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22-10-2 21:35 编辑
一、天朝的溃败
茅海建教授算是有些小众了，至少没有上过百家讲坛，没有出过多少通俗历史读物，所以更多的人会知道阎崇年、易中天、钱文忠、金一楠、甚至张宏杰，但是未必知道茅海建，还有杨奎松。
金一楠的表述我很受用。曾经在他和杨奎松教授之间的分歧当中，我不否定任何一方，金教授以感性见长，以情怀致胜，很有感染力；杨教授以理性持身，以学者自律，无一事无出处，这是传统史家的风骨。
当官的多听听金教授，看看前辈们是怎么走过来的，他们吃了多少苦？遇到多少不测？现在有些人在糟践什么。读书的多看看杨奎松，中国革命的成功有没有什么学理上的因素？其间有多少前途未卜，有多少凶险未测？这里有一个学者的真诚、考据和独立。
没有人磕一下茅教授和杨教授，磕一下也许他们会更出名。
可是如果你真对中国近代史感兴趣的话，茅海建教授你肯定绕不过去，从《天朝的溃败》开始。
三言两语说不清。
这本书基本上是以人物串起来的，都是第一次鸦片战争当中的风口浪尖上的人物，有著名的林则徐、关天培等等，也有同样著名但不可能受到待见的琦善、奕山、还有杨芳、僧格林沁等等。这些人如今都已经脸谱化了，要么是忠臣，比如林则徐、比如关天培、陈化成；要么是汉奸，比如琦善、奕山；还有丑角的，比如杨芳——他是准备用秽物和女士用品来对付毛子的。
就是没有多少人再把问题往后想一想：琦善也好，奕山也好，哪个不是满清贵胄？他们干啥要去卖国呢？包括僧格林沁作为一个捡来的孩子，因为过继都混成了世袭的铁帽子王，他真的想卖国吗？即便像杨芳这样的绿营将领，征战一生，荣誉等身，几乎是是百胜将军的履历，他有必要把自己弄成一个历史的笑话吗？
真正的原因首先恐怕是双方信息完全不对等。
皇帝总觉得自己的天朝上国，率土之滨莫非王土，此外都是蛮夷。来了给点三瓜俩枣打发走就算了，哪里想到还准备赖着不走，还想平起平坐做生意？那多跌份！所以1793年马嘎尔尼以全仰视的态度朝见乾隆，为了见面仪式僵持了好几个月，无非是个跪不跪，单腿跪还是双膝跪的问题，最后不欢而散，几乎让人家摸透了底牌，也会后续的战事留下了铺垫——那个在朝堂上颇受乾隆爷喜欢的小斯丹东后期是武力打开中国大门的积极倡导者。人家那时候就清楚了，真要是干仗，老大帝国不行！
的确是船坚炮利，的确无法阻挡，即便是林则徐、关天培精心构建的防御工事都不过是纸糊一般，在舰队和洋枪洋炮的淫威下，天朝上国不堪一击，就像后来彭总说的，架几所枪炮便能横冲直撞，这是事实。面对战争的意见有两种：主站的爱国，主和的卖国；战争波及到个人的结局也有两种，战死的是英雄，逃跑的是汉奸。
这样的定性更多的是道德指向，也容易将问题简单化。
饱读诗书的中国知识分子一下子懵了，不甘心啊！即便是溃败之后，还心存幻想：海战不行，枪炮没人家厉害，也许陆战我们可以。连林则徐都认为人家腿是直的，不能屈膝，只有上岸还不是砍瓜切菜一般？直到上岸之后才大跌眼镜，原来人家不喝茶叶也不会死，身体也是可以闪转腾挪的。
这不能怪谁。也不影响这些民族英雄该有的位置，要怪就只能怪咱们太闭塞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老祖宗的话忘记了。
当然，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体制的因素。君权体制下，都是给皇帝打工的，糊弄皇帝开心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只能永远报喜不报忧，咱们总是在赢，战报上永远是对方死伤众多，咱们是零星伤亡；开放口岸是在给面子，赔款了是在赏赐。
