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财智天下 于 2024-9-13 11:32 编辑
心中有爱，笔下有光 ——浅析杨玉林诗歌
一片树叶还长在树上，是树活着的样子； 一片树叶落在地面上，被风吹着跑，是别离的样子，树全然不知，或者应该有隐隐的疼； 一片树叶落在水面上，被水带走，树应该记住水，因为它带走了它的孩子。 这些细小的场景，让一些不相关的事物在不知不觉中发生某种逻辑关系，又暗藏生命的玄机。 谁发现了它 ，谁就是诗人。
“山河树木高原不语，尘味深远的甘肃大地不语 它沉默的灰烬里秋天走过的痕迹清晰可见
土塬上第一个扛着铁锹云雾般站立的人是谁? 我的乡亲总在早晨露水的道路上
把一把农具轮得日子般紧巴 他们翻开的一垄垄土地里岁月伸出一只只小手 当他们抽完一锅旱烟，夕阳中那个送干粮的人慢慢走近”
这是2007年2月号《辽河》杂志发表的杨玉林组诗《诗歌的挽歌和颂词》中的一部分，从最初发表的时间判断，玉林在2006年前后就已经是非常有个性的诗人了，他已经把自己与从近身写作、亲情写作起步的大多数作者区别开来，他的诗歌语言，闪现智慧和灵性的光芒，有明显的辨识度，足以让一切萎靡、晦暗和沮丧的负面情绪荡然无存，同时，给我们生活的信心、爱的信心，活下去、爱到底的信心。
我们都有过贫瘠、寂寞、充满汗腥味的乡村生活，故土和亲情是很多人写作的初始题材和原动力，杨玉林一出手就能力透纸背，通过鲜活、具象的细节与表情，把乡土精神的本质呈现在你眼前且直击灵魂。
被誉为大地歌王的智利诗人聂鲁达说：“诗人的生活必然在他的诗歌中得到反映”。其实，很多时候，生活本身也是灰头土脸，诗人就是那个把生活的脸洗干净了再给你看的人。
杨玉林在沉默的甘肃大地，更确切地说，在天水城郊的山顶上，看见乡亲，看见他们劳作的辛苦，也看见他们可能忙碌一年、一生可能一无所获的困境，就有了这首诗。他的诗歌就长成了我们喜欢的样子，每一首诗都在叙说一个独特的抒情事件；他关注的每一个人都在现实的风雨中艰难地活命，还满怀期待与敬畏；他们低微的生存，像响彻山谷的秋风，犀利而彻骨。
同样在这一组诗里，他写到：
“秋雨漫卷红裙，在午夜的城市 一个人吹响了怀念的唢呐 灯光之中，我不愿看见他：黑发如雪”
这样的画面凄美、动人，仿佛爱情，也是亲情，动人心魄。
应该说，2000年初始的那十年，文学和诗歌氛围仍然相对纯净，写作与发表的衔接不那么艰涩，好的作者和作品总会被看见、被推出，《辽河》虽然只是一个区域性小刊，但眼光和影响力一直不同凡响。一晃几十年过去，我们面对的时代已经把诗歌精神和写作者的崇高使命埋在三千米地下，很少人在乎了。
我们必须接受的现实是：在任何一个生命个体都很难赢得广泛关注与尊重的时代，每个人都忙忙碌碌、无暇他顾，很少有人愿意问你在干什么、干得怎么样，更不会有人在乎你过得好不好，我们共同面临一个非常尴尬的精神困境，几乎不知不觉地集体丧失了快乐的能力、自洽的能力，但又不能从外部挽回自信，太多的世俗牵绊，把每个人的精神和行动局限在某个固定的生活圈层，难以逾越。
这些其实与诗歌无关，也与我要评述的杨玉林的诗歌关系不是很大，我就是想在这样一个精神困局或者背景下，探讨写作的意义、诗歌的意义，以及诗歌所能抵达的境界对于作者和读者的精神价值和影响力。
诗歌是美好的，在很多年前，上世纪80年代我开始写诗的时候，从北京到外省，从城市到乡村，都激荡着昂扬的诗意，仿佛诗歌和诗人只要站出来，就可以救世，我们激情澎湃；一旦作品写出来，就赶紧投递出去，然后翘首等待编辑部回复，写作过程和等待过程同样美好。
