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官用玩票方式进入政坛也许是个捷径

李华新

村官用玩票方式进入政坛也许是个捷径

李华新

　　2009年1月14日，时年19岁的安康学院大二女生白一彤当选清涧县高杰村镇高杰村村委会主任，曾经引起社会各界广泛关注。三年过去了，白一彤一路走来，激赏、期待、质疑也一直追随着她。三年后的2011年12月28日，高杰村村委会换届选举，白一彤成功连任。

       然而，这三年来，为了打造这样一个女村官，完成初次竞选时的承诺，白一彤背后的家族已经投入了数百万元。2011年12月28日下午，清涧县高杰村镇高杰村正举行村委会换届选举。前任村民委员会主任白一彤站在一条凳子上，看着选举工作人员唱票登记。这个自小在城市长大的22岁女孩，挤在一群陕北汉子中很是显眼。

        有的评论说，按说一个村官无论谁当，只要不是太过分，不会引起太大的争议，白一彤完全符合当官的条件，也符合连任的条件。唯一不足的是她的背景-家里有钱有势，和连任联系在一起，难免会让人产生“错觉”：她是不是靠背景爬上的呢?此话有理，但另一句我认为更加适合这个事件：无论黑猫白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

       其实作为村民来说，谁来当官，其实并不是涉及到和参政议政以及和村民自治这丫的事情紧密相连的政治话题。因为，白一彤的家族即使是有钱，把钱花在这些方面，就是有意打造一个现代的政坛奇迹，也没有什么关系的。

        这是一次没有候选人的海选。如果有人票数过半，将直接当选。　但投票结果却让这些镇干部意外。338张选票中，竞选村委会主任的白一彤得到了244票。这个三年来饱受关注和争议的“女大学生村官”获得连任。
　　不过，这次换届，白一彤的支持率只有72%，比三年前的97.6%明显下降。而且，如今的高杰村有了反对白一彤当选的声音。

       但是我们所要知道的是当家族势力进入到村民自治的政治话语的时候，为什么愿意这样做，以及预后如何，只是简单的玩票，或是什么其他的目的，金钱在左右政治意图之后，总是有些说不清  楚的感觉。

        对于这位女大学生村官他背后的家族投资了多少钱，没有公布，但是她愿意在这个大学生村官的位置上愿意干下去，而且是她因此而得到的是一些社会的名声，这些人们似乎也比较清楚了。

      家族为其村投数百万,其最真实的目的是什么，这些似乎是可以提高白一彤自己的精力和在这个位置上的作为多少有些感觉，

      按照白一彤自己的说法，“这是我自己成长的三年，让我学到了很多，懂得了很多。我做了我该做的、想做的事，也做成了一些事，为我的家乡、我亲爱的村民走上富裕之路做出了一点自己的贡献，这期间我所写的论文《陕西省清涧县高杰村经济社会发展现状与政策措施的思考》作品，荣获陕西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品竞赛一等奖；《红枣饮料酒加工项目计划书》荣获安康学院大学生创业计划大赛一等奖。并因此我还获得参加全国第三届百位女村官论坛的机会，是参加此次论坛的最小女村官，被中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妇女杂志社评为2009年全国九位最具影响力女性；同时还获得了陕西省大学毕业生建功立业先进个人称号；并在今年先后高票当选清涧县高杰村镇人民代表、党代表以及清涧县党代表。”

　　这是2011年白一彤所写的《我任村委会主任后的思想总结》中的一段话。“这也许就是白家的真实意图所在！”有村民和干部这样说。

　　通过女大学生村长这个平台，白一彤拥有了一定的知名度和关注度。
　　这几年，她被选送参加了诸如一些村官论坛、大学生村官成长计划之类的培训。据她讲，曾经在一次培训中见到过中国扶贫协会会长胡富国，白一彤当面向他讲了高杰村村民吃水困难的情况，据说胡富国答应给予一定的帮助。

        这似乎是另外的一个途径的路数，当人们在苦苦读书，或是求职的时候，一个并没有为官背景的家庭，如何扶持自己的孩子登上政坛，看来使用投资也是可以达到的，而且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是，家族为村子的投入中，并没有见到回报，反倒是为村子里做了不少好事。因此既得利益的村民选择了白一彤也没有什么好说的。

