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元白与古文运动

王予民

　　元稹和白居易，这两位唐代诗人，志同道合，曾经一起致力于新乐府运动，被人合称为“元白”。元白在诗歌方面的成就，历来被人重视。然而他们有着广泛的文学爱好，是既“嗜诗”又“喜文”之人，对文风革新，曾作过努力，颇有值得称道之处——他们毫不迟疑地参加过古文运动，却为诗名所掩，少有论者提及，至今缺乏足够的评价。

　　元白的散文成就，其实早在宋代即开始被人忽视。欧阳修等编写《新唐书·白居易传》，虽称白居易“工文章”，但最后下的赞语却是：“居易在元和、长庆时，与元稹俱有名，最长于诗，它文未能称是也。”而在此之前，后晋人撰《旧唐书》时，尚看重元白的散文成就，认为“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阃奥，尽治乱之根荄”﹐“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旧唐书》的这种评价，自有根据，不是无源之水，也不是无本之木。

　　　　　　　　　　　　　　　一、

　　现在论及元白二人与古文运动的关系，有必要说一说元白与韩愈的友谊。尽管元白不属于以韩愈为核心的作家圈子，但他们却姑终与韩愈友善。韩愈为宣扬文道，交游甚广，他曾自言“所与交往相识者千百人……或以事同，或以艺取”（《与崔群书》）元白与韩愈结缘，可以说既有“事同”，也有“艺取”，更有道义支持的因素。

　　元稹在长庆初年，曾向穆宗进言，保护过韩愈。当时韩愈任兵部侍郎，“镇州乱，杀田弘正而立王廷凑，诏愈宣抚。既行，众皆危之。元稹言：‘韩愈可惜。’穆宗亦悔，诏愈度事从宜，无必入。”愈得以相机行事，对王廷凑晓以大义，终解牛元翼之围。“愈归奏其语，帝大悦，转吏部侍郎”。（《新唐书·韩愈传》）其实早在元和八年，韩愈担任比部郎中史馆修撰时，元稹还被贬在江陵府充当士曹参军那样低级的官吏，可是他对韩愈的人格与史识充满信任，便将他所知道的甄济之、甄逢父子的忠义事迹，写信告诉了韩愈，希望能收入史书。这与柳宗元将段太尉的逸事推荐给韩愈相类，天下事真是无独有偶。韩愈给元稹的回信中不但作出了“逢与其父俱当得书矣”的肯定答复，而且对元稹乐道人善的君子之风倾力赞扬，并表示敬意。这两封信均收在宋代人姚铉编的《唐文粹》中。元稹与韩愈还有更早的个人交往，元和四年七月，元稹的夫人韦丛病逝，即是请韩愈撰写的墓志铭（见《韩昌黎集》），由此也足以说明他对韩愈文章的欣赏程度。至于白居易，则思慕韩愈的道德文章，多年与之交好（尽管他们对佛教的认识，有巨大差别）。而且与韩愈同科及第、素有操守的的李绛、崔群、冯宿、庾承宣等人均与白居易为友，正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

　　　　　　　　　　　　　　　二、

　　韩愈在贞元、元和年间倡导古文运动的时候，元白可谓韩愈的友军。众所周知，当时开展的古文运动，有一个扫荡六朝以来浮艳文风的任务。元稹与白居易在元和初年，即探讨过这个问题。白居易曾在《策林序》中说：“元和初，予罢校书郎，与元微之将应制举，退居上都华阳观，闭户累月，揣摩当代之事，构成策目七十五门……凡所应对者，百不用一二。”收入《白氏长庆集·策林》中的一篇《议文章：碑碣、词赋》，说“古之为文者，上以纫王教、系国风，下以存炯戒，通讽喻”，而“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虽雕章镂句，将焉用之？”且指出“淫辞丽藻生于文，反伤文者也”，因此建议朝廷，“诏主文之司，喻养文之旨，俾辞赋合炯戒讽喻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碑诔有虚美愧辞者，虽华虽丽，禁而绝之。若然，则为文者，必当尚质抑淫，著诚去伪”。其实韩愈当时正是以复古为号召，目的是匡正时弊。元白革新文风的思想，可谓接近于韩愈。

　　出于革新文风的自觉，元稹和白居易，携手上阵，义无反顾地参与了古文的写作实践，并以各自出色的实践彰显了古文运动的实绩。过去朝廷发布“制诰”，都是使用的骈体文。元稹与白居易在元和十五年，先后担任中书舍人、知制诰。他们切磋琢磨，在制诰的起草中，借鉴《书经》，开始抛弃骈体文，采用散体文，结果竟显得词美格高，得到了宰相段文昌的支持，并为穆宗所赏识。“自是司言之臣﹐皆得追用古道”(元稹《制诰序》)。

