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潜的隐士思想分析

小只只

　　陶潜隐士形象及其思想探索
　　陶潜(365?-427年)一生只写了约一百五十首诗、十篇文与赋，在当时的文坛上是个一个边缘人物，可以后来他在中国文学史上居然能占有想当重要的经典位置，并且对中国知识分子的思维产生想当大的影响，他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诗，文赋《桃花源记》、《归去来辞》等，家喻户晓。这真是一个反差巨大而又引人注目的事实。为什么能这样呢？
　　陶潜虽然是多少个世纪来激发起文学史家研究兴趣的中国传统中最早的诗人之一，但是事实上对于诗人我们却又知之甚少，甚至就是在今天仍无法确认他的本来的姓名。最早的有关陶潜的传记都各自给出不同的名字——或是陶潜字渊明，或是渊明字符亮。或者就是元亮，又名深明。作为正史的《晋书》的编者干脆就略去“渊明”这个陶潜所为人耳熟能详的名字。至于陶潜的生日，则更是扑朔迷离，一些学者(如梁启超)坚持372年应为定论，还有一些学者给出了376年或369年等等，但是全在宣称他们的理论都是建立在研究的基础之上的。但也只能是研究而已。很有意思的是，正是因为陶潜的生平事迹的确切日期的模糊，才更有了数量巨大的陶潜年谱的出现。人们都在试图把陶潜的生平和作品来精确化。其实“精确化”对于一位资料欠缺的历史人物来说并不是很重要的，重要的是人们想通过做这件事为陶潜的研究带来突破。人们对于陶潜的思想有兴趣！
　　陶潜的“系年的不确定性”表明了诗人在魏晋社会地位无足轻重。陶潜在人们的眼里是个隐士式的人物，他的诗和他在仕途官场的社会地位都是处于边缘化，不为人们所知，不为人们所重视。陶潜的作品平淡的风格，跟魏晋时期的时代风气不吻合，缺乏华艳的辞藻，用当时的风气来衡量，就会缺少欣赏者而被人误解。在晋朝六朝时期，政治上一直由来自中原的和江东当地的士族控制，但是由于孙吴时期江东和中原地区在地域、生活、文化上的存在的差异，二者之间倾轧不断，但是总的来说是中原士族和代表中原士族的文化占主导地位。陶潜的祖辈在汉末避乱江东。司马氏灭吴以后，为便于控制和镇压东吴遗民的反抗，曾数次下令吴国的一些豪族旧将北迁。陶家徙居寻阳也是被迫的。陶潜的曾祖父陶侃还在建立东晋因军功任江夏太守，加鹰扬将军，又加为都护，后又表扬武将军，都督八州，于晋明帝时因功封长沙郡公，死后追赠大司马。陶潜的祖父陶茂也曾任武昌太守，赠大司徒。虽然这样，但是到了陶渊明出生以前，陶家的家境已经败落了。正如左思所言：“世胄蹑高位，英俊沈下僚。”在讲究门阀的六朝时期，败落的江南士族也就无所谓士族了，迹同平民了，陶潜当时在世上难以扬名也就不难理解了。事实上，陶潜一生中的最后二十年也是在隐退中度过的。这也不能为他的社会地位增加什么荣耀，只是更加边缘化而已。诚如陶潜在其传记素描《五柳先生传》所言：“先生不知何许人也，亦不详其姓字。”
　　尽管陶潜一生贫困潦倒，在当时处于政治和文学的边缘，但是这并不放碍今天陶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说到古代著名作家无论包括那些人，他的名字总在其中。研究中国古代作品，只有诗经学、楚辞学、红学等为数不多的几种带“学”的作品和作者，这里面也有了“陶学”与之相呼应。学者、读者研究、学习陶潜的热情热力长久，也都声称发现了陶潜真正的心声。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这个问题显然是很难回答的，并且对于这个问题由于各人不同的理解，答案也会不尽相同的。但是文章既然开始写了，总得进行分析，下面我们从八个方面进行一点简单的分析：
　　第一.陶潜的“隐逸”的“高士”形象的形成。　　
