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5-1-24 23:12 编辑
年关那些事儿
年关快到了，总是有一些相关的事儿。
过年总归是喜事一件，从来都是这样的。红红的春联，红红的鞭炮，红红的灯笼，铺天盖地的中国红浓烈地渲染着属于一段时间的喜庆，那就是过年那几天。
首先孩子是完全发自内心的高兴，有些是“人来疯”的因素，就是既然大家都高兴，那么我也高兴，或者叫做看着别人高兴，跟着后面也高兴。至于为什么高兴，自己还说不出什么所以然——这种情况很常见，这种喜悦比较傻却也纯粹；再者便是实用性地利好，比如可以免受斥责、享受祝福，穿穿新衣服，吃点好的东西，揣着平时梦寐以求的压岁钱什么的。这些利好将这段时间的日子泾渭分明地区别开来，人为打造出一个极高的幸福指数，自然也就成为相当盼望的日子。
当然，这种利好是有时代烙印的，现在已大打折扣或不复存在了。现在的小孩对那么一件新衣裳，一点压岁钱几乎是嗤之以鼻的，对轰天雷般的鞭炮因其污染与吵闹也极其排斥，理由也是很能上台面的，还只能支持响应。真不知道是早熟还是冷漠，反正过年的震撼正与他们渐行渐远。
幸福指数与物质生活的富裕究竟是成正比例还是成反比例，从来都是很难说清楚的。很多的情形是短暂的财富会带来短暂的愉悦，过后回归平常，甚至还有相当的失落。索性怀念起曾经的过往，一切的一切都感觉美好，恨不得穿越回去。尽管理性告诉我们，即便是当时，我们未必就如现在所描摹的快乐。
过去未必就好，真正好的是过去的年华。
好在现在依然是未来的过去，因而，现在也是好的，我们所做的不过是为以后储备更多的回忆罢了。
生活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心态，你觉得好便好，你觉得不好就很难好起来了。我们见到的浮在眼前的是一个世界，藏在心里的是另一个世界。见到的世界你几乎无法改变，心里的世界倒是可以调整的，你虽是客体的微尘，也是内心的王者。你自然不必唯我独尊，但是却能始终如一地心中有数。
况且，有时还真没有必要较劲，所谓追求生活的终极指标，终究是私人化的，别人是那样不代表你是那样。有段时间读阿尔志跋绥夫《绝境》真是汗毛倒竖的。白银时代的作家以前摁得挺凶，不大见太阳，缘于好奇，看了一下之后，迟钝如我者未必推崇。他那样的描述以及探讨其文学成就自不待言，其反应的核心思想也缘于真诚的探讨。尽管，我们现在不太认同过分纠缠文字背后的教化意义，但是教化意义或主动或被动都是存在的。比如《绝境》我们都可以纳入对生命意义的探索上去，可是恐怖于作者给出的结局。这个结局就是前仆后继的自杀，既有肉体的自杀还是心灵的自杀。显然，这只是作者的困顿，是他私人化的思想，我们要考虑到作者的写作时代以及作者自己的身体状况所连带的情绪等等。学习这个东西不是办学，兼容并包不是最高境界，还是要有些“风吹雨打，我自岿然不动”的气魄。
叔本华说越是智慧的人越痛苦，这样的智慧不要也罢，傻呵呵地过着现实的日子没什么不好。至于生存的意义、生命的价值这些永恒的命题终究难以企及。我们是小民、是草根、见到的是小事，想到的是眼前，过的是小日子。
过小日子就包括过年。
过年之前也还是有些事情，不像孩子什么都不要考虑，直接就去过，成人得自己筹备、得搭建、得营造。还是那句话，能过出什么样得年取决于你是个什么样的状况。
我们小时候，每到过年的时候，大人挂在嘴边上的一句话是“小孩望过年，大人望种田”。大人为什么不盼望过年，因为过年要花钱，而事实上没有钱，于是很尴尬就想躲，就希望过年不要来到。可是，时间这东西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该来的还会来，那么大人又有了第二句话：有钱无钱，一样过年，倒有些许洒落和达观。
其实，也有一种无奈，这更像是一种自嘲。
不过，这毫不影响大人带着小孩依然可以过着红红火火的一个新年。
至少为了小孩们也得过个红红火火的样子。