皇帝的底线只有一条：你想见我，跟我平起平坐，休想！
咸丰的批示当中有一条，哪怕咱们关税免了都可以，想见我？不行！
这不是简单的死要面子活受罪的问题。
船坚炮利是技术上差距较大，而天朝上邦唯我独尊的观念差的就不止是一小截了。
说白了，鸦片战争就是一个古代王朝和一个现代国家的战争，一场不对等的战争，一场一开始就注定结局的战争。
英雄诚然可歌，汉奸必须可恨，但是如果把历史的波诡云谲全部架在他们的肩膀上，他们都未必承受的起。
二、顽疾
张宏杰指的顽疾是腐败。
的确，在漫长的历史进程当中，腐败的确是顽疾，近乎癌症。
提到腐败，人人咬牙切齿；惩治腐败，无所不用其极。
但是，阴魂不散，魅影相随。
招数想过不少，有高薪养廉的。我给来个钱多多，贪腐还有必要吗？理论上可行，但是以前的官员体制，官才是财政供养的，我就是高薪也只能给当官的，实际主事掌权的往往是那些最底层的皂吏，他们不是体制内人员，挣不到工资，也只能转嫁于百姓，所以还是得贪腐。再者任何一个王朝开张的时候，官员不多，财政负担不重，应付自如；可是几十年一过，机构臃肿，队伍庞大，物价上涨，高薪养廉钱不够，多半告吹。也有剥皮食草的，也不行——千刀万剐都不行，都还就喜欢这招，毕竟成本最低，也最出气。效果却是最差，讨论的必要都没有。
高薪养廉有点模样的是宋朝。苏轼、包拯的工资都很高，还有各项补贴，他们的工资按照现在的购买力算的话，年薪不下千万。可是这样的结果一来财政的钱几乎全发工资还有军饷了，一年都有一个一亿白银的收入，国家还是穷，王安石还是得变法。明清的时候年收入有个三千万两就不错了，何况宋朝后期还只是个半壁江山？其次，宋朝工资高，但也仅仅局限于高层官僚，下面还是不行，工资差距太大，所以享受这一红利的人太少了，不会带动整个官场的廉洁。
有时候觉得，宋朝的文人还是幸运的，既给钱，又给权，犯错了坚决不杀，三五年之后还能回来，子子孙孙还有优先进入仕途的福利，哪个朝代能这样？心态宽松了，腰杆子硬了，言语行事自然潇洒许多。寇准逮住真宗：你必须亲征怎样如何，谁给他的胆子？是待遇很好，说错话办错事也不打紧，自然而然就有了主人翁的意识，把国家事当成自家事，倒留下了一批批忠臣义士，尤其是一众文化巨擘。
高薪养廉未必能根治腐败，但底薪肯定难以保证官场的廉洁。
这几年，很多人喜欢聊明朝，成为明粉，估计都受到那个后生还有黄仁宇的影响。个人觉得，明朝是最不上台面的朝代，不说残暴与杀戮，也不论那些帝王的无厘头和匪夷所思，只一条：官员待遇问题，那就只能用畸形和变态来形容。
朱元璋一个穷苦和尚出生，对于官员有着先天性的仇视，他给人家开的工资是历史最低的，不论做到了多大的官，基本上也就能维持着最低水平的生活。海瑞是清官不错，可海瑞只不过不是贪官而已，也没见他今天捐款，明天赈灾的。他的工资待遇只能让他那样生活，他只能自己种地搞点副业来养家糊口，像他那个工资，买肉就是有困难，没办法。真要是皇帝老子工资开高点，他不会买肉吗？
在明朝，很多官员放外任，没钱上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还真有个当官的，为了异地上班，把女儿卖了换路费，皇帝知道了，还把人家给杀了，这不是成心给老朱家丢脸吗？
你可能会说，朱元璋穷苦出生，咱们就应该替主上分忧，都来个艰苦奋斗，也是情理之中嘛！那你又错了，明朝的规矩，宗室不当官，专门领工资，按人头领，人越多，领的越多，圈的田地也越来越大。说起来好像便于行政，可实际结果是这些爷们一门心思在家生小孩，一个王爷不生几十个小孩都对不住洪武皇帝。所以，短短二百几十年，朱家生了几百万，最高纪录是一个王爷生了一百多男丁，老子自然不认识儿子，哥哥不认识弟弟。只要一个孩子落地，皇粮就到了，问题是朱元璋对臣下抠，对自己的子孙却大方的出奇，一个朱氏子孙的年收入是一个一品大员的几十倍乃至上百倍。哪个地方要是姓朱的多了，当官的包括百姓不吃不喝省下来的钱都不够付宗室的待遇。某地年收入五百万，宗室配额八百四十万，这样的财政结构，说什么都说空谈，就等着自毙。李自成把福王和鹿搁在一起煮了，称为福禄宴，很过激，也有泄愤的成分。