　　最早写关于陶潜的事迹的是与陶潜同时代的颜延之的(386-456年)《陶征士诔》一文，遗憾的是这些人物轶事或多或少有几分夸张，有时刻意为了追求逼真的效果，反而更加值得怀疑。同样在正史里也保存有关于陶潜逸事的记载，甚至有一则提到陶潜不愿为五斗米折腰的这个著名的故事。但是这些逸事基本上都是一些传闻，没有多少的史实价值，《宋书·隐逸传》的作者沈约(441-513年)记述这些只是为了增加故事的戏剧性。后来《晋书》编者房玄龄(578-648年)和《南史》编者李延寿(?-679?年）都也是沿用了这些逸事。并且在每一次沿用中，他们都会擅自在自己的篇目中添油加醋，也许他们是意在将陶潜塑造成一位“隐逸”的高士，并且所有这些陶潜的传记都出现在“隐逸”类目。也就是说，传记编者自己更关注陶潜作为隐士的“公众”的道德形象，首先就给陶潜打上了高士的印迹，而不是陶潜作为诗人的个体形象来记述。比如沈约的《隐逸传》，对陶潜的文学成就只字未提，陶潜作为一个诗人这一事实不知为何却给遗忘了。显然陶潜的道德人格及其作为一个隐士的政治角色是这些官修史书的关注焦点。作为浔阳三隐之一，陶潜被拿来代表隐士的典型，坚贞不渝地拒绝出仕，弃绝世俗价值的典范人物。
　　通读断代史的隐逸传可以发现无数个遭遇和心态与陶潜相仿的个人事例。事实上，陶潜家乡邻近地带素来以隐士称誉，世代相传。特别是陶潜在《桃花源记》中所称颂的刘遴之，在《晋书》中几乎与陶潜齐名。刘麟之也像陶潜那样，在原则上毫不妥协，拒绝出仕。刘氏的生活起居俭朴自立，不慕名利而怡然自乐，也颇似史传中的陶潜。如此完美的隐士形象对传统的中国人来说，具有特殊的价值。因为他们反应了中国人所面临的人生出处的大问题：如何来看待正直的精神和污浊的官场之间的关系?解决这一问题的一条途径自然是炮制出在污浊的世界中始终能寻求心地平和、能体现历史人物风范的这样一个榜样。于是在史书记载中所发现的陶潜，充当了一个模范人物，其个体性与传统隐士的典型性正相吻合。正如颜延之在追怀陶潜的《陶征士诔》中所云：陶氏“廉深简洁，贞夷粹温。”这就说明了陶潜最初只是当作道德楷模，“隐逸”高士，而不是以他的诗文闻名于世的。至少在他身后一百年里还是如此。
　　第二.陶潜在传统文学上“空前大诗人”的由来。
　　虽然陶潜最初的一段时间是以高士形象出现而为人所识的，但是到了今天陶潜在文学上的重要地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了。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变化的呢？陶潜在文学史上经典化的一个关键时刻是北宋大文豪苏轼宣称陶潜是一位空前的大诗人，以及元代著名文学家方回(1227-1306年)称赞陶潜和杜甫为两位中国文学传统中的至圣先师。在清代，顾炎武(1613-1682年)和朱彝尊(1629-1709年)等人也都啧啧称赞陶潜的成就。王士禛(1634-1711年)在其《古诗选》一书中还特别指出“过江以后，笃生渊明，卓绝先后，不可以时代拘限矣”，可见其评价之高。二十世纪初期，梁启超(1873-1929年)遴选出陶潜和屈原(第一位有名有姓的中国诗人)为两位发出诗人最强音的文学巨擘。王国维也在同时发表了类似的观点，在他的《文学小言》中，王国维说：“屈子之后，文学之雄者，渊明其尤也。”
　　就是在这些历代著名文人的倡导和引导下，人们逐渐认识到了陶潜在诗文上的成就，陶潜的诗人的形象也逐渐为世人所推崇，逐渐由道德意义上的“隐逸”高士形象转向成为了“空前大诗人”的形象。陶潜的学习和研究的热度也逐渐升高！
　　第三.陶潜作品透出的自身形象的不确定性。
