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乡村往事之:
烧炭过冬
透透/文
寒风又一次打着尖哨,从村子西北边的坳口刮来,它们镰刀一样,恨不得削净老树林的叶子,刈光荒坡上的野草,也恨不得割走我的耳朵和鼻子。几场白霜过后,冷,就像一把长长的锥子,刺穿我身上单薄的衣服,直往骨头里扎。我知道,用不了多久,这些刺骨的风还会吸掉我皮肤的水分,使我的手脚皴裂的跟杨梅树蔸一样,一不小心,那些张开的肉口子就会暴出生血来,辣辣地生痛。我讨厌这种刺冷和辣痛,它们老是咬着我不放,让我时常不自觉地淌眼泪水,流清鼻涕,跟村里所有的孩子一样,两张手袖都擦成了亮堂堂的镜子,脸上还是龌哩龌龊的。这时,心里便巴望着听到母亲朝父亲大声叫喊:你(们)爸,还不快点烧炭嘛?冷得要死了!烧两窑炭,也好过年啦!母亲的声音是那么响亮,它急火火地划过寒风飞过来时,足以把我周围的空气瞬间擦暖,炭没烧呢,我身边仿佛已点燃了一盆红红的炭火。
父亲一直在忙碌,御寒过冬,家里有许多事情要做,在母亲的催促下,烧炭就是最当紧的一件了。
在我们这儿,炭是用土窑烧的,家里前后挖有两口。原来的那口老炭窑在芭蕉冲口的山脚下,上面是一块木薯地,再往上就是家里那片栗木林。林子的树长的大小不一,每年轮流间伐烧炭,不够的话,就到青山去砍杂木填补。家里当初把炭窑挖在这里,是图它方便就近取柴,少些搬运的辛苦,但后来父亲嫌它离家远,烧火点窑之初,要在山里熬夜守火,太费神了,于是,就在我们屋子旁边的那棵老板栗树下再挖了一口新窑,且一直使用不再更换。
那时,开挖一口新炭窑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需要细致地做好各种准备。首先砍楠竹,破篾子,编撮箕。父亲在门前小地坪编撮箕的时候,母亲便帮着收拾竹枝,掐竹叶子,扎竹扫把。我也没闲着,拎个小木垛,拿把平头柴刀,斩篾黄,约莫一尺长一段,之后一把把地捆好,放到茅司里去,解手时用来刮屁股。撮箕编好了,接着磨鎌刀,磋刮子,给钉锄和铁铲换上粗硬的手把,还要准备两根钢钎(家里只有一根长的,还要去升高伯家借一根短的,但要等人家闲着的时候才借得到)。这些铁器在父亲那双粗糙硬朗的手里倒腾,敲击,发出当当的响声。它们不断地打到对面的山屏上,又被一一弹了回来,把冬天本来空寂的山谷,激荡得满山遍野都是声音。
在山里,炭窑都是就着山体的坡度掘土拓挖而成的。当板栗树下那块土坡茂密的杂草被鎌刀刈得干干净净时,我才发现父亲对这里早已了然于胸。原来,这块平时被遮蔽严实的土坡有道高坎,坎下是谷底平地,坎上是个缓坡,地势落差刚好合适一口窑体的高度,而且土质很好,是质密结实的黄胶泥(黄粘土),性粘,不松散,掘成的窑洞十分稳固。钉锄,铁铲,钢钎,刮子,这些先前准备妥当的工具,在父亲的手里交替使用。新炭窑从一个圆形开口,到一寸寸地往里吃进,再一点点拓宽,直到挖出窑腔的初形,父亲才猫着身子往里钻,一撮撮往外掏泥巴。母亲在窑洞外面忙着运土,不时朝洞里大声讲话,不时叫我帮递空撮箕,歇困的时候,还支我回屋里用竹筒觚打茶水下来解渴。我呢,小花猫一样围着窑洞蹦跳,滚爬,还带着妹妹们搓泥巴丸子扮家家酒(破瓦片当碟,小木棍当筷,泥丸子当菜,弄好了,几姊妹围着“大吃大喝”)。那些刚从山体里掏出来的黄泥巴,带着暖暖的地温,气味新鲜极了,卤了一身泥粉的人,整个儿都是香香甜甜的。
