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语言学原理上讲,韩国语属于朝鲜语的南方方言,北韩语则属于标准的朝鲜语,不过国际社会既然不承认北韩政权的合法性,又怎么会承认他们的语言呢?所以韩国语变成了朝鲜语在国际社会上的官方语言,而北韩语反倒被变成了方言。
我对日本人的英语一直抱有成见,认为他们的英语发音太滥,不过如果从另一个角度考虑这个问题的话,就会豁然开朗。首先,日本人使用英语的场合,80%以上都是用于商业文书,只有在极少数场合下才使用日本味的英语口语。而用英语写商业文书又是日本人的强项,在这一点上,日本人的书面英语水平一点都不逊色于中国人。
第二,日本人喜欢用片假名标注外来语,而片假名的实质其实就是一种非日非英的拟声语,拟声语如果脱离了原英语词汇也就不存在表意功能,如果脱离了日语发音,也就不再是语言了。因此你很难说清楚片假名词汇究竟是日语还是英语,因为所引用的含义是英语的原来意思,而发音却是日语发音。
这种片假名英语极端混乱且暧昧,我姑且称其为“杂种语”,这种杂种语,几乎暧昧到令所有听到片假名词汇的人都深感不知所云,如果你让他们纠正一下发音,他们就会很生气地声称他们在说日语,如果你请求他们用日语把片假名词汇的意思解释一下,他们就会很傲慢地声称他们是在说英语,如果你说他的英语发音不标准,那么他们就会更生气地跟你说:“在日本,我们爱怎么说英语就怎么说英语,这是我们日本人自己的事情”。
问题就在这里了,既然是他们日本人自己的事情,干嘛非要说给外国人听?干嘛非要让外国人接受他们的日本式发音?这也就是日本人的双重性格在作怪了,既蛮横又不讲理,不过小鬼子说得也有几分道理,在日本,少数服从多数,个人服从集体,错误的东西在多数人那里就变成了真理,而真理在少数人那里就变成了错误。
教我英语会话的美国老师是来自纽约的女英语教师,在美国找了个日本留学生做老公,后来跟随她老公来到了日本。据她自己说,为了适应她老公的日本式英语,她前后花了将近十年时间,现在她能流利地说出两种截然不同的英语:美式英语和日本式英语——哎,也真够难为她了。
她告诉我说,在日本,日本式英语才是唯一正确的“英语”,这么定位是没办法的事情,尽管日本人的“英语”实际上不过是日语的变种。
因此我想,正确与错误之间,究竟会因为何种因素而转换呢?
南京大屠杀事件,在大多数日本人的心目中,只不是中国人擅自捏造出来的虚假报道而非事实发生过的惨案,怎么理解日本人的这种自以为是?当然国际社会是决不会认同日本人的想法的,否则东京大审判也不会把南京大屠杀的罪魁祸首给送上战犯的位置上。
然而日本人却说南京大屠杀只发生在东京大审判的审判庭上而没有发生在南京,一个日本人这么想我们说他是法西斯右翼,但是70%以上的日本国民都这么想的时候,我们还能把日本国民都定义成右翼分子吗?显然这中间有个极大的逻辑黑洞,要么日本国民都是没人性的,但实际上却不是,要么日本国民都是受其政府蒙蔽的,可实际上依然不是这样。究竟怎么解释日本人的这种公然耍赖的行径呢?只要看看我在前面提到的片假名英语问题,应该一目了然了。
明知是错误也要坚持,明知是真理也会弃之如蔽履,在这个相当反常的行为中,我们应该明白的一点是日本人的“集体盲从主义”在作祟,就是这个“盲从主义”,让日本国民到现在还在疯狂地支持日本政府抢占我钓鱼岛,而二战时期的日本国民,也很喜欢把他们的儿子送到中国前线去送死。
集体盲从主义,是相当可怕和残暴的。南京大屠杀时期,很多日本士兵最初也是胆战心惊不敢用刺刀去杀活人的,但是在日本军国主义大本营的军部中,士兵滥杀无辜的反人类罪行不但不丑陋,反而是无上光荣的事情,结果很多士兵也就在“无上光荣”的宣传声中,从最普通的老百姓变成了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集体盲从主义”决定着真理和谬误的标准和分界线。真实的真理或谬误在集体盲从主义者那里根本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如何看待一件事情究竟是真理还是谬误。
因此在日本,只有日本式的英语发音才是真理,美国式或英国式的英语发音自然都是谬误,决定绝大多数日本人的思维的关键并不源于外部标准,而恰恰在于日本社会内部的集体标准。
因此日本人是永远都不会发自内心为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去道歉的民族,他们的本质不允许他们道歉,偶尔的形式上的道歉,也不过是为了暂时缓和一下国际关系,或为了巧妙地去敲诈对方的钱袋罢了。
这个大和民族不喜欢分是非对错当然也从不讲廉耻,尽管他们把孔孟学说成天挂在嘴上,实际上他们的所作所为无非都是为了欺世盗名罢了。
我们常讲如何做人,日本人当然更喜欢强调“应该怎样做人”,至于韩国政府,自然也没少对其国民灌输关于如何“做人”的说教和宣传,不过中日韩这三个国家在针对“如何做人”的问题上,其内涵是有着相当大的区别的。在中国人的“做人观”里,谦恭忍让是美德,和为贵是处事基准,有朋自远方来则是热情好客的明证;日本人的“做人观”,则就很简单了,服从集体和组织,以集体和组织利益为唯一的人生追求,并要求全体国民刻骨铭记这条铁规则,然后就是尊卑有序,下级要坚决服从上级,对上级有意见的时候也只能去厕所里提,在私生活方面,日本人从不管个人的私生活问题,在大街上公开对女人耍流氓的事情,也几乎没有人去追查,只要警察不干涉,就扯不上任何关于如何做人的问题;至于韩国人的“做人观”则更是离谱,他们完全参照了日本人的做人观,并且还加上了更多的条条框框,每一条几乎都是没人性的,比如不允许其国民购买外国烟酒,不允许其国民进口外国商品或轿车等等,甚至还不允许其国民同情敌对国家的人民,比如哪个韩国人如果同情了一下中国人,那么他在韩国的日子也就不会好过了。
因为经常要和不同国家的人打交道的缘故,我接触过很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基本上都和日本人一个德行,美国人也是很少在乎道德问题的,至于其他南亚的英语国家或南美或非洲国家的人,尽管不像日本人那么虚伪,但在做人方面和日本人大同小异没多少区别。
集体盲从主义,在资本主义国家里被演绎得淋漓尽致,这也正是希特勒能顺利掌握德国政权的主因。一旦发生了经济危机,民众的集体盲从主义就会表现得愈加疯狂而激烈,当年日本政府敢肆意发动侵华战争的主因之一也正是利用了日本国民普遍渴望摆脱贫困的心理。
什么才是正确的?什么又是错误的?在当今世上谁能说得清论的明?也许只有已逝的马恩列三位伟大的共产主义先驱才能准确地分得清,可惜“真理”这东西也只能永远地掌握在极少数人的手里,大多数人,都不过是利益的跟屁虫,为了一己私利,又有什么话不敢说?又有什么事情不敢做?
2011年1月30日
山野居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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