人们常说官逼民反，明朝这样的情况应该叫君逼官贪——不贪卖儿卖女吗？只要姓朱就吃香喝辣的，别人拼死拼活好歹吃口糠咽口菜吧！
康熙腐败抓得也不怎么样。他另辟蹊径，来个以德服人。老百姓永不加税，老百姓自然叫好，可是物价不断上涨，货币不断贬值，官员的待遇也就越来越差，一年不如一年，所以最后还是贪腐成风。康熙的聪明自然看出来了吏治腐败，自己也有愧疚，那就教育、感化吧！实在不行，多写几个匾额封几个“大清第一清官”吧！感化要是不行，就睁一眼闭一眼，至于地方上大面积的在赋税之外征收火耗补贴工资和各项支出乃至于进入私人口袋，他是知道的，动静要是不太大，他基本上都不管不问，留给后人。
雍正名声不好，但雍正恰恰是最被低估的皇帝，至少他敢于纠正他那据说是“千古一帝”的老子的弊政，他也推出火耗归公养廉银的政策，官员的口袋鼓起来了，至少能维持体面的用度。结果双赢，国家财政上去了，贪污的却少了许多。
治贪，雍正相当务实，也颇有成效。短短十三年，将一个空空的国库堆得满满当当。问题是他最中意的儿子乾隆爷却不中意老子，偏偏学爷爷。心思深邃，为人刻薄，好大喜功，奢华无度。生生把老子辛辛苦苦攒下的家业挥霍得差不多，最后连卖官的招数都出来了。一个有为的皇帝抓了一手好牌，却把国家拉下低谷，元气大伤，最后终于覆灭。这是乾隆个人的悲哀，也是帝制背景下君权无节制的悲哀和必然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奕䜣请了英国人赫德管理中国海关，竟然出奇的廉洁，而且有效获取了大量的收入，近乎支撑起晚清的财政，甚至还出现了所谓同治中兴的局面。当然与赫德个人的能力理念有关，更主要的还是现代财政管理模式的效果。
顽疾，的确不好根治。
三、切格瓦纳
伊丽莎白女王去世了，全世界为之悼念。
老太太确实有不少地方值得尊重，做该做的事，说该说的话，慈眉善目的，看着就和善，至少在英国民众以及英联邦范围内，人们还是把她当作国家象征的。
在虚君制的模式下，很少有其他的国王有她那样的号召力。
不过，有一点我们也得承认，她是衔着金钥匙来到这个世界的，她对于这个世界不需要太主动，太自我，她首先是一个女王，然后才是伊丽莎白。
我想到了另一个人，一个想改变世界的人，一个有着世界影响力的人。我想到的是切格瓦纳。不同的是那个人首先是切格瓦拉，然后才是古巴革命的二号人物。我想到他是因为他们其实是一个年龄段的人，而那个人已经死去整整五十五年了。
切格瓦纳一九二八年生人，阿根廷的，伊丽莎白一九二六年生人，女王比切还大两岁。
有时候会恍惚，就像秦始皇和刘邦怎么都觉得是两个时代的人，其实秦始皇比刘邦只大三岁。
格瓦纳原先叫做埃内斯托格瓦纳，打游击之后，人们才开始叫他切格瓦纳，简称切。
切是一个迷。关于他的传说至今不绝，他是一个世界级的偶像，至今数以亿计绣着他头像的文化衫穿在世界各地的年轻人身上，他的头像还分布在世界各地的大学生宿舍里，还有数以万计的年轻人纹身时使用他，将他植入自己的身体。
关于他的争论至今也不觉，甚至可以说毁誉参半。有人说他是圣徒，想要解救全世界，他死的样子像极了耶稣。也有人说他刻薄无情，刑罚过重，手里沾满了鲜血。有人说他是为继续革命而出走，也有人说出走的原因是因为他和卡斯特罗政见不同，在古巴待不下去。
不管怎么讲，没有人否认他肯定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一个战士，一个冒险者，一个永远的叛逆者。
