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梁星钧 于 2015-3-5 14:35 编辑
一篇获奖小说带来的轰动与麻烦 －－读鲍红志《获奖小说》 梁星钧
一篇小说好不好看，是否吸引人读，我们往往可从标题上看出一二（此所谓“文眼”的意思吧）。我读《星火·中短篇小说》2015年1期鲍红志短篇小说《获奖小说》就有这样的感受。具体说来这篇小说带来了轰动的同时也给自己制造了麻烦。
先说轰动。
一是小说先被省刊发表。这对一个还不太出名或称初写者来说，确实是件可遇而不可求的激动人心之事。然而该小说的发表，是有个先决条件的，那就是先去找省刊《楚苑》的邵主任面谈。小说预留了这个悬念，也从这里入笔，是暨小说标题之后的又一个兴奋点。这就给小说注入了又一新的神奇，逼我们更想看个究竟。
小说的主人公道缘登场了。他一路兴奋地赶往省城，联想他此去与决定他小说发表命运的邵主任谈的各种情景。作者借机交待了主人公道缘的身世及创作经历。说他高考落榜回乡务农，因喜欢文字和写作的原因，当了乡电影放映员，有文字见诸省县报刊，被县文化馆的骆馆长慧眼识珠，才费力调到县文化馆从事专业创作，也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命运。至此，我们不得不说作者技法的妙处，他就这么巧选角度，从小说能否被发表的兴奋点入手，又选去省城会见决定他小说命运的邵主任为关键，预留了不少的背景材料填充空间，这不仅可补叙作者的人生经历，也可谈及当下文学发展的内外生态，当然，作者也顺势交待了这篇可以发于省刊的小说《文化夜行人》的相关情节（基本是以己经历为原型塑造了一个乡村放映员的人生命运形象）。
这篇小说的发表与否关键在于邵主任指出优点之后指出的“不足”如何对待，“但是，小说的基调偏暗，人物的命运过于自然主义了。”于是引发了他们之间的一番毫无顾忌的学术之争，结果，是道缘必须作出让步，即他必须按邵主任的意思对小说结尾作出修改（也即加上讲正气、弘扬正能量的“讲政治”的部分），否则他的小说发表就成问题。作者再一次把矛盾推至高处，表现了两人对于文艺观的不同见解。 二是小说《文化夜行人》发表后获奖。业界和社会上好评如潮，国家级刊物转载，获省最佳年度小说奖，县奖励三万元！所在的乡上也获了3000元。
三是作者成名出名。被大肆宣传，被各种活动及剪彩邀请。小说写到连骆馆长妹子内衣店的开张也请他去剪彩，使他应接不暇，频于奔命，苦不堪言，同时那些农村电影放映员也来找他反映诉求。小说写了一个人出名后的各种难处，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
再看麻烦。
先是“群体事件”的发生。因为道缘小说《文化夜行人》的影响，相关的农村放映员来找他反映利益诉求，想请他代为转述并解决“两险一金”的社保问题。小说在此牵涉到怎么面对群众反映问题，这检阅着我们的政府解决这些问题的态度及其智慧。小说写了许多的讳莫如深者，他们一见到群众结队上访，不管有理无理要求合不合理，都一同视为“群体事件”（本篇实际就是一些农村电影放映员要求解决他们的“两险一金”问题），是不安全不和谐的不稳定因素，他们也根本不从解决上下功夫，想办法，而是怎么去害怕、回避和防范围赌，这就无形地更伤害了诉求者的感情，也加剧和深化了社会矛盾的发展，这大概又是当今社会问题的又一大弊害。我也想到我们读小说或任何艺术作品，重要的不是结果而是过程，以及旁及的一些问题。当然作者塑造了曹书记这个客观冷静、敢于直面现实并力求解决务求实效的好干部好领导形象。
小说也反映出艺术真实与生活真实的矛盾。本为一篇获奖小说，属艺术品，艺术是可以虚构的，小说最后的问题解决，是作者根据杂志社邵主任的要求加上去的，本就是超现实的，获奖成名不知是否跟此结尾有关，但能引起农村放映员的集体上访和表达诉求倒完全是由此而引起。这就是说，小说的发表尤其是获奖成名之后，人们把艺术与现实生活对号入座了，也就相当于要求他们的生活就当是艺术，艺术也就是他们的现实。这当然可以理解为新的艺术反作用于新的现实生活。但这毕竟有个过程，即相应的时间差吧。也即县上要解决这些抆求者的问题，从政策、资金以及态度上都有一个必要的过程。这就是此事的麻烦所在。小说写到此处，写了道缘这个人物的真性情，既邀与他们见面，也答应向上级反映和为他们奔走呼号。这个承诺，本发自内心，有如他进入了自己的小说创作，却照样惹出后面的麻烦。
次是领导不满。骆馆长听说他跟“那伙人”见面，就火冒三丈，数落他，说“你算哪根葱？”实际骆馆长反对的是他答应并替他们当代言人，反映意见诉求。这里又影射出一个问题，即当今一些领导以所谓稳定压倒一切来冲淡或漠视群众的正当要求，这照样是作风飘浮的官僚主义作祟，是典型的脱离群众和没把群众的冷暖放在心上，更谈不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小说这样书写，有着积极的思考意义。这段心理活动，代表了这一心声，“道缘沮丧、困惑，都讲文艺作品力求反映现实生活，要敏锐、深刻，但在现实生活里，对深层次的矛盾和问题，人们却惯于视而不见，绕道而行？难怪读小说的人越来越少！”
分管稳定的副县长也是板着脸说，县里出了这样大的群体事件，如处理不好，化解不了，我交不差，你们（相关部门头头）谁也吃不了兜着走！他见各部门都无解决的政策对策，就怒向道缘，你写你的小说，当哪门子“意见领袖”？最后让他去见群体，意思是你惹的事你去，转达下县上处理也要时间的意见吧。这里有一句诉求者的话很有意思，“你在小说里为我们说话，现实中却站在他们的立场上，你这不是挂羊头卖狗肉吗？”此言表面可追溯到小说发表（及后面的转载和获奖）跟因邵主任对小说结尾的要求有关，从深层讲也再次提到艺术与生活的到底旬怎样的关系问题，即艺术可不可以超越并照应生活，人们本来对此是认同的，可在实际生活中处理起来差距又怎么那么大呢？我想，这是否与小说的获奖与作者的成名有关，即既获奖成名，就证明小说的威力及作者的影响力，就不该是特殊的个案，那些放映员就去找他，也自在人们的预料甚至情理之中了，我想我也是艺术照耀生活的力量。
所以这于道缘很为难。他一面是对象群拥护，一面是个别领导对他不满。幸好小说的结尾正如那篇获奖小说来了正能量的光明尾巴。这时关键人物登场，一切在曹书记的眼里都不是问题和不是事，这个领导亲切、大肚、随和、有责任、敢担当，也有能力和办法化解一切，首先他的气魄就让人安定，好像这些所有的担忧、恐惧在他都不是问题和不成什么问题，而且，曹书记更懂得文艺作品的使命及特点，也要求文艺工作者要“敢于担当”和有“社会良心”，这些话从县委书记的嘴里讲出，意味就更加深沉。最后曹书记还请道缘为他出谋划策，他说，我们“不搞面子工程”，“说到底，还是心里没装着民生啊”，这就道出了问题的本质，这也如同那篇获奖小说，又是一个弘扬正能量的完满结局，相信这样的结局来自生活，就非同先前的虚构了，也使这篇本就好看的小说更加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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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4 2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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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3-5 13: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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