　　与陶潜同时代的记述陶潜的文章和正史上记述陶潜的文字都是从道德的层面赋予陶潜高士的形象。虽然这样，陶潜作为一个文学家、诗人，研究他就不能不读他的诗文。可是我们一旦认真来读陶潜的诗文就会发现一个不同的陶潜来，他绝不是传统史书塑造出来的那样单一形象的陶潜。作为诗人的陶潜在他的诗文中充满了矛盾，这种矛盾出自一个复杂而富有自觉意识的人，却渴望变得不复杂和不自觉，陶潜在他的作品中形象变得丰满而复杂化了。
　　尽管陶潜为他的当隐士的慎重抉择而引以为豪，但是这并不表示他绝非没有片刻怀疑过这个抉择。最显著的是，在他的《与子俨等书》中(据说是陶潜的遗嘱)，陶潜为他的子辈在孩提时代饱受饥寒表达了相当的内疚。诗人还痛心于他的妻子未能象老莱子之妻那样全心支持她丈夫的隐士理想，甚至劝阻他出仕。这些发现对于挖掘陶氏诗中的更深层次的意义，明了人性的复杂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样，我们发现，与常规传记所描绘的简单化的陶潜形象有所不同，陶潜自己却有意向他的读者传递众多有关他自己的讯息，包括他一生中重要事件的具体日期，他朋友的名字，他解甲归田的动机，他个人的忧惧与困扰，他自嘲的性情，等等。最重要的是，诗人内心世界的丰富多样，就其诗歌所能把握的而言，总是将我们导向诠释陶潜的不确定性。对陶潜的再认识，认识陶潜的这种“不确定性”也构成了陶潜研究的一个特征。可是这样的认识，是经过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的解读之后才达成的，它喻示了从单纯道德的评判向陶氏作品的文学性和整体性欣赏的逐渐转型的完成，它包涵了美学的、道德的和政治的解读。
　　第四.读者塑造诗人形象和作品塑造人性。
　　不论是宋代的苏轼，元代的方回等，还是现在一般的人，都是通过研读、解读陶潜的诗文来重新塑造陶潜的形象的，塑造出陶潜在文学及其伦理上的形象的。从这个意义来讲，陶潜的形象是由读者树立的。
　　一个著名的大作家的作品无已会对读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力。陶潜的作品和对陶潜的作品的解读也就在某种程度上“塑造”了中国人的人性。在过去的数世纪以来中国人通过解读陶潜来塑造他们自身，以至于他们常常拿陶潜的声音来当作他们自己的传声筒。而且在陶潜身上有如此多的“中国性”，尤其是在漫长的陶潜作品解读的过程中，甚至可以陶潜对于文化史的总体影响是难以估量的。
　　要追溯陶潜对于漫长的中国历史的影响和陶潜在中国文化史上扮演的角色，是个大的研究话题，这里就不再赘述了。这里想说的就是通过对陶潜的解读，并且通过解读陶潜单纯隐士形象和陶潜作为个体在文化和道德伦理的矛盾的隐情的不同的看法，构成陶潜之谜，也形成了“陶学”。研究“陶学”就是研究陶潜的社会形象和文学形象，研究“陶学”既是重新树立陶潜的形象，也是陶潜作品塑造人性的过程。
　　第五.陶潜的饮酒的不同内涵。　
　　魏晋人以放荡不羁，其中饮酒是不可少的。作为晋宋时期的陶潜也继承了这个传统，他的饮酒的形象也为人们最为称道和喜爱。传说每有客来，陶潜必邀之共饮。据沈约的《宋书·隐逸传》，若陶潜已醉在先，他便会直言告诉宾客：“我醉欲眠，卿可去。”沈约《宋书》所录的另一则脍炙人口的轶事是则进一步说明了陶氏的饮酒以及他与江州司马王弘的交谊。这则故事说陶潜于九月九日重阳节无酒，便出门在其宅附近的菊花丛中久坐。有顷王弘携酒而至，两人饮至酩酊大醉。这些轶事只是谣传而已，编造出来也许只是要强调陶潜作为一个隐士的任诞的性格。然而正是这些不很可靠的来源才成为了最重要的背景，被后代的批评家拿来解读陶潜作品。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九日闲居》一诗，批评家在笺注该诗时几乎一致地援引王弘一事。这样的一些解读方法会被质疑，可是仔细对照陶潜自己的作品，我们当然也会产生一种诗人是酒徒的印象。