      2011年12月28日，在高杰村村委会的换届选举中，白一彤成功连任。她下一步的打算是：要发展农村经济，主要还是依靠政府，再不能由着父亲朝村子里投这不明不白的资金了。这是个无底洞，投多少才是个够？

        至于当地的一些镇党委书记的不待见和有自己的一些看法也很正常。不过用玩票的方式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也是一种人生的选择！

        当大学生村官以这样的方式来左右村民的选举意向的时候，家族势力的出现也是应该引起重视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其实也不过是个例外，而在若干年后，当白一彤真得登上政坛的时候，其实人们也不必对于以这样的方式来跃升政坛，有什么过分的担心，因为这也不过是一个个案。

        这是一种玩票的心态，还是有意打造一匹政坛黑马。其实，就连白一彤的父亲自己也说不清楚。这也算是人家的一种活法。除去这些之外，村民们得到了实惠，对此谁也不能否定和视而不见。

    （济南 李华新）

　

[ 本帖最后由 李华新 于 2012-1-31 15:07 编辑 ]

太和五中张奇

如今的村官，大多是用百元大钞拉选票所得，这种靠“拼钱”来当选的官，还是要靠手中的权来捞油水的。大学生村官是一种新的民主决策。文章与时俱进，观点鲜明。

水如空

我曾作为工作人员参加四届选举，都是明目张胆地贿选，或是人情票，或是权威票（候选人有黑社会后台），看来，白村长是靠钱堆起来的了……

高老庄主

中央和省委调查组李振海、陶陌生、贺棣忠三人在1960年10月9日写的关于息县的报告中说：
　　据县委的不完全统计，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息县共死亡104，523人，占全县原有人口的14％，……实际上死亡人数不只此数。这是因为，第一，时间上卡头去尾，实际上10月以前就死了不少，1960年三季度还在饿死人。第二，正常死亡人数界限定得过高，不少非正常死亡纳入了正常死亡。我们估计息县死亡人口在12万到14万之间。县公安局统计数是13万。人死了，就合并村，1959年上半年有村庄5489个，现在只有4805个，减少了639个（转帖者按：毛用文盲、半文盲治国，毛党干部普遍文化程度极差，错别字比比皆是，数字则经常合不拢。这个数字又合不拢：5489-4805＝684，而不是减少639）。
　　……张陶公社温圈子大队社员张文儒于去年11月间到野外剜尸体当牛肉卖，每斤3角，被发现后毒打致死。贫农李世平和其子李心泉、其女李小妮三人夜间到坟地扒尸体，因与中农社员王振宇争夺尸体，李世平父子将王振宇打死，并将王的尸体抬回家煮吃，被干部发现，用刀背对着李的头部狠打，当即致死。.....陈登常，38岁，息县项店公社人，中农成份。去年11月29日，将他病重的6岁亲生女儿掐死煮吃，5月2日，又将队里的两岁男孩尸体吃掉，被捕后判20年，已死于狱中。