年轻时他作为一个贵族后裔，并非养尊处优，和他的伙伴用破旧的自行车骑行了整个南美，了解到最底层的生活，从而产生了革命的自觉意识，并因遇到卡斯特罗而笃信一生并为之付出生命，这值得我们诋毁吗？
他敏锐好学、勤于思考。伴随一生的哮喘使得他选择了医学，并且拿到了博士的学历，算是高级知识分子了。他还是一个诗人，一个哲学家，即便在刚果的密林里，他都是一个阅读者、写作者。他和萨特伏波娃是朋友，他和伯兰特罗素常有书信往来，足以说明他在思辨能力上的高度。何况他还留下了大量的读书笔记，有关于革命的，有关于经济的，有关于人生思考的。
他是毛主席的崇拜者，见到主席时近乎朝圣，新中国的欣欣向荣让他激动不已。尤其是他不断结合毛主席的游击战理论丰富自己的战斗实践，不断培训一批又一批的游击战士，试图将游击的种子洒满落后世界，进而实现人类大同，大家都能成为“新人”，何其宏伟？他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一个战士，他起初的角色是一个医生，只是需要战斗的时候，他才拿起了枪。而当卡斯特罗把一批伤病员丢给他的时候，他却打造成了一支强有力的部队，也成为卡斯特罗的司令员，古巴革命的二号人物。
古巴革命胜利之后，他位高权重，但极端自律，身兼工业部长和银行行长，部长月薪二百五，行长月薪一千，他只拿部长的工资；他的父母从阿根廷去看望他，不能住在他的分配的别墅之内，自己花钱租房子，自己花钱解决一切用度，包括机票钱，以至于他们见得并不多。
人们对于他不解的是一个古巴革命的二号人物为什么要跑去刚果、玻利维亚的深山里打游击并牺牲。这是我们的思维：都混得那个份上了，还有什么不知足？他的逻辑是要继续战斗，至少要让自己的祖国阿根廷革命成功，而刚果是他途径的战斗，玻利维亚与阿根廷是邻国，他的想法是让玻利维亚成为阿根廷革命的基地，逻辑上很清楚。
用我们的视角怎么可能理解他？
他很清醒，在和家人告别的时候，他已经知道了自己最后牺牲的结局，他招呼卡斯特罗照顾他的孩子们，他留言自己的妻子重新选择生活，结果一语成谶。
他更加清醒的是美帝国主义是不可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主义革命成功的，他不希望革命者对于美国人有幻想，他的想法是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能结成盟友——对于他的污名化，多少是因为他一直坚定地反美立场。
他和卡斯特罗有分歧也很正常，卡斯特罗是一个政治家，有时候需要迂回和妥协，而他是一个英雄，哪怕是孤胆英雄也勇往直前。但是他们应该是真正的战友，并肩战斗，相互信任。在28年之后他的遗体被找到，卡斯特罗为他举行了三天的国葬，卡斯特罗说：他是未来世界的完美人物！
可能他的确超前了。以至于很多人把他当成一个笑话。
他的南美革命被拒绝，被误解，被出卖，他怎么会想到这样的结果？
他是一个悲情英雄。生命定格在三十九岁。
从某种意义上说，也不是什么坏事。
毕竟，这样他就能永远以年轻人的姿态活在人们心里。贝雷帽、绿军装、络腮胡，骄傲而略带轻蔑的眼神看着世界，酷酷的样子总是不修边幅，总是热情似火，永不言败，永远年轻。而那些活到今天的白发斑斑的老人们如今迈着蹒跚的脚步，回头再看看各自的年轻时代，回想年轻的激情和梦想，又想一想各自怎样背离誓言，抛弃梦想，犬儒而堕落，是否惭愧？
他有缺点。但他是不完美的战士，我们呢？完美的苍蝇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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