　　白居易的议论文引古证今，议论风发，且语言畅达，词气谠直，琅琅上口，让人爱读。他的许多杰作，如《人之困穷，由君之奢欲》、《议肉刑可废不可用》、《使官吏清廉在均其禄、厚其俸》等篇，长期为人传诵，其中许多观点，至今尚值得借鉴。他的叙事与抒情散文，也显得十分出色。如《庐山草堂记》、《太湖石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醉吟先生传》、《齿落辞》、《与元微之书》、《河南元公墓志铭》等篇，历来为人称道。明人杨慎在《丹铅杂录》中，盛赞白居易《三游洞序》中有这样的句子：“俄而峡山昏黑，云破月出，光气含吐，互相明灭，晶荧玲珑，象生其中，虽有敏口，不能明状”，认为“造语如此，何异柳宗元。世以为大易轻议之，盖亦未能深玩之也。”杨慎认为白居易可与柳宗元媲美，这样推崇，是很有眼光的，从一个侧面说明了白居易的散文写作水平，由此人们可以相信，白居易在古文运动中确有不同凡响的作为。

　　　　　　　　　　　　　　　三、

　　元白对古文运动的另一贡献，是他们以散体文试作传小说。陈寅恪先生曾对唐代传奇小说与古文运动的关系作过论述。他在《元白诗笺证稿》中说：“又中国文学史中别有一可注意之点焉，即今日所谓唐代小说者，亦起于贞元元和之世，与古文运动实同一时，而其时最佳小说之作者，实亦即古文运动之中坚人物是也。此二者相互之关系自来未有论及之者。”

　　唐代传奇小说极盛于中唐时期，它的繁荣与古文运动的发起几乎同步。考察一下贞元、元和年间及其稍后一段时间主要的传奇作家，可知大都围绕在元稹、白居易周围。元稹本人写过脍炙人口的传奇《莺莺传》。白居易写过传奇《记异》，且与作《长恨歌传》的陈鸿是好友，《长恨歌传》即与白氏的长诗《长恨歌》相辅而行。白居易的弟弟白行简也是知名的小说家，写过《李娃传》、《三梦记》等传奇名篇。白行简的好友李公佐则为《南柯太守传》、《谢小娥传》等著名传奇的作者。

　　元白周围的传奇作家群，正是在文体解放的召唤下，尝试以散体文来写作传奇的。元稹的传奇《莺莺传》﹐又名《会真记》﹐写于贞元末年。此篇叙述张生与崔莺莺的爱情悲剧故事。这篇小说在语言上全用散体，是熔铸了十分简练的文学语言，以之写人、叙事、状物、抒情、议论，灵活自如。如起首记张生，，即勾勒出一个有个性的人物。次叙莺莺出场，使人有千呼万唤始出来之感。后述二人幽会、定情，则一波三折。全篇极尽迂回曲折之能事。至于篇中写张生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在后人看来不能说不是一个败笔。陈鸿的《长恨歌传》，与白居易的《长恨歌》同记一事。陈鸿为文，长于吊古，《长恨歌传》可谓文笔爽健，结构谨严。白行简的《李娃传》更是感人，“行简本善文笔，李娃事又近情而耸听，故缠绵可观”（《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李公佐的《南柯太守传》叙事历历如绘，语言极富文采，描写尤其生动。

　　陈寅恪先生认为：“微之《莺莺传》，则似摹拟《左传》，亦以古文试作小说，而真能成功者也。”（《元白诗笺证稿》）若将《长恨歌传》、《李娃传》、《南轲太守传》与《莺莺传》相较，可知陈鸿、白行简、李公佐的这些作品更是成功之作。这些小说创作成功，展示了散体文写作的魅力。古文家试作小说真是一个有趣的尝试、有益的尝试，以此引起了社会的普遍的爱好，不仅丰富了散体文的写作经验，而且张扬了古文运动的声威。


　　综上所述，元白及其周围作家，积极参与古文运动的实践，卓有建树，是应该给以肯定的。陈寅恪先生曾说：“其实当时致力古文，而思有所变革者，并不限于昌黎一派。元白二公，亦当日主张复古之健者。不过宗尚稍不同，影响亦因之有别，后来遂湮没不显耳。”（《元白诗笺证稿》）可是看看上世纪60年代至今出版的多部《中国文学史》，凡论及唐代古文运动，均只字不提元白的贡献。那些大著的编写者，不乏知名学者，却对陈寅恪先生的观点似若无闻，这是让人不可思议的，也是让人不能不感到惋惜的。为了纠正这个偏向，笔者依据陈寅恪先生著作中提供的线索，对元白参与古文运动的情况，进行了粗略的考察，作了浅近的说明。热望以此求教于识者，并期冀学界有更多同道，继续关注这个不容忽视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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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如空

似乎不太像杂文，而是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