高老庄主

残忍的杀人手段
　　
　　笔者当时年仅十二岁，也曾跟着大人去看过两次，留下的恐怖印象可谓终身难忘。那些打捞上来的尸体死状千奇百
　　
　　怪，充分展现了杀人者对杀人手段的创造性。有用绳子捆绑成粽子状的；也有捆成四足攒蹄式，再在脖子上套根绳
　　
　　索的；有面部血肉模糊已经难于辨认面目的。印象最深的是两组连成一串的尸体，一串是用粗铁丝从五个死者的两
　　
　　耳中穿过，两女三男，一位老年妇女，一位小孩，三个成年人。另一串是一位三十多岁的女子与一个十来岁的小男
　　
　　孩，估计是母子俩。两位死者的手指均用粗铁丝穿过，连在一起，女死者浑身赤裸，乳房被割去一只，阴户也被用
　　
　　刀挖去一块。当这两串尸体被捞上河岸时，不少围观者都为之掉泪。我看了这些惨不忍睹的景象之后，一连几天都
　　
　　做恶梦，吃不下饭，以后再也不敢去资江河岸观看这类惨象。
　　
　　尸体大量漂流延续了半个月左右。当时各种传言四起，有人说自来水厂从河中抽上来的水里有人的断腿，吓得邵阳
　　
　　市的市民再也不敢饮用自来水，我家院中的水井旁边每天挤满了提水的人，本来水很旺的井每天被提得见了井底，
　　
　　一直要到过了一晚才又蓄满水。我们这些井的主人也得趁天未亮时赶紧提水，否则提水的人一多就用不上水。一直
　　
　　到了六月下旬，河上漂浮的尸体日见稀少，自来水厂又在厂门口贴出公告，说水质已经恢复卫生标准，前来提水的
　　
　　人才随之减少。
　　
　　而到了这时，邵阳县大屠杀的传闻才渐渐具体起来。我曾听一位亲眼看过大屠杀的中年男子叙述这次大屠杀的起因
　　
　　和他所了解的具体过程。这位男子是个公社干部，据他说，屠杀所谓“黑杀队员”是接到上面命令的，但是现在已
　　
　　经不准任何人向外提起这点。具体的杀人行动则由生产大队党支书和民兵营长牵头，出身于贫下中农家庭的成年男
　　
　　子一律参加。杀人的方式五花八门，有用锄头、棍棒活活打死的；有勒死、闷死的，还有活埋的。也有将被害者的
　　
　　头按到水缸里活活呛死的。这些方式都还比较文明。杀到后来，这些普通方式已经无法激起杀人者的快感，便有种
　　
　　种翻新的花样：割乳房、挖舌头、将一家人用铁丝串起来活活丢到河里。最残忍的是将煮饭用的铁锅（湖南几十年
　　
　　前用的一种煮饭锅，上部是圆柱形，下部平底，呈圆锥状）烧红后罩到被害者头上，受害者往往只来得及发出一声
　　
　　惨叫就人事不省，等铁锅取下时，头皮与脸部肉已烧成半熟，严重者头脸部肌肉成块状脱落。这种尸体曾经被捞上
　　
　　来过，其面部血肉模糊，惨不忍睹，但当时邵阳市的围观者无人知道是这种杀人者发明出来的“铁板烧”酷刑所致
　　
　　。女人们的遭遇自然更惨，不少女人死前还要受到各种凌辱。这位中年男子亲眼见过一个女中学生被凌辱后处死的
　　
　　场面，他说：“将那女学生抓进里屋去的时候人还水灵灵的。两个多小时后拖出去处死时，浑身赤裸，全身血污，
　　
　　半死不活，只剩下一口气了。”我问这位男子为什么不劝阻？他心有余悸地说：“那种场合，人都像疯了一样，谁
　　
　　要劝阻，谁就被当作和地主富农一路人，不杀了才怪。我只能做到自己不动手，有时候能够不去就不去，哪有胆子
　　
　　去劝阻。”
　　
　　而一些迟迟不动手杀人的生产大队被视为“不革命”，自有“革命者”找上门去代为杀人，报酬是被害者家中的所
　　
　　有财产，生产队还要付出公有的粮食与猪等。到后来，“红色恐怖”所到之处，竟有这样的威力，一些地主富农知
　　
　　道自己必死无疑，害怕死前遭受各种凌辱与折磨，便全家自行了断。叙述者讲述这些事情时心有余悸，听者也闻之
　　
　　悚然，真不敢相信人间竟有如此同类相残之事。

