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心学是自力更生之学

远牵

心学是孔孟“千古相传一点真骨血”

墨子说:瞎子也知道黑白的界说，但让他挑选具体的黑白之物，他便不知道哪个是黑哪个是白了。所以，说瞎子不知黑白，不是因为瞎子不知黑白之名，而是因为他不能辨黑白之实。同样的道理，高谈仁义的人，说的那个漂亮可以胜过大禹，但让他们在仁与不仁之间进行选择时，便不像说的那么漂亮了。可说这样的人不知道仁义像瞎子不知黑白一样。“非以其名也，亦以其取也。”


自从人结成类以后，“名”就掩盖、甚至取代了“取”。学术的积累和传承都在膨化着“名”，名是“知”可以层累，而“取”是“行”，是每个人的直接经验，不能层累。怎样才能知行合一、“名取”一体，大而言之是个如何获得真理的问题，但中国人不感兴趣；小而言之是个怎样才能使名教(意识形态)有效的问题，因为中国的权力资源叫“名器”，谁学好了那个名，就成了器。要全民共学，就不免以学解道，消行人知。于是，仁义道德，就成了“三岁孩童都道得，八十公公行不得”的广告辞，当人们反过来又要用仁义道德之名来窃取荣华富贵时，言行不一遂成为普遍的人性炎症。——这绝非理学家们的本意，但王阳明面对的世界已然如此。

王阳明当时的问题是如何从汉学、尤其是理学隧道里突围出来，他极其深刻地意识到孔孟之后，儒学的真脉已经中断：汉学那种没有哲学追求的学术工作解决不了意识形态问题，理学是意识形态化的，却产生了知行歧出、言行不一的两面人，造成了更严重的意识形态危机，若不同时跨越这两个陷阱，中国人就不能走出“洞穴”，只能在两条粘性隧道中选择其一，因为这两条隧道都地老天荒得变成了“天理”。

起脚于古越的阳明子，有着禹墨这一脉的精神气质。这是他与不能知行合一之儒的根本区别。他为了消解言行歧出这种人性炎症，毅然摒去那个已虚假不实的“名”的世界，将那些被奉为金科玉律的各种规范及所包含的经验主义的历史理性都用括号括起来，重新设定人的出发点和归宿，把外在的天理内心化、把心天理化，用落实到“取”上的知行合一来对治二重道德、二重人格这种流行的痼疾。让人们重返未被异化的本心，再从这个本心出发，来知行合一地做人做事。这差不多是颜李学派“必破一分程朱，始入一分孔孟”的先声。阳明说他的心学是孔孟“千古相传一点真骨血”，是句朴实的良心话，也是为自己正名的辩解语。尽管阳明心学不仅是圣学嫡传，还是儒学再生复兴的功臣，甚至经由他的改造儒学才得以传导出今日之“第三期发展”。但，阳明之所以能如此，却因为他从墨子、禅宗这种“异端”中汲取了新的活力，这是中国异端发展传统的规律。阳明不是做学问的人，他这样做的缘故也不是从学术史上总结出来的，只是他的心态很自然，能从实际出发而不局限于流行的观念，坚持了实践原则、求真精神，遂用禹墨的力行法则“证明”了儒学的合理主义的合理；用禅宗的明心见性的功夫强化了内圣的修练。

说来话长，人不是生活在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人类中。人类已有的观念制约着每个人的面对方式和眼神，所有“人是文化的动物”、“观念的动物”，甚至经济的动物、感情的动物、理智的动物等等，等等，都是在指称人生而纯真却无往不在规定中这样一个基本事实。

