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征文] 我和文字的一场“风花雪月”

李金英

　　有一天，当我终于不再为自己和焦虑而殚精竭虑却又徒劳无益思考的时候，我把早已被学业和课程压迫得近视的眼睛，投向了我的生命旅途的起点－漫漫求学路。我祈祷自己从那里寻找我生命的根系。

　　我的小学是伴着破旧的平房和褴褛的学生装度过的，没有体育，没有音乐。依稀记得的是，下着大雨，父亲背着我趟过河去上学。唯有一次到过乡里参加语文竞赛，得了全乡第五名。年幼的孩子，对奖品和奖状总怀着敏感和憧憬，这种久违的崇高早已在大学里面随风而逝了，不知始于何时，“60分万岁”的呼声开始甚嚣尘上。

　　后来我运用理性的思维分析我那唯一值得骄傲的奖状时，无疑，写作和作文的分数助了我一臂之力，而这只能是个另类和异数。因为我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作文，怎么才能做好作文，认为那是像教师和作家才能去做的事情。
　　
　　这种对文字的迟钝感觉，缘于穷乡僻壤的闭塞和由此衍生的一个乡下小男孩的腼腆和羞涩，一直维持到中学时代结束，中间虽然微有波澜，但思想的肤浅和文字的贫瘠一直没有改变。我曾经向圈内的密友有意或者无意的自谑：“我初中擅长英语，高中补习数学，直到大学主修了中文，我的‘语数外’三科才脱离苦海达到涅縏的圆满。”由此可见一斑，我对文学和文字，就像对待女孩子和缪斯一样，存在着代沟和隔阂。我高中的一篇作文《人比人，“气死人”》，万分有幸在课堂上被老师选中，被认为立意不俗，谁料刚被读了个开头就让他不忍猝读了，因为我的文章里没有同桌的他擅长的被老师赏识的“遥想公谨当年挥戈赤壁羽扇纶巾”的经典和才气。不过，物极有时候必反。时过境迁之后，听说近年来的不少小学生都在捕捉“名言警句”，甚至为了得高分，不惜在作文中编造自己“家破人亡”的故事，不由得让人唏嘘感叹。

　　迈进大学门槛的惊喜和研习小说诗歌的“休闲专业”，并没有触动我那颗敏感的心和那支笨拙的笔，只是在大学的蹉跎和休闲蓦然回首万事都成空时，感情的错乱，学业的下滑，友谊的失真，逼迫我必须寻找一种途径发泄心中的愤懑。于是我写出或者拼凑成了《花开知多少》、《七奶奶说媒》、《大学生，和沉默说“不”》、《校园日记三则》、《美的遐思》、《钱》、《回首昨天》、《“十一”抒怀》等一系列铅字，在不顾他人稀里哗啦的轻蔑和赞美声中，我终于学会了自救，走出了生理学上说的“断奶期”，挣脱了彷徨和呐喊的大学时代生活，开始了迟到的朝花夕拾的收获。

　　然而，正如“墙上芦苇根底浅，山间竹笋肤中空”所说，在恢复健康的心态和正常的生活之后，我再一次为现实的窘迫和学业的落伍而彳亍。在诗歌被人的唾沫湮没小说家往往因为贫困不能成家的现实遭遇下，我不顾同窗好友的劝诫和惋惜，毅然选择了教育学专业，继续读研。在诗意地栖居和现实的生活抉择面前，我让飘逸的诗歌向冰冷的分数低头鞠躬举手投降。

　　生命是个定数，从一座山跨到另一道山峰，一切知识都要推倒重来。本以为半路出家的我，早已对风花雪月的文字心静止水，不料刚刚进入浙大的校门，很偶然的参加了一次带有馈赠性质的勤工俭学部主办的“我的打工征文活动”，结果鬼使神差地让我捧走了金奖。这虽不是什么奥赛和奥斯卡奖项，但我还是为自己默默的激动了一阵子。那一刻，我突然发现，只要用心记录，从心里流淌出来的就是一首好诗，正像婴儿诞生的第一声大哭一样，因为真实，并不招人厌烦反而让人惊喜一样。

　　接下来的日子，我开始在理性的论文写作和刻板的课堂教学的间隙里，寻找我的文学上或精神上的密友。我为路遥的“一天从中午开始”感动，我为毕淑敏的“担心创造一部长篇就撒手”而喝彩，我为残雪“每天跑两公里和写800字”的坚持而动容，我为余华“拔牙是为了生存，写作是为了不再拔牙”而肃然起敬，我为海岩的“在中国想要发财的，最好不要爬格子”而心仪。抑或是出于改换专业的缘故，我喜欢的作家都是“功夫在诗外”的“业余者”，他们像萧伯纳和斯宾诺莎一样的执着，在现实和文字两个世界里从容游弋，这一切都让我深受启迪：

　　我终于明白，生命如歌，只要用心，就有一首好诗问世。哲学家周国平在一本随笔集中写到：“灵魂的行走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寻找上帝。灵魂之所以只能独行，是因为每一个人只有自己寻找，才能找到他的上帝。”借此作结和自励自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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