诗歌也是崇高的，诗歌和诗人应该有大爱、大格局、大情怀。如北岛的《回答》掷地有声，他说“我正步走过广场”，我们觉得很帅；如舒婷的《神女峰》、《致橡树》，我们觉得爱情很美，即使守望、等待都是值得的。
再往前推几十年，一代代的诗人群体在他们那个时代发挥了类似号角和投枪的作用，从实用性的角度看，诗歌也是可以用来作战的。
现在呢，我们悄悄地写，写完默默地发在朋友圈或者自己的公众号，然后在少数几个人的眼皮底下滑过，没有一点声响和痕迹。
所以，当我说，把你的诗歌整理一下，我想写点小评，玉林弱弱地说：好多诗歌都没有发表，能写评论吗？我说：不要在乎发表了，发表只是传播方式之一，再说，在这样一个完全圈子化、功利化、自我化的纸媒传播现实面前，被某刊某编辑看见、关注的几率本来就是非常低的。
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做记者时采访对象说的一句话：中国这么大，这么多人，被埋没很正常。我不希望杨玉林被埋没，因为他值得被关注。
和大多数写作者一样，杨玉林生活在一个五线城市，他的工作和生活圈子是相对固定的，他和他所谓的故乡距离不超过50公里，按理说，生活给予他的平台平凡如河边的一颗柳树，最多也就是他家门前的一丛青竹，但他用心体悟，仍然发掘出别样的诗意，把小小的乡村放大为中国，从一个人卑微的生存、深挚的热爱，引发出人类的大爱和大格局。
玉林初始的写作应该也是迷茫的，也有过同样不被认可的焦虑：
“黎明打开的门里，谁看见九月站立 多像秋天燃烧的田野，一枝独放的野菊 ——这是我必须拥抱的季节金黄的灯盏 满脸的污垢，借助早晨新生的露珠涤净 那一刻，谁该被9点之前的阳光照耀 不因温暖的颤栗，打开昨夜揉碎的诗稿 在跌落的贫穷中，骨头依然保持歌唱的姿势”
写作就是修行，每个人都有彻夜不眠、苦思冥想的经历，但把自己想透了的人不多，我们为什么写作而且写诗，就是想知道自己是谁、是干什么的，如何把自己和这个尘世融为一体又区别开来，如何在完善自己的同时感染、带动和影响读者，给人一些正向的启迪、带给人面对困局的力量，做到不容易，但这个方向是必须坚持的。如果偏离了这个轨道，一切的努力都毫无意义。
前几年，余秀华凭借一首《穿过大半个中国去睡你》火速蹿红，很多人只因为标题和字面意义，就对作者本人指指点点，一时间余秀华就像个网红，人们对她的关注不是因为诗歌本身，他们更在乎盛大的诗名之下，她获得了多大的收益，后来就是她狗血的爱情、她在网络上犀利地怼人，如此等等。即便没有官方认证，余秀华骨子里仍然是个诗人，她毫不掩饰自己的伤与痛，她不掩饰自己的爱与恨，她虽然脑残，但她有比很多人更健全、更健康的精神需求，在她后来的诗歌里，我们也看到了她对平凡人平凡生活的关注，甚至小小的一颗草、一只小狗、一朵花，都有人性的光芒。从这个意义上讲，余秀华也是值得尊敬的。
当然，余秀华不代表中国当代诗歌的行进方向和价值判断，但从内心的真实出发，有高度和深度，能给读者共情就已经很够了。
杨玉林和更多有才华的诗人一样，不具备余秀华那样强大的冲击力和爆点，他缺少一个引发关注的契机。他没有大起大落的经历，他自己的生活现状和很多人一样，按部就班、早出晚归，皆为稻粱谋，但他在诗歌里实现了俯瞰世俗的高度，他的诗歌有不一样的光芒。
看看他2016年发表在《甘肃日报》上的《石头记》：
“它们本该属于一座山 可是，它们终于逃出了一座山 用分离了的自己 铺开道路
