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蝶梦庄生 于 2014-10-15 15:55 编辑
不对等的友谊-----也说李白与杜甫
也许是出于某种良好的意愿，许多学者都喜欢拔高和美化李白与杜甫的友谊。郭沫若甚至夸张的称他们是“双子星座”。事实上，李、杜二人只是在天宝三、四年间有过三次会晤。翻阅这两位诗人存世之作，可以发现这几次聚会，并没有碰撞出多少火花；他们两位各自所付出的情感也极不对等。
这几次聚会中，杜甫写诗三首，《赠李白》二首（五言、七言各一）；另有一首《与李十二白同寻范十隐居》。李白仅写诗一首，即《鲁郡东石门送杜二甫》。
二人分别后，杜甫写十余首诗；李白只写了一首《沙丘城下寄杜》。另有两首也被称作是李白作的，一直存在有许多争议。一首《戏赠杜甫》已被人认定是赝品，还有一首《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补阙范侍御》，更是张冠李戴的“拉郎配”。这些人错把“杜补阙”当作“杜拾遗”。这事古已有之。比如段成式的《酉阳杂俎》谓：“杜补阙即杜子美，公此诗用李诗‘迟’字以和之。”对此，仇兆鳌曾批评过：“其说非也。公遇李时尚为布衣，其投拾遗，在至德乾元间。且补阙、拾遗，官衔不同，岂可强作傅会耶。”
诗歌数量的多少还在其次，更主要的是李杜二人在交往中所付出的情感很不对等。
读一读杜甫的一些诗题，如：《冬日有怀李白》、《春日忆李白》、《天末怀李白》、《不见》、《梦李白二首》、《寄李十二白二十韵》、《送孔巢父谢病归游江东兼呈李白》等，就可以发现，无论在什么季节什么地方，杜甫都思念着李白，这种真情，不仅形之于诗，还形之于梦，可见其用情之深已到极致矣。
李白晚年，身处逆境，杜甫为此写了许多诗，譬如：“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应共冤魂语，投诗赠汨罗”、“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等等。依照今天的说法，应判处反革命叛国罪。杜甫此时也是被开除公职的戴罪之人。写这这么多犯忌讳文字，他不怕惹祸上身吗？
李白诗集中，思念杜甫的仅有一联：“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沙丘城下寄杜》）。不否认这两句，也是李白的真情流露。但如果将它们与“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赠王昌龄），“孤帆远影碧空尽，唯见长江天际流”（送孟浩然），“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赠汪伦），等激情澎湃的诗句相比较，就显得太轻描淡写了。可以说，“若汶水”三字的情感浓度，别说是别说是不及对王昌龄、孟浩然那样的大家，甚至还不敌他对汪伦那个普通村民。
仇兆鳌评道：“太白集中有寄少陵二章，一是《鲁郡石门送杜》，一是《沙丘城下寄杜》，皆一时酬应之篇，无甚出色，亦可见两公交情，李疏旷而杜剀切矣。” 原来，古人也早看出李、杜二人间感情的不对等。
杜甫推崇李白，赞美李的诗作。他不止一次吟道：“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但在李白诗集中，我们读不到一句点赞杜甫的诗，哪怕仅仅礼节性的往来也没有。
李白笔下不乏溢美之辞。他用“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赞美韦太守的文章自然清新；用“吐言贵珠玉，落笔回风霜”夸奖刘都使；“风韵逸江左，文章动海隅”颂扬宣州灵源寺仲濬公。唯独对杜甫的诗，却显得格外吝啬。
以上几例所涉及的都还是些一般诗友，至于他对自己所崇拜者，奉承起来更是不遗余力，甚至于不顾最基本的事实。
李白有句吹捧孟浩然，说他“红颜弃轩冕，白首卧松云”。实际上，这位“孟夫子”不过是一个到处“干谒公卿名流，以求进身之机”的蝇营狗苟之辈。
且看孟浩然自己的诗，他有一首《望洞庭湖赠张丞相》。此诗前一半还不错，挺有气势；后一半却跑了题，说些“欲济无舟楫”，“徒有羡鱼情”等不着边际的话。不是孟浩然不懂诗法，他只不过是想借以转弯抹角，乞求张九龄予以援引，好捞个一官半职。
孟浩然是否随心如愿，因为没有下文，在下也不得而知。《岁暮归南山》，不仅没帮上忙，反倒害了他。
该诗第三联是副对联：“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明眼人一看，便知出句是牢骚语。写此诗后不久，孟夫子遇上个与唐玄宗亲密接触的机遇。也不知是不是被幸福冲昏头脑，他竟将此诗献上。皇上一看，顿时龙颜大怒，曰：“‘朕不曾弃人，自是卿不求进。奈何有此作！’因命放归南山，终身不仕，以布衣终”。孟浩然的“白首卧松云”，并非淡泊名利，而是无可奈何，有苦难言之事。
再说个故事，看一看李白面对强者的另一种心态。
“眼前有景道不得，崔颢题诗在上头。”想必是大家早已耳熟能详了，但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知道这故事的续集。
谪仙搁笔走下黄鹤楼，并未真的甘拜下风。后来他又一连写了两首七律，《鹦鹉洲》和《登金陵凤凰台》。这两首都是仿《黄鹤楼》而作。李白一生很少写七律诗，合律的加上不合律的，总计不过八首。单为这《黄鹤楼》就有两首，足见他对崔颢的耿耿于怀。
无论奉承也好，还是妒忌也好，作为“双子星座”的另一半，这类荣耀，杜甫都从来没有“享受”过。
李白是杜甫心中的太阳，在李白心中，杜甫只是他众多追星族中的一个，顶多是个不错的驴友兼酒友。
