有这么个男的,女人也跟着丢人。
我那时很小,也跟着女人们躲在里屋。当时更多的是害怕,觉得喝了酒的那些人都变得不正常。随时担心他们会打起架来,把桌子板凳什么的砸烂,相互把对方打个半死。想不通的问题:为什么要喝酒呢?酒到底好不好?如果酒是好东西,为什么自己不喝,都要灌别人多喝?如果不好,为什么还要凑到一块喝酒呢?
那时,最时,酒场对我最大的诱惑,就是可以吃到一些酒菜。从里屋里出去,肯定要经过外屋。喝酒的人围着一个大黑方桌,已经把外间屋挤得满满。我那时恐怕还没有方桌高一些,就从人缝里往外挤。被喝酒的人看到就抓住胳膊:来来,吃口菜。他们拿筷子夹两片肉,放到我嘴里。有时,夹几片香肠,“来来,张手,捧着。去吧”。
父母看到了,自然要大声呵斥的,小孩子怎么能去酒桌子上闹腾?显得大人也没出息。再去,挨揍。客人也往往要袒护两句:小孩子家,吃点就吃点,哪来那么多规矩。
多年以后,往往会遇到这样的情景:人们在桌子上吃饭,一只小黑狗蹲坐在桌子一边,瞪着黑眼睛看人们吃。主人看它实在可怜,就把鸡骨鱼刺什么的,往外面一丢,喝一声:出去吃去!小黑狗一跃而起,扑到门外啃骨头。啃完后,又来桌边蹲着。主人喝问一句:不是说过?不许再来!
小黑狗就闪一下眼神,避开主人眼神,吱吱两声,往外挪挪屁股,还是不肯出门去。
这个场景,我觉得很熟悉。当年的自己像极了那个小黑狗。大人吃酒时,自己是靠不得近前的。又不能厚脸皮,狗一样在那里蹲着。只好撒个谎:我要去解手。就可以从里屋里出来,穿过外间屋喝酒的人群。被好心人抓住,得一两片香肠。
屋外已经完全漆黑,屋内的酒席到后半路,里屋的妇女们互相推委着,要有一个敢说话的人去外面问一下:要不要上饭?——你去问吧,你还会说,我可不敢,你去吧,你还胆大。你去,你去——终于听外屋有人在喊:把盘子撤了,上饭。里外屋又是一通忙乎。这时的小孩们早已困得打熬不住,在炕角盖了棉袄睡着了。
爷爷是个有规矩的人,而且规矩很大。平素里,他在南面的小城里上班,不回来,我们还自由一些。他一回家,家里的空气立刻就沉重起来。他个子不高,也是白白胖胖的。在我印象里,他就没有露过一丝笑模样。到他死时,看着被放大了的黑白照片,他活着时也一直就是这个样子:脸上有横肉,眼下有眼袋,鼻翼到两侧嘴角处各有一道弧线,像一对括号,也让他的嘴角向下方拉着,看上去就让人觉得不舒服,害怕,厌恶(当然,那是万万不敢说的)。
他在的时候,每天吃饭他要坐在上面的方桌旁边,黑色竹椅上。我和父母妹妹都在方桌下面,一个短腿小桌子,坐在小板凳上吃。他要吃馍馍,就是那种方方的,白白的白面馍馍。还有一只咸鸡蛋。吃咸鸡蛋时把一端磕开一个开口,再剥的阔大一些。用筷子从这个开口处崴着吃。他的筷子也是特殊的,不像我们是黄色的竹筷,下圆上方。他的竹子是整根都是圆的,上了黑漆,顶端处还有一圈红箍。他就用这双筷子吃咸鸡蛋,吃炒菜,还要喝两盅。
那时,他会把一个小白馍馍给我们,一掰两半,我一半,妹妹一半。妹妹饭量小,只吃一块馍馍就够,我要先吃一个窝头,再吃那块白馍馍。父母都在就着老咸菜,啃棒子面窝头,他们吃得很香甜。我就觉得不好吃,粗剌剌硬生生的难咽。馍馍就好吃的很,咬一口,柔柔的,软软的,有香气,再多嚼一些,很甜,不吃咸菜就很好吃。
这是很矛盾的事情。爷爷回来了,有得白馍馍吃,赶时候,还有炒菜。爷爷有一个小铁锅,只比碗略大一点。母亲把切好的白菜放到锅里炒,还会有些小肉丁。炒菜,当然是爷爷吃的,他吃过了,还会剩下一些,端下来给我们吃。多么美妙的事情啊,有菜有肉,有用再吃腌白咸萝卜老咸菜。那菜的味道简直妙不可言,就是剩下的咸汤,蘸馍馍就很好吃,蘸窝窝头也同样好吃。我发誓,此后再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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