我惊讶于它们的形状： 太大的，已经有些老了 太小的，可以被几棵草轻轻覆盖
都是裸露的 多少年来，与一条清澈的河流、翠绿的树 起舞的蝴蝶 坚守一座深山
“荣也寂寂，枯也寂寂” 它们具有质地的存在 是我们遗忘、丢失、反复寻找的一种 最初的力量“
事件是一条路的诞生，切入点是一颗石头，他把一颗石头写成了一个人、一群人，事实是很多人的命运和价值都不如一颗小小的石头，或者已经是了，但不自知。类似这样的作品，充分彰显了诗歌语言的张力，文字在他的诗歌编队里煽动小小的翅膀，读者的内心就会有涟漪、甚至波浪。和很多充斥于网络和大刊的叽叽歪歪、莫名其妙的诗歌相比，这样的诗歌大气、高贵，像一粒丹药，有治愈的力量。
数十年来，杨玉林的诗歌一直以平民视角，观察和体悟他的抒写客体，既是在旁观和对话，也是沉潜于他们中间，成为他们再为他们代言。入选伊沙主持的新世纪诗典的《在兰州见到村上人》：
村上来的人，坐了十六桌 像数十户人家，散布几个小组 为了好日子，这几年，水滴般隐身 聚在一起，就像过年一样 婚礼结束后，多数人又回到 建筑工地、零工市场、家政公司 出租屋、麻将馆、商品房 ——回到自己的临时身份 螺丝钉一样拧紧城市 掉下一枚会补上一枚
那些在兰州谋生的乡亲们一定不会想到参加了一次婚宴、吃了一次酒席，离开了饭桌，却坐在杨玉林的一首诗里。如果再次见到他们，杨玉林是否可以问问他们：惊不惊喜、意不意外？生活如诗，大抵如此。这首诗是2024年杨玉林的开年之作，在新世纪诗典推出后，伊沙、徐江、高歌等数十名诗人给予了点评。
中国是一个诗的国度，《诗经》以下，数千年的文人情怀绵绵不绝，但总体来说，诗人们都是从自我出发，兼顾自己所在的时代和尘世。屈原也好、李白也好、杜甫也好，诗人们大抵都是从身怀经国济世的大梦想出发，一路跌跌撞撞、坎坎坷坷、起起伏伏，求不得、断舍离，呼天喊地、名留后世。李白、杜甫本质上都是官迷，如果给他们一个官位，他们就不是什么诗人了，屈原大概也是。生在红尘，不可能超凡脱俗，尤其在我们无法确知的大唐帝国，诗人应该是什么样子，我们真不好妄做知情人。客观地说，文人和诗人们要实现经国济世的梦想，追名逐利本就无可厚非，他们需要一个机会和平台。但仕途和文道虽然没有太大冲突，但终归不是一个体系。
学而优则仕，这是刻在中国文人骨子里的传统价值观。杨玉林长期供职于政府机关，我很庆幸他没有在这条路上持续发力，如果他有一官半职，沉迷权利带来的快感，他未必不是一个好官，但一定不会是一个好诗人。看看我们眼前、身边，那些身居官位、痴迷仕途的诗人，有几个写出了好诗？尤其在自媒体发达的现在，一有风吹草动，就是骂声一片，总能看到一些人盯着声名显赫的大诗人们骂来骂去。看多了，好像对诗歌和诗人们就失去了信心，开始怀疑写作的价值和意义。
大约在2002年，诗人韩东在给小安的诗集序言中说：中国当代诗歌以1976年尾起始，这是一个时间性的标志；他又说：70年代，为手抄本“地下文学时期”；80年代，为民办刊物和“诗歌运动”时期；90年代，为诗歌翻译和“国际接轨”时期；新世纪，为网络写作和“自由发表”时期。
现在，我们身处自由发表的网络时期，只要不是文盲，把文字写出来，再分行就算是诗歌了，诗人遍地都是。诗歌这一片大田里，既有庄家丰茂，更有杂草疯长，我们的阅读也变得随机和随意，看过，放过，忘过。能让你停下来，认真的看一看，仔细品一品的诗歌就显得难能可贵。从传播学的角度看，每一个写作者都是街边摆摊的小商贩，一边贩卖自己的情感与智慧，一边还要关注你身边那个出摊的家伙，有什么新鲜货色。