我们小时候对于过年的期盼几乎全部能实现，因为就那么几件事。鞭炮一响，揣点只可以观望却不能使用的压岁钱；顺着村子绕一圈，看看谁家放的鞭炮多，谁家的少；再瞅瞅有没有不认识的春联；然后就是围坐在一起，以守岁的名义看看电视，结果很短的时间就睡着了，醒来已然天亮，岁数并没有因为我们的未能坚守而停滞不前，还是这样慢慢长大了。
那时候的冬天时常下雪，起伏的村庄一片银白，山脉柔和，树木蓬松，门前屋后总是因为鞭炮而点缀着点点猩红，特别地显眼。总是有人忍不住在从未践踏的雪地里留几个脚印，这些脚印又慢慢伸向远方，越来越小，如星星点点。
这就是我们童年的几乎所有的快乐，很简单，但是夯得很实。
过年总有着比平时好得许多的食物，过年几乎每天都喝酒，即便不来客人，一家人都端端正正地坐在桌上吃饭，而且我们也能感受到父母当时的愉悦，不同如今的我们。
也有可能是他们不想分散我们的快乐，一如如今的我们。
我记事还算是早的，我记得过年之前，家里总是特别忙的，直到二十八九似乎才能理会到打扫卫生这样的事情，之前都是在挣钱。我也是从那些时候知道“年关”这样的概念的。
这个概念完全属于大人。
“年关”就是把过年当作一道关口，像关羽“过五关、斩六将“的那个关口，像中国历史上的潼关、雁门关之类的关口。“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通常是形容过关得艰难。过年居然要经过如斯的艰难，确实有些令人置疑。
而这个问题的焦点绝大多数只是集中在钱上。
当年的城市居民是不会有这样的感触的。那个时候，城里人多半是上班族，待的是国营单位，平时有工资，有福利，过年有奖金、有年货。城市的亲戚时常会非常阔绰地扔给乡里亲戚一些年画、挂历什么的，能让其他人羡慕好长时间。这些农村都没有，只能自己花钱买，钱从哪儿来？父亲喜欢讲这样的一句话，万物土中生，很励志。然而我知道父亲挣钱与土地是没有多少关系的，因为土里既长稻子也长稗子，既有果树也有杂树，它只是提供了挣钱的可能，即便是通过拼命的劳作然后变现数量也是很少的，维持日常的生活包括过年远远不够。于是，乡里有乡里的办法，年轻的姑娘外出务工，壮年的小伙子做手艺，各找各的门路。能够生长出万物的土地只能无奈地托举着老人和小孩，“民工潮“成为一个时间段的专有名词，产生的背景是人们对于金钱的需求与乡村现状不能满足这一需求之间的矛盾。
替人打工总是得看别人得颜色，所以，村里的工头很风光，尽管在工地上他们也不过只是金字塔的第二个台阶而已，毕竟还是高人一等的。而通常的情况是，几乎所有的老板平时并不足额发钱，总是到过年之前解决，至少话是这样讲的，事实上往往过年也不会彻底解决，慢慢地往后拖。这样的例子当时很多，现在少很多，但拖欠的现象依然存在，存在的根源是骨子里对农民的歧视和人权的淡漠，还有廉价劳动力市场的巨大——你爱干不干，反正人有的是。
大家也挺习惯，平时拖欠，年终结账因为惯性而成为风俗。即便是平时村里的开销用度也大多堆积在年终进行。平时买个烟酒的记账、请人干活记账、盖房子买材料记账，只要过年了什么都解决了。于是，有一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放鞭炮之前，忽然家里来了人送钱，主人老大一会儿想不起来，还是送钱的人自己说，上次怎样怎样我当时没给钱，过年了不能欠账的，然后才能恍然大悟。
村里很多人有这么个特点，自己欠人家的记得一清二楚，人家欠自己的反倒模糊了，好在大家都这样，最终也能取得平衡。欠钱不才能超过过年是一个大家恪守的准则，这个准则使得过年又多了一个收入的希望，一个经济上值得庆贺的好日子。
我很清楚地记得村子里那两户工头，每到腊月二十之后，家里总是站满了人，一个个等待着发钱，领到钱之后，大多又是笑容满面地回家，然后的几天，路上总是络绎不绝地村民要么上街，要么赶集，回来也是肩挑手提，满载着年货，乐呵呵地迎接着新年。
钱拿上了手，年关也就过了，剩下的就是纯粹的过年。