父亲挖这口窑费了不少功夫。后来我才知道,烧炭是力气活,也是技艺活,而炭窑挖得好坏,直接影响炭烧的如何。父亲说,炭窑要有三个开口,窑门、烟囱和点火口,它们的位置和大小都有讲究,窑门开的最大,人能钻进去装柴;点火口要顺着风向,以便点窑时火苗往里跑;烟囱则贴着山壁开在窑顶里侧,海碗一般口径,通气好又不影响窑顶的稳固。另外,窑壁的厚度和窑膛大小也要适合。窑壁太厚,点火口就深,柴难以接火,太薄,则窑门容易崩塌;窑膛呢,太小,一窑烧不出多少木炭,太大,离火口远的柴木炭化不完全成了炭头,而靠近火口的灰化又太多,出炭率也低。所以,挖一口炭窑一点也马虎不得。
好窑,好柴,才能出好炭。好炭经烤,燃得亮,热也足。我们这一带,最好的炭柴是栗木,其次是椎木、枫木等杂木。栗木长在自家林地里,成材的树干如手壁大小,好砍。椎木和枫木则长在青山野林里,高大粗壮,生木又重得要命,要砍回来,得费九牛二虎之力。为了烧足过冬的木炭,甚至还能余些卖出去,换几张票子作家用,父母亲每年都要翻山越岭,往老屋背山的野林子里跑,选柴,砍伐,扛运。有一次,他们爬到陡壁上砍枫树,母亲双脚踏在茅草叶上打了滑,手里的柴刀剁到了自己的小腿上,刀口子见了骨头,鲜血染了一裤筒,回家敷了创口药,走路拐了一个月。尽管如此,烧炭的活路还得继续,那些被截成一段段、冒着生桨的树干,压过父亲的双肩,最终全都躺在了窑边上。而每到星期天,我便跟在后面,叫父亲砍了一根溜直的小树杆,削尖两头做了柴扁担,尽自己的小力气,挑两把干柴桠回家烧火煮饭打油茶。
柴进了窑膛后,窑外安静下来。枯荒的山野,萧杀的田间,到处是白霜留下的清寒,鸟虫禁声,溪流静谧,软绵的阳光被冷风一吹,也不知所终。父亲默默地坐在一只禾草墩上,一心一意守着炭窑的火口,一把一把地添着细柴,捅着火子。被烧焦的粉石,不时噼叭爆响,仿佛策马的响鞭,催促火苗乘着风势,往窑炉里冲得更猛一些。窑顶上,白烟从烟囱源源不断地冒出来,带着树木的薰香,一忽儿站得直直的,一忽儿又扑倒在地,因为轻,它们在风中不能自己,最后散得无影无踪。
母亲依然忙着家务。从屋里到菜园子,再从菜园子回屋,偶尔骂几句不听话的娃崽和牲口。做好饭菜了,便下到窑边叫父亲回屋,然后自己坐到那个草墩上,接手推两把火。
夜幕垂落,风声起伏。低矮的土屋里,母亲拢着弟妹们的睡意,一盏油灯小心翼翼地亮着。木门虚掩,那微弱之光,从门缝里流出来, 流进黑夜的黑,流进黑夜的冷,它流得那么轻,那么慢,又那么不依不饶。屋外,守火的父亲,静默如山。陪着他的,是那条忠实的猎狗,它把自己团一圈,卧在主人身边的草蒲上,始终竖着耳朵,不吭不声,似睡非睡。窑火的光亮,彻夜照着父亲和猎狗,他们斜长蓬松的黑影子,铺展在山坡上,像一张厚厚的被褥,遮盖了劳作的所有艰辛和疲惫。而那时,窑炉内的燃烧是如此热烈,那是父亲点燃的一个火热的世界,随着柴木的一点点缩水、收敛、炭化,那些生命燃烧迸出的热量,饱含人间烟火的味道,在那深不可测的黑色波涛中汹涌、奔突,直至父亲封窑的那一刻骤然凝固……
隆冬的严寒如期到来时,木炭在屋里堆成了小山一样,黑得亮油油的。留足娃崽上学和家里用的木炭之后,父母亲赶了两三个圩日,将余下的几担,挑到板江集市上,叫个折中的价钱卖了出去,之后买了粗盐、火柴、煤油、灯芯和火盆胆(铁的),还有我的字薄、铅笔、胶擦,父亲狩猎的铁砂和黑硝,以及母亲做布鞋的两尺蓝棉布。回来后,再拿几块板子去找寨上的六哥,叫他帮做个烤炭火专用的六角火盆架(我们这一带人家都兴用它烤火),成了,便随意封个利市,加上许多道谢的话。
