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庄的清心寡欲

楚牧歌

　　在中国古代士林中，最清高、最贫困的莫过于隐士。孔孟倡“安贫乐道”、老庄唱“清心寡欲”，原本只是针对各种士人品德的一种要求。但真正能做到这一点的，也只有那些避居深山的隐士。当清贫成为隐士的美德与传统，不知是隐士的悲哀，还是时代的悲哀？
　　翻开中国古代思想史，从先秦看起，思想家们个个都说：士的生理需要无所谓，只要能在精神需求上满足就行了。似乎都有一种宗教徒的牺牲与超脱的精神。朱熹“存天理灭人欲”的话也在显著的位子标题了出来。掩卷闭目，则两袖清风，山林茅屋，槁身枯项弊衣败履的书生，隐士的穷困相纷沓而现。那种情形叫你不忍想下去，也不敢再回味那些圣贤的至理名言的对错。所以，当我们对那些清高的隐士表示崇敬时，内心也为他们所付出的人身沉重代价而作痛。
　　儒家提倡安贫乐道，道家则强调清心寡欲。中国的隐士无论是儒派的，还是道派的，都一样的清贫。比起孔孟，老庄更视物欲为人生的大害。老子耸人听闻地说：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伤）。吾所以有大患，为我有身。不仅功名权势是大患，连正常的物质享受有害于人，甚至连活着也是累赘的事。
　　庄子比老子说得更干脆，做人最好是身若槁木，心如死灰，像南郭子綦那样身不染于外物，心无动于荣辱。在庄子看来，物质生活不值一提，他要解决的是不动心的问题，是如何从尘世中颖悟超脱的问题。
　　所以，庄子可以坦然地面对贫困。家里揭不开锅盖的时候，他跑去找监河侯借粮。监河侯一句话不中听，他更是愤而大怒，骂完一通，两袖一抖，扬长而去。见魏王的时候，穿一身破衣，蹬一双草鞋便去了。魏王见他那副潦倒狼狈的样子，问道：“先生为何这般疲惫？”庄子坦然道：“这是贫穷，不是疲惫。士有道德而不能行之，叫做疲惫；穿弊衣破鞋，叫做贫穷……”反过来数落了魏王一番。庄子认为自己只是物质生活上贫乏，并不是精神生活上空虚。
　　如此，庄子能穷而不坠其青云之志。有曹商者讥笑说：“夫处穷闾厄巷，困窘织履，搞项黄馘者，商之所短也；一悟万乘之主而从车百乘者，商之所长也。”庄子便鄙夷地给他讲了一个“舐痔结驷”的故事。而面对楚王送上门的重金高位，庄子又挥之而去。庄子甘于贫贱，所追求的是无拘无束的自由生活，是精神心灵的逍遥。
　　如果说孔孟的安贫乐道是把隐士逼进了物质贫乏与精神富有的夹缝，那么老庄的清心寡欲则是将隐士引上了唯心理意志的绝境。后学者无论走哪条路，日子都会陷入一种困境。尊儒的，饿死，冻死的多；崇道的，发疯、颠狂的不少，变成教徒的更多。
　　汉末喜读《老子》的向栩，不好说话而喜长啸，宾客来访，辄低头伏面不看。整束似狂人，好披长发，着绛绡头。常骑驴入市沿街乞食，偶得钱，辄悉邀街中诸乞儿一起还家纵酒欢会。少好黄老的矫慎，隐遁山谷，因穴为室，终身不肯娶妻，一心欲做不食五谷的神仙。阮籍、嵇康之友孙登，一生处山岩，“夏则编草为裳，冬则披发自覆”。东晋张忠“恬静寡欲，清虚服气，餐芝饵石，休导养之法。冬则缊袍，夏则带索，端拱若尸……”这些人物都是在后汉书与晋书所记载的，只是饿死的不多罢了。
　　甘于物质生活的贫乏而追求精神生活的富有、自我人格的完善，是庄子以来隐士做人的一大准则。在仕与隐对立、生当乱世的条件下，隐士只能以贫困抗拒不义的富贵，保持自我的清高。不过，清高一旦被标榜为一种美德以后，饿死、病死，营养不良而死的不幸也就跟着而来了。于是，清高也常常变成了一种矫情的人格变态，变成了社会遗弃贤才的镜子。所以说，清贫是隐士的悲哀，也是时代甚至民族的悲哀。要么死于贫困的清高，要么声于富贵的失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中国的隐士被置于物质与精神的夹缝里了，其选择必然是艰难的。
　　儒家叫人安贫乐道，是一种外在的规范，它所反对的，只是不义的富贵。而道家劝人清心寡欲，则是从内在给人以束缚，并无义与不义的富贵之分。如此一来，内外夹击，隐士便愈加贫困了，但同时，隐士的人格也愈加清高。以贫困作为代价的清高，这种人格必然有些畸形。饿着肚皮而能“弦歌不辍”，衣不遮体犹言逍遥高蹈，其精神固然令人感佩，然其际遇却叫人为之恻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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楚牧歌

老子果然清净无为啊。呵呵

小只只

清心，我觉得是属于精神上的吧。老庄好像说的寡欲也是精神上的吧，只是大家理解为物质上的了而已。列子、扬子更是不否认生活的。
所谓清心寡欲是指哲理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