这个均衡也有被打破的时候，后来越来越多的情况是过年也未必能领到工钱，原因是人家不给钱给我，我哪来的钱给你？于是，一趟、两趟、三趟地跑着，焦急地去，失望地回，开始有个争吵，有了打闹，还有嚎哭……讨不到钱的人们回到家看着冰冷的锅沿黯然地思忖着过年的方式。
父亲是做小生意的，他不太相信那些人到年就会准时地结账，他的大意是金钱的往来靠诚信是不太可能维系长久的，钱还是自己挣来的实在。父亲的营生就是帮人家加工面粉，人家很少拖欠的，每天白天机械轰轰地响着，晚上也能有一定的现金收入，尽管刨去电费所剩也不多，但是钱只有攥在手里才实诚，让能让我们的生活更富有计划性。因此，村里的现象在我家发生的很少，没有讨债的，也没有送钱的，一如平常的生活。
父亲的眼光还是较为精准的，经济因素的冲击，反复考验着人的品性。一开始有些老板可能是真没钱，抹不开大家也就接受了，然而，后来发现，有些人根本就不是那么回事，你过年之前去他家结账，他外出躲债说是在外面找钱。可是鞭炮一放，人家回来了，吃的好，穿得暖，往牌九桌上一坐，还是老板的风采——而这时，是不能要钱的，债主的年关轻松度过。
村里有句气话，说起来咬牙切齿的，要不我三十晚到他家去！怎么可能？三十晚人家在过年不能打扰，只能怪人家利用了习俗上的漏洞——这种聪明很别扭，却越来越普遍。
这些聪明的老板摆明着就是在躲债，但是躲债自然不同于杨白劳，没准比黄世仁还潇洒，听说县城几个好的宾馆全住在这些躲债的老板，他们在那儿吃喝玩乐、休养生息，以便蓄势待发，再上征程。他们想得似乎也没什么错儿，没什么大不了的，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时间一到，家家鞭炮，都在过年的。
再说，如小品所反映，欠钱的原本就是大爷，我就不给你能怎样？
年关一定会过去的。
年关的确会过去的，各有各的过法，谁都挡不住历史前进的脚步！
可是，历史也涵盖了太多的苦难与泪水、血水，哪里又是一句话那样轻松。
必须承认，现在这样的状况好多了，一来《劳动法》给绝大多数人提供了保障，拖欠的情况也少了许多，二来现在人的收入毕竟增加了很多，不至于过个年都紧张的。
很多人说自己天天在过年，而土豪们说自己天天像皇帝。
我没有什么感觉，只是觉得每天都是新的一天，能保证这样状态的只需要身体的康健，而已！
因为，总归有份正式的工作，吃饭没问题，而除了吃饭穿衣之外，我不知道自己还需要什么，似乎就足够了。对于物质和利益的淡漠，尽管显得很寡味，但也让我省去许多无味的烦恼，心里很平静。
按说，钱总是多的好，何况我们的待遇并不见得好，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很多和我们一道工作的人要比我们好许多，似乎也有一些不平之事刺激着我们，然而，我就是很难兴奋起来。
才上讲台的时候，工资只有一百来块钱，一月大约只能买双像样的运动鞋——我买过，一年的收入买不起一个彩电。看起来很惨，然而，时常冷不丁地会多发几十块钱，说是加工资了，能兴奋老半天，又是喝酒又是唱歌的。那时候，过年有年终奖，还有个什么十三个月工资，数量虽然不多，但毕竟过年的时候会多点闲钱，能把肚子往前撑一点点，也挺高兴，找回了压岁钱般的感觉。再后来，说教师的待遇不能低于这个那个的，还有具体的法律对应，理论上应该更高兴，可高兴不起来，因为他们说工资原本没有低于这个那个的，至于人家多的部分是奖金！
看来，还是我们错了，错在连奖金和工资都分不清楚。既然错了，就要改，不要在理解不清的情况下集会啊、写公开信啊，像是受了多大委屈似的。
再说，毕竟要过年了，还是要开心一些。日子过得不是还行吗？早已没有了年关的压力了，这比起我们的父辈，比起我们曾经的乡下要好多了。
只是，我还是偶尔希望一下，年关虽然已不再是关口，但是倘若能变成关心或者是关爱，岂不更好？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15-1-24 23:08
收藏
楼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