在其自传白描《五柳先生传》中，陶潜不仅把自己描绘成嗜酒之士，而且在《拟挽歌辞》中他还表达了已不能再饮的遗憾。确实，这也就是为什么陶潜作为一个嗜酒之士和“无忧无虑”的隐士为人仰慕的道理。唐代诗人王维称颂陶潜性格的任真及其与酒的关系(陶潜任天真，其性颇耽酒)。宋代诗人欧阳修自称“醉翁”，也显然是受了陶潜的影响。偶尔有些批评家诸如清代的冯班等人，批评陶潜的嗜酒癖，不过总的来说，陶作为一个淳朴的饮酒者的形象在中国诗的读者心目中已牢固树立。值得一提的是，传统中国诗歌中所说的酣醉并不一定意味着酒鬼的贪杯，而更象是灵感的激发。
　　然而，与这些陶氏饮酒诗的字面阅读相并行的是一种更强的引喻诠释的传统，它最终有助于巩固陶潜的经典地位。早在六朝时代萧统在他编辑的《陶渊明集》序中便指出：“有疑陶渊明诗篇篇有酒。吾观其意不在酒，寄酒为迹也。”究竟这“寄酒为迹”是指什么，萧统语焉不详，但在萧氏影响之下，后代的批评家开始将陶潜视作不是单纯爱喝酒的诗人，而是某个以饮酒为面具掩饰深意的人。陶氏有名的二十首《饮酒》诗的情形便是如此，它并不真是关于饮酒本身而可能是意在政事，正如组诗的结句所传达的讯息：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若复不快饮，空负头上巾。 但恨多谬误，君当恕醉人。这里诗人明显是在以醉为借口来传递某种严肃的意味。这些诗句一直是儒家诠释者所乐于称道的，因为诗人宣称即使他放纵狂饮，那也显然只是对时代之险恶的绝望，而不是对礼教本身的弃绝。陶潜似乎在暗示一种险恶的社会状态，很多解读者就会与当时的背景结合来看，认为那个时代是指他拒绝出仕的刘宋王朝。这种解读也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视作是沈约将陶塑造为晋朝忠贞不贰之臣的延伸。虽然记载和解读并不是很有依据，但是自宋代以来，这种结合背景来诠释陶潜的饮酒的内涵事实上已经成为了诗文评家解读陶潜诗文的基本依据。后来此类引喻解读对于新朝的遗民来说是特别有效的阐释手段。其中最有力的佐证是宋代爱国主义者文天祥(1236-1283年)，他称赞陶潜以醉为其忠君的幌子(陶潜岂醉人)。当文天祥自己也为王朝变迁这同样的问题所迫时。对文天祥而言，陶潜之饮代表了一种理想的手段或面具，使他在说什么事情时却暗指另一件事。萧统所说的陶氏之饮另有所指在文天详的回馈中找到了圆满的答案。
　　当然，也不是所有的批评家都同意这样的隐喻解读，然而在陶潜之饮的背后寻求深意的总的努力方向却鼓动了多少代学者将陶潜视作一个更复杂的人物，一个知道在其诗中如何在自我亮相和自我隐藏间作出抉择的人物。例如现代作家鲁迅在他的一篇论魏晋文人的药与酒之关系的文章中强调宁静的超越与积极的政治参与两者在陶潜身上并存。同样，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以为陶氏之饮对于当时腐败的政局来说，既是逃避又是抗议。然而与此同时，许多现代学者诸如梁启超和朱光潜，开始对将陶潜看成是晋代遗民这种说法提出质疑。某些学者甚至强调陶潜曾在刘裕(刘宋王朝的开国者)手下任过职这一事实，而这一事实排除了陶潜乃晋室忠诚不贰的遗民之可能性。而另一些人则发现一些被当成政治引喻来解读的陶潜诗作居然作于晋室倾覆之前，这样一来，它们就不能算作遗民之作了。所有这些对陶氏的新解读都会使得人性的复杂性和艺术与现实间的沟壑明朗化。
　　陶潜的饮酒的背后蕴涵的是隐逸的自得和超越呢？还是对于社会参与的无奈呢？这对于不同的解读者来说，将是仁者得仁，智者得智，也甚至会永远都会存在争议的，这正是为什么“陶学”会兴起并且不断升温的缘故吧。
　　第六.“白璧微瑕”还是“质而实绮”。