阳明的不可及之处就在于，他要让人心回到“无善无恶”的纯真地段，从外在的观念之网中解放出来。因为关于善恶的定义都是一部分人制定的，而没有全人类通用的。关于人性的定义也是短暂的市民、士民协议。谁垄断了这个制定话语的权力，谁就是这个时期的真理发射者。而他发射的真理注定只是人类偏见的一部分。真理是人说的，而人是能够说出任何“真理”的。没有人愿意承认自己只是在铸造偏见，便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说的是真理。于是人类意识的万花筒便成为各种打扮成真理模样的偏见方阵的集合体。尼采说得好:对于语词来说，从来就没有什么真理问题，从来就没有什么正确表述问题，否则就不会有如此多语言了。

所以，真正的“人学”、“仁学”的首要任务是摆脱假相，回到纯真，还我清白。


这，很难很难，比孙悟空跳如来的掌心还难。因为你已摆不脱人类的语言，语言是世界历史进化、人类文化层累的结晶。最勇敢的思想家能做到的也很有限，充其量也就不过这样：1)拒绝传统哲学的合法性；2)开创新的阐释系统，广泛改组人们的意识结构。王阳明全都做到了。阳明将“心”论证为先验的直觉，并用经验化的方法证明它是可能的，并能给人带来可能的生活。“心”的基本属性是实践的精神和意志，而且既独立于实用(恶)，也独立于道德(善)。“无善无恶心之体”就是要表达人类的根本精神是独立的。如果说第一条是追求实用性，第二条就是在追求形而上性，它们合成一种自循环的“实用形而上学”。

其魅力至少有三：

1)可以消解所有来自归纳的知识，这样就可以从“三千年文明古国中”的堆积着恒河沙数的“知识”的老库房中理直气壮地走出来，并向它投去轻蔑的一瞥。其心理类似于鲁迅说的不读中国书，生僻一点的例子就是清初颜李学派的古董皆垃圾论。若用理论语言来概括其意义，就是马克思说的:每次思想解放都是把自己从外在的世界中找回来。心学则解放渴望理解并可以自己理解自己的人。——这里只说魅力，不说对错。

2)心学的核心思想是每个人都可以且应该“自力更生”地去做一个伟大的普通人。人需要超越，而且必须是你自己奋力每天都要创造新的自我，你是你唯一合法的价值观的决定者，但必须“狠斗私字一闪念”，走出“意必固我”的洞穴、走出闻见道理加给你的井蛙之见，时时刻刻都要在灵魂深处爆发革命，这才是日新日日新的“更生”，才能感觉到太阳每天都是新鲜的。内因是变化的根据，你必须自信我性俱足，不必外求。这种“无援的思想”一点也不悲观，反而是一种能够把知识、理性快乐化的值得拥有的思想。它正是这个意义上的感性学——美学。

3)如果说理学是“两个凡是”式的“衣裳哲学”，那心学即使不是心灵哲学，也至少是肉身哲学。如果说理学是教条主义的美学，那么心学是感动主义美学。高度随机，又绝对万变不离心宗，它将彼岸的天理变成此岸的“直觉”，突破了理学的预设，并且无顶可封。心学大师王阳明把握了用小来说明大、用大解释小的绝妙天机，是将此岸与彼岸来回转化的魔术师，使“我心”处于永远有理的不败之地，但又绝不是在“变戏法”，而是真诚地沿着圣道行而进。

