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大诗人杜甫由于擅长用诗作反映当时的社会现实，痛陈时弊，“至千言不少衰”，因而被后世尊称为“诗史”。但在我看来，白居易的许多诗作在“善陈时事”方面比之老杜毫不逊色。他的《秦中吟》十首的第一首《重赋》，就堪称揭露时政黑暗、以诗纪史的典范之作。
全诗如下：
厚地植桑麻，所要济生民。生民理布帛，所求活一身。
身外充征赋，上以奉君亲。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织绢未成匹，缫丝未盈斤；里胥迫我纳，不许暂逡巡。
岁暮天地闭，阴风生破村；夜深烟火尽，霰雪白纷纷。
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悲端与寒气，并入鼻中辛。
昨日输残税，因窥官库门：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
号为羡馀物，随月献至尊。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
进入琼林库，岁久化为尘！
全诗语言质朴，完全不用典故。作者对百姓疾苦的痛切，对贪官污吏的愤慨，对社会现实的忧患，充溢于字里行间。
这首诗作于唐宪宗元和五年（公元810年），白居易当时三十九岁，刚由左拾遗改任京兆府户曹参军。文辞浅白的诗句，却反映了当时的一个重大事件，即杨炎的“两税法”改革及其后果。
在唐朝初期，土地与赋役制度继承了北魏开始至隋朝的均田制和与均田制配套的租庸调制。后来，武则天至玄宗时，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均田制遭到极大破坏，这样就使越来越多的农民失去土地，脱离户籍到处流亡。安史之乱后，这一情况更加严重，实际上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上的按丁征收赋税的租庸调制也已无法执行下去，国家财政收入大为减少，而同时，苛捐杂费众多,农民负担沉重,民怨沸腾,社会矛盾尖锐，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唐德宗即位后，宰相杨炎建议改革赋税制度。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唐朝政府颁布两税令，实施“两税法”。其主要内容是：把当时混乱繁杂的税种合并统一起来,归并为户税与地税两种,而且集中征收时间，同时将各种名目繁多的收费全部改为正税,一同并入两税之中。改革的目的是统一税制、省费便民,强化中央财权的集中统一,以增加中央财政收入，限制地方政府越权收费和地方官吏巧定名目强取豪夺的腐败行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贪得无厌的封建官吏又在两税定额之外巧立名目敲诈勒索，如“间架税”、“除陌钱”、“宫市”、“白著”等等。许多官吏为了得到升官提位，在正税之外用“羡馀”的名义横征暴敛，向上级官吏直至皇帝进贡。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生不如死的悲惨境地，“两税法”实际上是失败了。
白居易的这首诗对“两税法”的产生、发展、消亡作了生动的描述和精当的剖析。在田土上农耕“植桑麻”，是老百姓生活所必需的。而老百姓辛勤劳作，“所求”的也不过是“活一身”，连这最起码的要求都不能达到，国家制度自然到了该改革的时候了。“两税法”改革的初衷不可谓不好：“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唐王朝为维护其严肃性，防止在执行过程中，擅自滥增税目税额，措施不可谓不严：“厥初防其淫，明敕内外臣：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但“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各种名目的杂派很快又死灰复燃，并且变本加厉，农民遭受的盘剥比“两税法”改革之前更加繁重。各级官吏们“敛索无冬春”，沉重的苛捐杂税，使劳苦人民陷入了“幼者形不蔽，老者体无温”的悲惨境地，而官库中却“缯帛如山积，丝絮如云屯”。最后，这些丝帛被“求宠”、“买恩”的官吏们贡入皇家的“琼林库”，“岁久化为尘”了！
这首诗，形象地印证了明末清初重要思想家黄宗羲对中国古代“税费改革”所作的研究结论。黄宗羲认为，晚唐杨炎的“两税法”，全都以贫富（即占有土地的多少）为标准来征收，虽然没有了户税和人头税的名目，其实这两项征收已经并入了土地税中。也就是说，“税费改革”并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只是把那些杂派收费变为合法正税。这样做，虽然短期内也能使“向来丛弊为之一清”，但时过境迁，却为后来的官吏们开征新的杂派收费创造了便利，从而就使人民的负担更加重了一步。黄宗羲因此认为：历史上每搞一次“并税”改革，就会催生出一次新的杂派高潮。从两税法改革到后来的王安石变法、一条鞭法改革、倪元璐税法改革、清朝的地丁合一等等，无不如此。清华大学教授秦晖在一篇论文中把这种现象称为“黄宗羲定律”，并指出：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下，“农民作为纳税人的权利长期受到忽视，他们总被视为‘耕田奉上之草民’，因此任何单纯的‘税改’都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白居易因时代所限，自然不可能有这么深的认识，但他的这首诗却早在一千多年前就生动形象地指出了“改革”的弊端，可谓敏于时事的杰作。
白居易生活在大唐帝国正逐步走向衰落的时代，其时藩镇割据，战乱不止，普通百姓颠沛流离，遭受了严重的灾难。他们不光受到战火的伤害，还要受当政者的盘剥。白居易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怀着“救济人病，裨补时阙”的胸襟，自然而然要以诗纪史、以诗“讽谕”，至如《新乐府》和《秦中吟》等，对当时官员们的巧取豪夺、进奉邀宠以及他们的穷奢极侈、荒淫无耻生活的暴露，在当时就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以至其时“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乐游园》，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白居易不畏权贵的意志、兼济天下的志向、关心民瘼的胸怀，在中国古往今来的诗人中，是非常突出的。
今天，重读白居易的《秦中吟·重赋》，我们仍然能感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并不由生发出深深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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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3-11-12 09: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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