　　陶潜的“隐逸”的高士形象赋予了他从不沾染女色的正人君子形象。正是因为如此，陶潜挖掘性爱主题的《闲情赋》对许多古代和现代学者来说便成了一个问题。最早提出批评的是陶潜作品的第一位编纂者萧统，他是第一位批评《闲情赋》“白壁微瑕”的批评家。尽管道德方面的考量在萧统的褒贬中占了很大的比重，但是可能由于这篇赋本身就象淫糜的宫体诗那样包含了女性化的话语这样一个事实，因此导致了他的评价。由于萧统的批评，在长达数百年间无人敢再对此妄议。
　　直到宋代的苏轼，苏轼被公认为陶潜最大的追随者，才开始重新审视这篇长期遭人冷落的作品。与但愿《闲情赋》不曾存在的萧统有所不同，苏轼将它视作卓绝的篇什，其价值可与《诗经》和屈骚相比拟。于是苏轼在他为《文选》所作的跋文中写道：“《闲情赋》正所谓《国风》好色而不淫，正使不及《周南》，与屈、宋所陈何异?而统乃讥之，此乃小儿强作解事者。”苏轼的见解后来博得了清代著名学者陈沆的首肯，后者也称陶氏的《闲情赋》是晋代最伟大的篇什。苏轼以为在《闲情赋》中最可贵的是“真”，这在苏轼看来是陶潜诗艺的秘诀。诗中求“真”意味着传达心声，虽说它也是通过假面的设置来达成的。而正是因为有了这份“真”，陶潜的诗才能开启人的情感，它既真切又费解，既静穆又狂放。确实，有了《闲情赋》陶潜才似乎提升到了一个练达的新境界，因而也就是一个高难成就的新境界。这样一个“成就”包含了各种主题和风格实验的成功糅合。也许这就是为什么苏轼说陶潜之诗“质而实绮”，这对常见的讥贬陶诗“质朴”之辞是一个绝妙的驳斥。
　　许多现代学者都能领会和接受苏轼对《闲情赋》的重新评价，并继续提供新的解读方式。例如，梁启超曾如此称赞陶潜在为文里的“言情”技巧：“集中写男女情爱的诗，一首也没有，因为他实在没有这种事实。但他却不是不能写。《闲情赋》里头，“愿在衣而为领……”底下一连叠十句“愿在……而为……”熨贴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因为他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所以要说便说得出。”此外，朱光潜也为陶潜以传神之笔状“一个有血有肉的人”而深为折服。同样地，鲁迅也褒奖陶潜有勇气挖掘性爱各层面，使之读上去几乎像一篇自白。所有这些现代学者的评语都代表了一种轨迹，逐步扬弃引喻解读，包括扬弃苏轼那种诉诸《诗经》的道德权威，而趋向更变换莫测、更深入人意、更丰富、更实在的解读。结果是，当我们欣赏文本本身时，一个更具人情、更可信的诗人陶潜的形象便浮现出来。其实，事实上，早在明朝就开始有了，只是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在明代，钟惺(1574-1624年)之类的批评家已经开始探测陶潜诗艺的复杂性。尤其是孙月峰声称陶诗“真率意却自练中出，所以耐咀嚼”，因而其平易的印象也只不过是假象而已。
　　第七.对陶潜“隐士”形象的质疑。
　　与陶潜平淡诗风之谜紧密相连的是一个为自己的小庭院和田园生活所陶醉而怡然自适的陶潜“隐逸”高士的形象。陶潜是否曾为他决定退居后悔过?他是否有时候也想过另外一种生活?自清代以来批评家开始质疑陶潜作为一个隐士的“单纯性”。十九世纪诗人龚自珍(1792-1841年)把陶潜当成有经世之抱负的豪杰之士，可与三国时代的诸葛亮相比拟：“陶潜酷似卧龙豪，万古浔阳松菊高。莫信诗人竟平淡，二分梁甫一分骚。”很显然龚自珍并没有把陶潜当作一个平淡的人。对龚自珍及其同时代人而言，陶潜代表了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有出仕的凌云之志却扼腕而弃之，都是因为生不逢时。他们相信在陶潜身上有一股孤立无援之感，尽管很微妙，而却是报效无门的中国传统士大夫的典型特征。而这一微妙的落寞感正是陶潜对鲁迅如此有魅力的地方，鲁迅就写过这个方面的论文。