所有这些都使王的心学像冬天的日头，复苏了压抑的生命活力。这也是“乱世出心学”的缘故之一。王本人既像个布道的诗人牧师，又是个机变无穷的英雄豪杰。他本人的良知被他的才能和事功给证明了。否则，天然实用主义的中国民众，是只把那最后有效的东西(或是观念或是权势)当真理的。若无事功，王学的魅力要大为减色，从而其纯粹的思想影响也要大打折扣。当然事过境迁，重要的是他的方法，而不是他那些成形的意见。他的良知疗法是因人而异、辩症治之、随时加减的“中医”，而不是一成不变的不分老少男女的西药。是活力论而非任何限定的本质论，这个活力论又是有方向的。避免了过去所有的劝诱词中那天堂和地狱者单调乏味的毛病，变成了上天堂下地狱都在你的日常意念中，而且与禅宗心法不同，不让你去体证空，而是让你去不歇地追求活人能达到的圣境——像孔子那样，既不神秘也不枯燥——至道无难，快乐无忧不是任何平常心都是道，但道不离平常心。把日常的营生哲学化，不是追求空无，而是追求生生不息的“超越”，而且是在进取中超越。其实我们如今日所见之阳明只是三分之一弱的阳明，而且是经过《阳明全书》编撰者、其年谱作者改组过的王阳明。而当时，王畿就说钱德洪记得的是实，但不能尽阳明之精微。连终生追随先生的高足都不能尽其精微，我们这些外道无学的杂语者，又何敢望其项背？尽管如此，还得勉力解答阳明学的现代意义问题，因伴随着现象学取代了黑格尔古典思辨哲学的趋势，就像当年心学取代了理学，现在阳明也取代了朱熹，成为海外汉学界与国内学界的热点。据我所见，阳明学至少有三个基本点是可以纯正的古典人文精神进入并补救已进入解构状态的现代思潮:

1) 有个定盘星的对话主义；

2)有先验合理保障的直觉主义；

3)亲在至上的葆真主义。

现存的王阳明是一个对话的王阳明。《传习录》上下是语录，所有的语句都是对话状态的，自不待言;《传习录》中是论学书，也是在对话。剩下的奏疏是与朝廷对话，写的题记序跋是与对象对话。我们很难见到独语的阳明，他的诗也是赠和寄人的居多，剩下的则是些与山水对话的登临诉说......

今天巴赫金的对话主义，胡塞尔的主体间性理论，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还有许多描述人类必须在对话交流中才能如何如何的学说，如苏格拉底的与街头青年平等对话、柏拉图的对话体等等，都可以作为理解阳明这个特点的参照，阳明也能参和进去(用学院派的章法说清这些还得再写一本书)。现在只能点一下王阳明对话主义的基本精神：与你一起成圣。他从始至终都坚持自度度人、成己成人、人人都应该共生互长的立场，他认为在有良知这一点上，人人平等、人皆可以成尧舜。这个立场保证他的“无善无恶心之体”的定盘星的有效性。心本体是纯真的，它高于任何经验语义的善恶。人人都能返回心本体，才能展开真正的对话，才能激活内在的本源性的直觉，才能将本体与功夫打并为一，从而使心学成为简易直截的起死回生之学。现代学人可以尽情地从这个角度再塑造出个阳明来，以改变中华学术的独语习惯，以普及平等的民主的言说方式，推行真正的素质教育。

关于第二点，最好的参照是日本人西田几多郎的“行为的直观”的学说，西田可以说是日本现代的王阳明。他细密地论证了这种有先验合理保障的直觉是一种本源性的“通感”、情感的知。西洋人有研究感觉复合的“传统”，当圣奥古斯丁说：“无须寻找，真理原在你心中”时，他强调了“经验与先验”是可以复合的。但怎么能保证这一点呢？阳明的“心即理”予以了理论证明；“知行合一”的修养方法予以了实践的落实；“致良知”则要求你把心中的真理“良知”使唤到眼神、语调、心中想、意之动上。使你的直觉成为“哲学王”的直觉，从而提高你的生命质量、生活质量。里尔克告诫青年的话可以辅证这一点：让你的判断力静静地发展，发展跟每个进步一样，是深深地从内心出来，既不能强迫，也不能催促。一切都是时至才能产生。让每个印象与一种情感的萌芽在自身里，在暗中，在不能言说中，不知不觉，个人理解所不能达到的地方，以深深的谦虚与忍耐去期待一个新的豁然贯通的时刻。

王阳明强调这种直觉有宗教目的：他想让善对恶的胜利即刻得到担保，让人同时摆脱教条的桎梏和庸俗经验的肤浅，走入健全的新的感性生活——享天理的荣耀、完美和永恒又能保持直觉满足的生活，而且人的生活的每一细节都必须服从这一伟大的目标。心学是心灵的动态管理法，把人的一生变成了一个永无止境的进取超越的升华过程，变成了一个永恒又日日新的企盼，并且能使每一个正信者在瞬间找到永恒。

