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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卑的不只是沈从文 提起中国近代文学，沈从文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的名字。然而早些年，他的地位还是没有这么高的。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相关的文学史教材，之前，除“鲁郭茅巴老曹”分别各占一章外，其他作家，如沈从文，则只能享受独占一节的地位；至于名望成就都不如沈从文的，就只能占据某一节中的一两段文字了。然而后来，沈从文终于可以独占一章，享受到和“鲁郭茅巴老曹”同样的待遇，正可见他的文学成就在更高的层次上得到了认可。 然而若再往前推，直推到遥远的西南联大任教期间，沈从文的地位就更低得可怜。而其地位之所以被人看低，归根结底是因为他只是一个“写小说的”。 写小说的就叫人看低，今天看来，似乎是一件很不可思议的事，然而在当年，却是天经地义的，尤其是在西南联大这样大师云集以学术著称的高等学府。 沈从文被聘到西南联大任教，是颇费了一些周折的。最初，是由时任西南联合大学常务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中文系教授的杨振声向时任中国文学系主任的朱自清提出的，当时朱自清便感觉这事“甚困难”。后来，朱自清还专门为此事亲自拜访罗常培，并在联大常委会第111次会议上提出决议，讨论决定聘沈从文为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副教授，教授小说创作。尽管这件事的结果尚叫人满意，可是当时的校委会和中文系中反对或不认可沈从文的仍大有人在。比如，最瞧不起沈从文的是国学大师刘文典，据说在讨论沈从文晋升教授职称的会议上，刘曾当场大怒，表示：“陈寅恪才是真正的教授，他该拿四百块钱，我该拿四十块钱，朱自清该拿四块钱，可我不给沈从文四毛钱！”在另一种版本里，他说的则是“沈从文是我的学生，他都要做教授，我岂不成了太上教授？”而这还是在背后。当面，他同样不掩饰对沈从文的蔑视，最有名的就是关于跑警报的一段掌故。据说有一次跑警报，沈从文碰巧从刘文典身边擦肩而过。刘立即面露不悦之色，向沈质问：“我跑是为了保存国粹，学生跑是为了保留下一代的希望，可是你一个写小说的，你干吗跑啊？”另一种版本中，刘文典是对擦肩而过的沈从文面露愠色，对同行的学生说：“我刘某人是替庄子跑警报，他替谁跑？” 无论哪一个版本是历史的真相，刘文典对沈从文瞧不起是许多当事人都曾回忆过的，当是实事。 更有甚者，不仅如刘文典之类的国学大师瞧不起沈从文这样“写小说的”（尤其是写白话小说的）作家，甚至同是新文学领军人物的诗人穆旦（查良铮）也曾在公开场合表示过“沈从文这样的人到联大来教书，就是杨振声这样没有眼光的人引荐的。”一个写新诗的诗人居然看不起一个写白话小说的小说家，实在是一件很叫人奇怪的事。 那么同是“写小说的”其他作家又态度如何呢？情况依然如此。比如，同样写小说的钱钟书就对沈从文很不以为然，有学者研究认为，钱钟书的小说《猫》影射了文化艺术圈的许多名流，小说中的作家曹世昌，其原型就是沈从文。比如，文中有这样的句子：“他在本乡落草做过土匪，后来又吃粮当兵，其作品给读者野蛮的印象；他现在名满天下，总忘不掉小时候没好好进过学校，还觉得那些‘正途出身’者不甚瞧得起自己”。——以上经历和性格，都和沈从文非常吻合。美国学者金介甫为写《沈从文传》采访钱钟书时，钱便对其表示，沈从文这个人“有些自卑感”。 按说，沈从文自己凭其出众的才华创作了诸如《边城》《三三》《长河》等小说精品，早已名满天下，何以竟会被众人鄙视，甚至连自己也会觉得自卑，自己都有些瞧不起自己呢？ 其实，当时在西南联大这样的学府里，自卑的不只是沈从文一人，而是所有“单纯”的作家。这里，“单纯”的意思是说，如果他仅仅是一个作家，尤其是一个白话文作家，而并非同时也一个学者，那他在西南联大这样的学术殿堂，自然就会被人瞧不起。以上瞧不起沈的名家中，刘文典自不必说，钱钟书也是一个大学者，写小说只是余事，而穆旦虽然是以写新诗闻名，但在他自己眼里，可能更视自己为一个外文学者、文学研究者、翻译者，所以他也就有资格对“只会”写白话小说的沈从文说三道四了。