　　虽然是从清代开始质疑陶潜的隐士形象的声音才开始形成。但是质疑的看法却是很早就有了，只是人们误读或者没有引起重视而已。早在唐代，诗人杜甫便已对陶潜作为一个恬然自乐的隐士形象提出质疑。杜甫在其《遣兴》一诗中关于陶潜的话一直被人误读，见解也被误解。“陶潜避俗翁，未必能达道。观其著诗集，颇亦恨枯槁。”诗句，在过去的数世纪内批评家一直在误读，批评家常将“枯槁”解作“风格上的平淡”，他们自然而然会认定杜甫以其《遣兴》一诗来批评陶潜的诗风。这种误解导致明代学者胡应麟在其《诗薮》中以为“子美之不甚喜陶诗，而恨其枯槁也”。后来朱光潜也沿袭了胡应麟的说法。其实这里的“枯槁”就是“穷困潦倒”的意思，指的是陶潜的生活状况，而非诗风。陶潜自己在他的第十一首《饮酒》诗中用了同一个词来形容孔子的得意门生颜回之窘迫：“　颜生称为仁，荣公言有道。屡空不获年，长饥至于老。虽留后世名，一生亦枯槁……”这里显然陶潜在指出颜回为其身后浮名付出了高昂代价的同时，或许也在针对他自身的潦倒作自嘲。这也自然可以联想到杜甫在他提到陶潜时，也会有一副自嘲的口吻。因此当杜甫在试图揭开陶潜的面具时——以一个甘于清贫的理想隐士的面目出现的所谓“陶潜”——杜甫实际上也在作自我曝光。确实如此，杜甫终其一生穷愁潦倒，也自然而然会自比陶潜。所以杜甫的那段关于陶潜的诗句的传达的信息应该是，陶潜虽然避俗，却也不能免俗。有点恨自己的无能，抱负不能施展的涵义，这也是杜甫本人的自嘲。这也正好可以解释为什么杜甫在他的诗作中一再提到陶潜的原因。实际上，正是杜甫第一个将陶潜提升到文学上的经典地位。
　　第八.“视死如归”与“死如之何”。
　　解读者对于陶潜的诗文和生平感兴趣，不过更准确的说法也许是有更多的读者着迷于陶潜对自己死亡的思索。事实上没有作家能像陶潜那样带着一份自觉意识来关注现实、达观和死亡。陶潜写有《挽歌诗》及《自祭文》等。下面一段话应为陶氏临终前不久的绝笔，它只能是出自这样一个人之手，即他对人的有尽天年虽有疑惑，却又找到了终极的答案：“乐天委分，以至百年……识运知命，畴能罔眷。余今斯化，可以无恨……”像这样的一副笔墨，写来为自己作“挽歌”，在陶潜那个时代恐怕是史无前例的。正如梁启超所说：“古来忠臣烈士慷慨就死时几句简单的绝命诗词，虽然常有，若文学家临死留下很有理趣的作品，除渊明外像没有第二位哩。”陶潜对于死亡有着一种达观的深刻的理解。日本诗集《万叶集》收录了《挽歌》部以及其它一些像是模仿陶氏预见自己死亡的歌谣，也应该是在陶潜的影响下才会的。
　　更为有趣的也许是，在陶潜的临终篇中读者发现修史者对诗人的传记描述与陶潜的自我描述正相吻合。颜延之在《陶征士诔》中所描述的陶潜的“视死如归”也印证了诗人为自己所作的描绘。这正是陶氏希望为后人所记取的他的自我形象。然而他在这篇绝笔祭文的篇终还是禁不住向读者流露出他的无奈感：“人生实难，死如之何，呜呼哀哉。”陶潜最后这番话是一位经典诗人复杂而隐秘的自我的告白，也是一种对于自然和生命的深刻的领悟。
　　总之，陶潜的生平、诗文和对生命的感悟，都存在着一些隐秘的信息，使人们不断挖掘而乐此不疲。也正是靠着这份不断的自我挖掘，陶潜诗文的读者才使得他们自己与诗作间有了亲密无间之感。故而许多读者在窘迫之际便自然而然地转向陶潜的诗文求助，为他们个人的困苦找寻一个满意的答案。陶潜是逝去的古人，可是陶潜的诗文和对于陶潜的研究与解读却能不断焕发出青春的光彩。诚如宋代词人辛弃疾在《水龙吟》中所言：“须信此翁未死，到如今凛然生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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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梅