杨玉林就是身边一直卖新鲜货色的那个家伙，坚持写作近二十多年了，发表的不是很多，但每一次亮相都自带追光。
2023年2月《飞天》头条刊发组诗，其中单首《诗歌一样大的故乡》被《新华文摘》转载，收录于《2023年中国诗歌年选》等各种版本：
“我想把故乡再写小一点 房屋那么小 烟柱那么小 院子那么小 门前的小树那么小 一条路那么小 路边晒太阳的七叔那么小 教室里坐着的几个孩子那么小 夜空中的月亮那么小 母亲等候的身影那么小 泪珠 那么小
我只能把故乡往小里写 小到像一首诗一般大 这样就可以装进去： 牛羊、耕地、庄稼、炊烟 热炕、山歌、社火、土庙 儿时的伙伴娟娟、芳芳、小军—— 他们被一辆火车带到了更遥远的地方
不能再把故乡写的更小了 再小就像一颗心一般大了 小小的故乡呵 有时候，让我在深夜 孤独、无助 伴随针尖一样大的阵阵隐痛“
是的，中国很大，我们的故乡很小，我们很小，小到在人群里即使踮起脚跟、伸长脖子、甚至爬到楼顶，未必能被发现，我们存在着，就只是一个小小的个体，偏要在诗歌里伸张正义、指点江山。写出爱、写出不舍；写出疼，写出难以治愈的暗伤。这就是一个好诗人的自觉使命，是情怀，是大义，是格局。你可以身着布衣、脚穿草鞋，你可以粗茶淡饭、引车卖浆，但不可以没有敬畏、不可以无视悲苦。这就是我们之所以写诗的意义。
我们身处和平的国度，几乎没有什么大变故、大事件需要我们挺身而出，如何在细水长流的平淡生活中发掘并表达诗意，需要个人的心智和修为，从细小的物象和芜杂的尘世中提取价值和美感，引起共情、给人启迪。
再看玉林今年6月从自家老院子里回来写的《树的消失》：
“我指认的地方，部分是空的 十几棵槐树，五六棵椿树，一棵老梨树都不见了 现在，扳起手指数它们 与数村上这几年去世的老人 一样缓慢
为了能让你们看见过去的夏天 我把手指指向的空缺 用蓝天和白云代替 用炊烟和鸟鸣代替 坐在走廊上一根根抽烟，喝茶 像三十年前田地归来的父亲一样 把草帽当扇子，抽着烟喝着茶 也望一眼大树出神 他的身边放着一块老磨石 也放着一把 锋利无比的镰刀
高度写实的诗意现场，让读者如临其境，就是在这庸常的背后，其实潜藏了生命的哲学：万物都有生老病死，人总要经历遇见和别离，如何坦然接受，懂得珍惜，也许就是我们必须看重的。
2024年过半，杨玉林写了近百首诗歌。他参加了几个采风活动，我很惊异的是，他能把命题诗歌写出不一样的感觉。在大地湾，他写下《原始村落》：
第一个盖房子的人是可敬的 第一个从洞穴搬进房子的人是可敬的 可躺草泥地，盖兽皮，好好睡一觉了 树枝与黍秆遮住了天空，风雨再进不来 山坡上房子越来越多，炊烟越来越稠密 这辈子可以住下去，漏雨可维修 清水河畔以东的族人，为何要越沟而来 族长站在最大的宫殿中央 商议对策，眼里藏不住火 摩拳擦掌的人群中，不在场的两人 去了田野，躺在了草坪 星星那么遥远，她们看见了 自家的房子透射着亮光 一只梅花鹿悠闲地走了过去 后面紧跟着一只小鹿，鹿角长长 她们也看见了
大地湾是中华文明的历史见证，也是被很多很多的人反复反复写过的题材，他们雷同的表达无非就是绕着遗址东瞅瞅西看看，之后牵强附会写点观感。杨玉林则在有限的诗歌文本中，复原了我们祖先结束穴居、开会议事的场景，有领导、有群众，还有两个公然缺席的家伙，一切都那么鲜活、生动，那么简洁、纯真，那么和谐、美好。
类似的作品还有去甘肃定西市安定区采风的一组诗，《抵达安定》、《马铃薯置换了故乡》、《一座城的颂词》等等，我相信这些作品在一众采风者中也是出类拔萃的，恕不赘述。