高老庄主

1968年，“文革”正如火如荼，我当时年仅12岁。“停课闹革命”使孩子们无书可读，我只能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
　　
　　和传单，努力用自己稚嫩的心灵去理解那个动荡不安的世界。
　　
　　五月的一天，我又像往常一样在街上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
　　
　　杀》。传单的作者列举了1968年4月至5月发生在湖南省道县的一连串集体屠杀事件（点击查看）。传单的作者陈述
　　
　　说，1968年，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与贫下中农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将所谓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定名
　　
　　为“黑杀队”（意指他们想屠杀工人、贫下中农），一律杀无赦。由于道县革命群众组织将屠杀“黑杀队”视为“
　　
　　革命表现”，而“二十一种人”及其家属又为数不少，自然是诛不胜诛。其结果就是传单上所写的：道县大街小巷
　　
　　到处都是尸体，堆在城墙边没被掩埋的就有上千具，都已经腐烂发臭，成堆的苍蝇在尸体上飞来飞去，一些尸体已
　　
　　经长满了蛆虫……”，作者说，他本人是一个原籍道县在外地工作的普通干部，回乡后看到如此惨状，经过私下调
　　
　　查，了解到这些被冠以“黑杀队员”名义的人，几乎都是无辜者。因此作者冒着生命危险，印制了这些传单，吁请
　　
　　中央军委赶快出面制止这种惨无人道的大屠杀。
　　
　　传单上的消息并非传言。一天晚上，我父亲一位朋友悄悄来我家，将我们这些孩子屏退后，告诉我父亲他在道县出
　　
　　差时的所见所闻，并且预言“这股风说不定什么时候要刮到邵阳这边来，如果有可靠的亲戚在外地，将孩子们送出
　　
　　去躲一躲，过了风头再回来，免得斩草除根。”我躲在窗外听壁脚，却不敢问父亲。那位朋友走了后，当天晚上父
　　
　　亲一整晚没合眼，看着早被抄得徒剩四壁的家，枯坐在椅子上，一声不吭。
　　
作者：爷不用你支持看法　回复日期：2011-08-30　15:09:20　 回复  

　　邵阳县贫下中农效法道县屠杀
　　
　　道县屠杀的血腥味很快在湖南省上空弥漫，邵阳市管下的邵阳县很快效法道县，有组织、有计划地屠戳“二十一种
　　
　　人”及其家属。为了斩草除根，还要将这些人家中在外工作的子弟抓回一并屠杀。邵阳市与邵阳县城相隔只百余里
　　
　　地，不少人就来自于邵阳县的“二十一种人”家庭。邵阳市因此也陷入恐怖之中。半夜三更，大街小巷经常传来砰
　　
　　啪砰啪的打门声，女人孩子的哭喊声与抓人者的喝骂声。所谓“二十一种人”的家庭惶然不可终日，唯恐这种不测
　　
　　落到自己头上。白天，人们三三两两聚在一起，交流各种信息：某人家里又被邵阳县来的农民抄了一次，但人因不
　　
　　在家没被抓走；某人已经被老家来的农民抓回去；某人已经被抓走好多天，家属交了赎金，单位也派人去领人，却
　　
　　没见到人的踪影，不知是死是活……如此等等，尽是一些让人揪心的消息。
　　
　　我家附近一位不到二十岁的男青年，被其祖父所在生产队的农民抓走，路上试图逃跑，结果被几位农民用锄头活活
　　
　　砸死在江湖大堤上，曝尸几天后无人收尸，还是几位街坊帮助收的尸，没有钱买棺木，拿床旧棉被卷裹入土。他的
　　
　　母亲那天是外出做工，侥幸躲过，但后来思儿心切，眼睛哭得半瞎，人也变得疯疯傻傻，半年不到就死了。但也有
　　
　　一些人比较幸运：与我家同院居住的一位在水利局工作的覃姓干部，被他老家的农民从家里五花大绑地抓走，其妻
　　
　　姚某闻讯从其上班的商店赶回，骑单车尾随其后，因农民也不认识她，故此没提防。到了南门口，农民们将覃捆在
　　
　　路边的电线杆上，自己进店里吃面。姚某趁机从一家肉铺里拿了一把屠刀，将绳子割断，让丈夫骑上单车逃走，而
　　
　　姚则被农民们抓住将腿生生打断，她所在的副食品公司闻讯后派人将其抬送医院；还有市运输局一位刘司机，住在
　　
　　运输局家属院里，当他老家几十位农民来他家抓人时，刘妻见势不对，立刻跑到邻近的大徒弟家中求援。而刘司机
　　
　　的大徒弟正好是运输局工人造反派头头，马上带上几个工人拿上棍棒先上刘家阻拦，另派人召集大队人马增援，结
　　
　　果一场恶战，邵阳县老家来的农民“强龙不敌地头蛇”，被打得狼狈逃窜，四十岁刚出头的刘司机也得以保住一条
　　
　　命。
　　
　　抓的人多了，邵阳市一些大型国营单位为了保住老家在邵阳县的本单位职工及其家属不受杀害，腾出房子或者招待
　　
　　所让这些人全家住到单位里来。而农民们因无法进入这些单位找人，这些人才算是生命无虞。我另一位朱姓邻居在
　　
　　运输公司工作，就是在刘司机的事情发生之后，全家搬到单位里面避难，每晚住在办公室里，直到半年之后，杀人
　　
　　风潮完全平息后才敢回家居住。
　　
　　但这种被单位保护起来的人毕竟只是少数，大多数单位没这种条件，只能自已想办法投靠与邵阳县毫无瓜葛的朋友
　　
　　或者亲戚家中。在这种人身安全毫无保障的恐怖状态中，邵阳市的“二十一种人”及其家人，终日战战兢兢，不知
　　
　　自己能否活下来。