有了六角火盆架,一家人围着烤炭火,既暖和舒服、不再被烟呛得满眼泪水,还可以将脚搭在火盆架结实的宽边上,把脚板底也烘得烫烫的。如果哪天早饭没好,肚子先饿了,便在火盆里扒个坑,把几个红薯和芋头埋里去,再压上红红的火炭,接着几姊妹一起唱 “种田吃白米,种地吃芋头,早早起来烧两个,姊姊妹妹闹猴猴” 。这童谣唱着唱着,一下子就把火盆里的红薯芋头唱熟了,用火钳挖出来,满屋子的香。如果哪天雪下得太大不出工,寨上便有人来家里闲坐打款(聊天),男人叨个烟袋斗,女人忙点针线活,东拉西扯,家长里短。有时火盆围得太挤了,大人便说:娃崽屁股三把火,一边耍去!每当大人们讲到隐私或者荤话,见姊妹几个在旁边竖着耳朵听嘘嘘的,就一巴掌朝着小屁股拍来:嘿!娃崽家家莫听牙把!
寒冷的日子依然一个挨着一个,门外的雪花一群追着一群,悄无声息,飞得满天都是。它们犹若一只只小精灵,在天地阔大的舞台上,在无声的旋律中,自编自舞,无束无拘,不经意间就让山村变了样:田地盖上松软的白绒被,山林琼花次第盛开,土屋成了一则画在半坡上的童话故事……那满世界的白啊,炫丽,耀眼,又安静无比。
冰雪的山村美到了极致,也冷到了极点。弟妹们像一串土拔鼠,从土屋的门洞里钻出来,灰仆仆的,一个个缩着细脖子,啜着长鼻涕,滴溜着大眼睛,可是没等在雪地里跑多远,就被父亲拿着楠竹鞭子赶回屋里烘火去了,生怕他们挨冷出病来。而我刚好相反,一大早就被母亲撵出门去学校,嘴里还不停地叫着,死妹崽,快啊快啊,要迟到了呀!然后抓起那个小火笼(一只大大的破锑碗,用钉子在碗沿上打三个小洞,穿上三截铁丝做提耳,碗底再垫上一块小瓦片,上面铺一层灶灰,最后往里面燃上火炭,就是这个暖烘烘的小火笼了),往我手里一塞,说,小心点,莫烧着衣服!
此时,小火笼里的木炭燃得正旺,北风一吹,炭皮爆出的火星子直往外跳,烧红的木炭还会伸出蓝火舌来,天冷,人又老想往火边上挨,所以,寨上每个带火盆上学的读书娃崽出门时,家里的大人都要再三提醒,而我母亲喊得比谁都大声。
我一面条件反射似的,也扯开大嗓音使劲答应:晓得了——!一面提着那个小火笼往底下寨飞跑,追赶上学的“大部队”。可这一跑,风力更大,不但大锑碗里的火星子跳得更厉害,而且斜挎的大书包也把屁股板得啪啪响(书包里除了装有书本笔盒和晌午饭,还装有两截梨木炭呢),看得母亲干着急:死妹崽,慢点,慢点呀!远远地,又喊,火小记得加炭啊!
而我(后来还有弟妹们),每天依然不管不顾地这样跑啊,跑啊,直到我跑完了不知愁滋味的少儿时光。之后,念中学。上大学。工作。结婚。调动。我离家越来越远。但是,不论我跑得多远,那喊声(母亲病后,成了父亲的)年复一年,一冬又一冬,都一直追在我身后,拖着长长的尾音;也不论我跑在怎样寒冷的风雪路上,只要一想起那个小小的火笼,那盆红红的炭火,一股热乎乎的感觉就会从脚板底下涌上来,暖透心窝。
约4000字
2012年6月25日星期日 透透于南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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