呵呵，小只只真好玩，你等会再写，我就等会再看。

小只只

最初由 落梅 发表
呵呵，小只只真好玩，你等会再写，我就等会再看。

呵呵，落梅好，见笑了！这样的短文我一般在线写。可是又不能写得很快，因为一些资料性的东西即使知道，也得再对照比较一下，所以不能像散文或者杂文那样一蹴而就，实在不好意思，请见谅！

落梅

小只只谦虚了，临屏写作的确不易，慢慢写，继续期待。
问好！

小只只

呵呵，这篇可能要长些了。谢谢落梅，不好意思哦！

小只只

总算整完了，有空再看一遍，修改一下。

小只只

题目改一下。

laohai66666

不错的文章，欣赏小只只的文风，山东的大学院报可能喜欢你这样的稿子！

小只只

其实陶渊明的隐逸也是有种无奈的。陶氏的诗歌正是由于隐逸而产生了平淡的文风，而他的隐逸虽然是边缘化的，但是又是和当时六朝的一些隐逸思想相吻合的，说明当时的隐逸的人生是有共性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虽然这样，陶氏的隐逸的思维符合了中国知识分子在政治环境恶劣下的选择原则，对于和陶渊明有着相似经历的人具有很强的共鸣。同样，陶渊明的隐逸思维的诗文也塑造着诗文的读者，因为诗文的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性，探索了人性。
陶氏的身世和诗文中产生的矛盾又是一种人性的表现，也是人们喜欢研究探讨的重要的谜团。陶渊明到底是人还是神，还是圣人呢？
laohai66666好，投稿也是能的，但是投稿那些学术期刊是很烦的，有格式要求，还要作盘子之类的，大多还是要版面费的，还要排队。再说这个稿子投稿学术期刊，一般还会说偏长，他们喜欢2500字到5500字的文章，个别好的期刊需要长的。总之很烦的。
－－
把回你的帖子的文字贴过来，好查。

落梅

小只只真是学识深厚，令人佩服．许多新颖的观点我都要好好学习呢．
只是粗略看了一遍，回头再细读！
因为电脑坏了，所以才回复，很抱歉。
等电脑好了，我再仔细看．
谢谢你！

小只只

落梅好，谢谢！这些拼凑的东西很枯燥，文学性不强，太重理性。还是你、青岩写得好，向你学习！

落梅

小只只客气了，以后常来玩!

laohai66666

最初由 小只只 发表
其实陶渊明的隐逸也是有种无奈的。陶氏的诗歌正是由于隐逸而产生了平淡的文风，而他的隐逸虽然是边缘化的，但是又是和当时六朝的一些隐逸思想相吻合的，说明当时的隐逸的人生是有共性的，是当时的社会环境造成的。虽...

小只只，山东是儒家文化的发源地，向你这样的好稿子，只要耐心些，会找到买家的，而且不向你想像的那样需要版面费，《齐鲁学刊》、山师、聊师、曲师等是可以的，我估计在3000--3400之间的字数。

小只只

落梅好， laohai66666 好。

也很难的，烦人的。我的一篇关于道家学术渊源的论文，开始给《上海道教》，通过了专家论证（据说是华师大非常著名的易学专家给看的)，认为有新意，可以给登，1万一千字，嫌长，后来说好搞成两部分分两期登，但是后来又没有下文了。呵呵。后来给《中国道教》，一位姓张的主编也说不错，但是不要太长。看看那些期刊的文章，大多是道观什么活动，再就是几个和道协有关系的专家，还有就是道协领导的文章。就那么个刊物，虽然也是核心期刊，但是能有什么内容呢？你说的那些学院的刊物也是很作的，本学院的好登些，可能也不要版面费，外面的就难了。再说这些大学一般也是登本地作者的学术文章的，互相约好互登的，不大对外的。除了像一些大的知名的刊物对外，比如清华、北大、复旦等，登了稿费还会高，也不要版面费，但是门槛更高，有说话权的也就是几位呀，基本上多少年都是这么几位来把持的，呵呵。一般学术刊物都要版面费的。因为卖不掉，大多是送的，不收版面费，怎么维持呢？难。只有落梅那样的文字才能适合给钱媒体的要求，受欢迎的。文学作品也是难的，你看中国有几个著名作家？呵呵，谢谢你！

laohai66666

小只只说的对,我有同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