在西南联大，做学问的看不起搞创作的是一种相当普遍的现象。 问题还不在于外人的态度如何，问题更在于，当某个大环境中的多数人都抱着同一观点时，再怎么豁达的当事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他早已名满天下，即使他在另一领域也取得了杰出的成就，然而在他的骨子里，却早已被自己很无能、很差劲这样的“公众观点”所左右，所以那种内在的自卑就会如影随形无从驱遣了。 不要说沈从文这样本来就很内向、很敏感、很容易自卑的人，就连闻一多这样面对特务视死如归的民主斗士，因其“单纯”诗人的身份，在西南联大这样的环境中也同样有自卑感。所以为了改变自己的身份，也不得不暂时放下老本行，做起了学者。其时的闻一多把目标盯在古典文学上，下大功夫悉心研究，甚至连续数月不下楼，被称为“何妨一下楼主人”。而他努力得到的回报则是，他终于在楚辞和唐诗的研究上取得了非凡的成就，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成功为自己摘掉了“新诗诗人”的帽子，跻身于“学者”的行列。 那么沈从文呢？尽管他是一个才华横溢的作家，却没有闻一多那样的文化功底，也不可能在短短几个月甚至几年内就拿出什么研究成果，所以“写小说的”这顶帽子他只能一直戴着，直到数十年以后。新中国成立后，尽管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对于作家的看法早已转变，但在沈从文的骨子里，认为作家不如学者的观念早已根深蒂固，即使改天换地也无法驱除。所以他借工作之便，也搞起了学术研究，最后花费十五年的时间弄出来一套《中国古代服饰研究》，总算也从一个“写小说的”作家转型成为一个研究学问的“学者”。直至1988年病逝，这期间，他再也没有写出来什么正经的文学作品，正可见这种意识带来的自卑实际上是伴随了他整个后半生。 呜呼！在这个世上，别人的看法也许真的并不那么重要，可是当整个大环境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持有某一看法时，无论这一看法有多片面、有多荒唐、有多混帐……最后也会被视为不容人置疑的绝对真理；而我们自己也就难免会不由自主地被动接受这一看法，直到一点点将这种被动接受转化成我们自己的观念；再一步步将这种观念植入骨髓。庄子虽然说过：“举世誉之而不加劝，举世非之而不加沮。”可是我们却不知道这个世上，除了庄子本人，还有谁能真正做到这一点。便如那位自称除庄子外最懂庄子的大师刘文典，最看不起“写小说的”的以保存“国粹”为己任的刘文典，曾多次拒绝在日伪政府任职以“国家民族为大节”的刘文典，视“爱惜读书人羽毛”为生命新中国成立后拒绝出洋的刘文典，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批判中，不也彻底抛弃了他的骄傲，不仅向自己的旧识、学生、同仁们低头，而且也向整个社会低头，不顾自身声誉地一再诋毁自己、批判自己，甚至承认了那些所谓“与女艺人周旋”及“一肚子黄色东西”等莫须有的罪状吗？彼时的大师刘文典，是否也会为自己“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典型”的身份而感到自卑呢？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除了那些可以在社会大潮中翻云覆雨的弄潮儿，我们每个人都是自卑的，不仅仅是沈从文，不仅仅是闻一多，也不仅仅是刘文典……我甚至怀疑，那些在身心行倍受摧残后却没有慷慨赴死者（反之如老舍，如傅雷夫妇），也许正是由于接受了某种社会观念而造成内心极度的自卑的缘故。 便如彼时，面对“工农大众”的那些“臭老九”；便如此时，面对贪官土豪的那些小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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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5-11-7 1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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