天地之间有正道，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得正道。人们对心学最大的误解就是以为，许诺任何人都可以获得正道，从而可以自以为是地去随心所欲。这个误解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批判它的人如此引申，然后有理有据地说它是洪水猛兽;一是利用它的人如此解释，把自己方便现成地放在正道上。读完本文，至少可以不再轻易这样说，更重要的是别再轻易地那样想。误解王学事小，误解了正道事大。

至于亲在至上的葆真主义，是我生造的，有点别扭，主要是想概括阳明心学既追求大我化又要个性自然的那个拐弯处的意蕴。“亲在”一词是借句于海德格尔“Dasein”，海氏用亲在代替主体来指称人，开创出新的存在论。他说，亲在“总是我的存在”，它一向属于自我，又“存在于世中”，并通过行动改变存在或使之展开新的含义。但亲在又常常沉沦于无形众人，堕入日常生活的无根基与虚无中，碌碌在世，闲谈、好奇、两可，最后麻木不仁。这与阳明说的习俗缠蔽了本心自性，如出一辙。要想活出本真的人之味，就必须从沉沦的泥淖中超拔出来，去蔽解缚，明心见性，恢复人性的自然生机，又超凡入圣。用扩张良知的方法，即用自我的力量来完成自我，而不是压抑人性、压缩自我的办法(如理学)来符合君的教条。这种亲在至上的葆真主义，于是成为高贵的个性解放的克服异化的人性复归的人生哲学。这种思想来之不易，是儒、释、道三教之精华的一体化。它之所以在晚明、明清成为知识界的启蒙催化剂，又因为它有极强的意识形态功能：既是极具个性化的，又服务于大写的主体，只要你愿相信这种意识形态无论你是什么职业都可以产生大事业情结，它可以让小我在日常生活、具体事情中找到一种在从事圣战的价值感、伟大感。总之是一种神圣人生论，让生命去照亮生活，而不是用生活剥夺生命，它告诉你:怎样的日子才值得一过。而且“今日良知见在如此，只随今日所知扩充到底;明日良知又有开悟，便从明日所知扩充到底。”——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随着你的世界观的转变、升华，人生境界、生存感受就会日新日日新——每天都能活出新水平。

这个葆真主义提醒世人:人保全自己的良知本性，不为任何外在的功利目的丢失“自我”，却又不陷入那种束身寡过、一事不为的怯懦小儒的可怜境地;要从心髓入微处痛下自治功夫，既抗拒循规蹈矩之虚伪，又拒绝龙拿虎掷之虚伪。要告别混沌、为我、观望、自暴自弃等等活法，不做世俗的奴隶、境遇的奴隶、情欲的奴隶;永别一切奴才道德，做自己的主人。

阳明学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还在于它有一套能够以一统万的方法。其一元化的本体论必然产生一元化的方法。就是化约法，“善推其所为”。这其中的心诀是用瞎子以“名”辨黑白的办法掌握不了的。当仅仅把它当成“名”、又像理学一样谁都可以说一套做另外一套时，它就比理学更虚伪有害了。

罗素写完《西方哲学史》很感慨地说：古往今来这么多哲学，其实只是理智和激情这样两大派。每种哲学的要义都靠一股“根本情绪”支撑着，支配着。这个区分也许没有多么深奥的理论架构意义，但好玩、有趣，可以借来比方中国林林总总的学派、教派:比如说，荀子是理智派，孟子是激情派;古文经以及而后的朴学、学院派是理智型的，今文经以及而后的经世致用派是激情型的;程朱理学是理智派，陆王心学是激情派。理想主义、英雄主义、神秘主义是激情派的基本风姿，其浓厚的人文情调及其功过均出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