高老庄主

毛在1961年7月的伙食费开支是654、82元。
　　除了伙食费外，还有水果费86.65元。
　　而此时一个中专毕业的国家干部（稀罕程度相当于现在的一本）一个月工资一般是四十出头。
　　这就是大饥荒时不吃肉的毛。
　　　　　　　　　　　　　　
　　一国的领导人，在其治下，媒体成天高唱取得伟大胜利，
　　但最后却是三年大饥荒，
　　饿死至少是数以百万计的公民，
　　却没有任何交待，没有公布任何数据，没在公开媒体上作任何道歉，
　　没在公开媒体上承担任何责任（七千人大会上的检讨只是内部，只是对官员，没对百姓）。
　　　　　　　　　　　　　　　　　
　　几十年后，百姓自发进行回忆和追责，
　　　　　　　　　　　　　　　　
　　却有人不谴责这个统治者，
　　反而谴责自发追责的百姓，
　　　　　　　　　　　　　　　　
　　需要多么的无耻，
　　才会有这么贱的奴才啊

高老庄主

我们四川荥经县城边（现在已经是城中）官田坝四队，在“大跃进”实行军事化管理时叫城关营同心连第四排，五九年时叫城关公社同心管理区第四生产队，现在叫严道镇同心村四社。
　　兹将1959—1962年粗略统计的死亡名字附录于下，愿他们的灵魂安息！
　　上院子：陈匡氏、兰潘氏、兰加荣、兰少彬、兰少成、李文孝、李笨牛、兰吴氏、丁永元、陈国芬及二个孩子。
　　
　　中院子：张超、张志环、罗松兰、兰聚五、王少文、王王氏、方万禄、杨丙德、兰少武、兰刘氏、兰少臣、兰李氏、兰少光、兰王氏、兰少举、陈文珍、兰惠琼、兰锡芳、王陈氏、兰松贞、徐怀石、徐石氏、徐明忠、徐元康、张元福、张罗氏、冯大方、冯冯氏、兰琼荣、兰李氏、兰少可及母、妻、子。
　　
　　下院子：兰悦才、石明香、石安、曾广钧、陶琼香、曾毛氏、霍永敦、张必华、兰锡华夫妇、兰锡芬夫妇、兰术生、杜国祯（家父）、杨升安、何术清、何木匠、夏仕高夫妇、兰加华、兰何氏、兰加林、兰冯氏、肖仕彬、兰少林及母、兰少琪、肖冯氏、兰洪氏、兰吴氏、兰悦华夫妇、杨廷模、方刘氏、任兰氏。
　　
　　树德堂院子：兰保和夫妇、宋金选、宋李氏、徐芝芬、陈开荣、王华剑、王石氏。
　　我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祭奠他们，永远铭记这段历史，以警后世。（作者杜治中，荥经中医师、书法家）

李华新

乡村政治现在面临新的话题，但是家族势力的膨胀，似乎是也有了外部势力的介入，比如这种情况。有的已经在左右了乡村政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