杜甫《遣怀》诗中有一句“得我色敷腴”。这话很值得玩味。诗的意思很直白，就是说人家给了他好脸子。就为个“好脸子”，我们的诗圣，居然会感激的一塌糊涂。此情此景，想想都令人为之难过。
感情砝码为什么会失衡这般地步，有人把它归结为年龄有差异，此说也不起推敲。就拿杜甫和他与另一位长兄高适的交往说，高适年龄比李白更年长一岁，高、杜间的友谊并未因此受到一丁点伤害。高适和杜甫间往来诗篇中包含的信息，从青年直至晚年，他们是一对可以永远托付的生死之交。
李白与杜甫的不和谐，究竟是源于那些方面的不对等？
我以为，首先是社会角色的不对等。
两人会面时，李白虽已过不惑，被赐金放还，却还得贺知章等人的热捧，他头顶着“谪仙”的桂冠，乃名噪一时的诗界大腕；杜甫业已年过而立，“两年客东都，所历厌机巧”，还是一事无成。他曾经参加过两次科考，竟然两次落榜。
在诗词界的地位不对等，是他们不和谐的第二个原因。
此时，李白的诗被广为传颂，各流派诗集争相登载，往往被每每排在重要的版面；杜甫不过是初出茅庐，是个寂寂无名的小辈。当时人们只知道李白，不知道有杜甫。殷璠编选《河岳英灵集》，收李白诗十三首，杜甫诗一首也能入选。杜甫和元结同赴长安应举，又一起落第。元结编《箧中集》，也没收录杜甫的诗。
其三，二者的人脉与生存状态不对等。
李白占尽风头，身边聚集了大量粉丝，著名的有：宫廷道士吴筠、国之重臣贺知章、千里追随的任华和魏颢及《河岳英灵集》的编撰者殷璠。李白走到哪里都受人盛情款待，且不说是金龟换酒的贺知章，就在他感叹“行路难”的时候，宴席上也是不缺“金樽清酒斗十千，玉盘珍羞直万钱”的美味佳肴。 其时，杜甫正走背运，初见李白，他就大吐苦水：“野人对腥膻，蔬食常不抱”。“朝叩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是他生活的常态。
更主要的，二人在哲学观念和诗歌理念方面存在着极大差异，因这些话题较为复杂，本文就只能点到为止。
其一，两人的家世背景不一样。
李白祖上被流放到中亚碎叶城，经商发富后才又迁居四川江油。坎坷的人生和丰富的阅历导致李白思想的复杂性，他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兼信儒、道二家，他所追求的是“济苍生、安社稷”。
杜甫出身“去天尺五”的京兆杜氏，世袭官宦之家，祖父杜审言更是一位高官兼名诗人。家族教育促使他笃信儒家。“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是他为之奋斗的终生理想。
再者，李白和杜甫个人的奋斗历程也不一样。李白赶上了开元盛世尾子；杜甫一出道就恰逢“安史之乱”。他们二人虽然都有在皇帝身边工作过的短暂经历，但各自的起点与终点却大相径庭。
李白是经由道士吴筠引荐，而进入宫廷的，他深得明皇礼遇，但不满足于弄臣的地位，故而做事吊儿郎当，与人相处耍大牌、摆架子，甚至于“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李白后来被赐金放还，纵然有同僚嫉妒的因素，他自己也多少负点责任。
杜甫是孤身投奔肃宗的，时值安史之乱，他逃离沦陷的长安，一路西行赶到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凭着一颗拳拳之心，硬是打动了皇上，被授为左拾遗。后因太把村长当官做了，为了替房琯缓颊，触怒了肃宗，京官还没做满一年，就被免除公职。
失去官爵后，他们二人的心态也大不一样。李白依旧是我行我素，游山玩水，寻仙学道。一路疾呼“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杜甫却仍旧不改忠于“北极朝廷”之心，直至他临终前两年，还在为“戎马关山北”而“凭轩涕泗流。”
思想的不同，性格的差异，导致了不同的诗歌理念。我们试比较一下《梦游天姥吟留别》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两首代表作，就会对这一问题有较为直观的认识。
《梦游天姥吟留别》又名《别东鲁诸公》是一首“记梦体”的游仙诗。这首诗内容丰富曲折，形象辉煌流丽，极富浪漫主义色彩。
《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则是一篇纪实性的叙事诗。全诗通过诗人对所见所闻的叙述，展示了一幅波澜壮阔的历史画卷。其中千古名句“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示社会疮痍，直击阶级矛盾，具备了现实主义特质。
两位巨星之间，存在有这样多的差异，他们沟通起来，势必有许多绕不开的障碍。鲁郡东石门一别，李白南下学道，杜甫西上求官，从此分道扬镳，各奔东西，再也无缘相见了。
李白和杜甫这三次会面，只不过是茫茫人海中的平凡邂逅而已，未见得有多少诗史价值。许多文学史研究者，或夸大其词，或凭空虚构，试图将这件事神圣化，可惜的是，无论他们倾注多少无底气的热情，耗费多少廉价的赞颂语，事实终归是事实。
本文之所以一再强调所谓“双子星座”间方方面面的不对等，意图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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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4-10-15 1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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