2024年5月，天水文学圈子还有一个大事件，就是长期提携后辈作者的诗人、学者王若冰先生突然病故。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杨玉林的诗歌成就离不开王若冰的指导，所以他对恩师突然离世的怀念和悲伤是真挚的，他写了一组追忆和缅怀作品，一首《您只是换了个地方行走》让人泪目。杨玉林是善良的，是懂得感恩的，这是文人该有的底色，一个人如果忘恩负义、冷若冰霜，就不配做人，更不配写诗为文。
这么多年过去，杨玉林的诗歌一直有一种赤子情怀，诗歌文本干净、简洁，诗歌语言形象、生动、富有灵性。
杨玉林自己把他的诗歌创作分为三个阶段：“青春期单纯性写作；初涉社会体验式写作；人到中年的反省式写作”。其实，每个写作者都要经历这三个阶段，没有人出道就是巅峰。他简单地认为：“诗歌是一种遇见，每一个时期的写作都是对自己每个生活阶段的见证，都是通过诗歌这把钥匙打开了一条我与世界的通道”。矛盾是永在的，我们自己和自己，自己和亲人，自己与同事、与单位、与社会，与各种遇见和别离，都是千回百转、纠缠不清，写作就是在自己安静下来之后，疏解困惑，理清纠葛，化解戾气，给负面情绪一个出口，给人信心和力量，共同面对悲苦人生。 大致粗读了玉林给我的100多首作品，见诸报刊的作品不是很多，但总体都是不俗之作。以他自己的归类，大致是三类：一是旅游纪行诗；二是日常生活诗；三是现实乡土诗。这个分类也符合他的生活轨迹，他的全部创作都是有根性的，因为有根，所以能经得起风雨，也能举起明媚的阳光，自己成长，也带着读者一起享受生活的阳光雨露。
行文至此，似乎该有些总结陈述性的结语。最想说的一句话是：心中有爱，笔下有光。这对于一个作家和诗人至关重要。因为很多人已经丧失了爱的能力，甚至连爱自己都不会。
杨玉林的诗歌在题材、语言和诗学价值这三个向度上，自觉自知，个性丰足。
抒写题材：基于诗人的生活现实和阅历，相对单纯，线性走向，所见皆为诗；
诗歌语言：用词节制，总能给平淡无奇的词语赋予耀眼的亮光，出乎意料，又在情理之中，语感亲切，表达精准，直击人心；
诗学价值：坦率，真挚；洞悉人性，心怀悲悯；虽不能经国济世，但可以度己度人；紧贴生活变迁，以小情怀彰显大智慧，在平庸中见不凡；不媚俗、不阿谀、不追风，仍然保守了诗歌的崇高品质和独立的诗歌精神；心性日益成熟，体现在诗歌文本上，就是指向明确、深度体悟，即便是一站小灯，足以照亮自己的前程，也可以给人温暖和光明。
仅此，杨玉林已经是一位令人尊敬的好诗人，假以时日，必成大器。
如果要给点建议，我就想说一点：回头再补一补经典文学的课，开拓视野，提升把握大题材的能力，力争写出更大更有影响力的好诗。
2024年8月21日
杨玉林：男，1980年出生，甘肃省天水人，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有作品发表于《新华文摘》《飞天》《诗探索》《星星诗刊》等国内多家报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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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24-9-13 13:3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