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水如空 于 2016-5-9 16:40 编辑
为官的两种境界 之前写了过一篇关于“六尺巷”的文章,贴在论坛上,结果引发了文友们的讨论。其中有文友提到,“六尺巷”故事中的张英,虽然位极人臣,权倾天下,可是“毕竟在满人的治下,能混好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这句话的确说到了点子上。以往我们一旦提及“六尺巷”,首先想到的就是赞扬张英谦逊礼让的美德,而我的小文则从“依法维权”“依法治国”的角度反转了一下,结果受到许多深受“以德治国”理念洗脑者的反对。这个问题见仁见智,姑且不论。这里要说的是,张英,以及他那个更有名的儿子张庭玉,其本身的品德高尚自然不容否认,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这一事实:他们毕竟是汉人,在满清的统治下,时时刻刻都要警醒自己,做事千万低调,绝不敢过份张扬,这也不能说不是他们之所以如此行事重要原因。 满清对民众搞高压政治,这个不消细说,凡是有点儿历史常识者,都会有所了解。而满清统治者对汉人的歧视和压制也是伴随始终的。所以在清先期,汉人即使为官也很难身居高位;在其统治稳定后,尽管情况有所好转,但这种歧视和压制仍然贯穿始终。比如有一个有趣的事实细节就是,满人在皇帝面前可以自称“奴才”,而汉人却特许称“臣”,别看这一词之差,看起来似是优待汉人,其实却是将二者明显区分开来。简言之:“奴才”再低也是自家人,而“臣”再怎么高也是外人,两者的亲疏关系显而易见。所以,许多汉人尽管身居高位的,可是在比自己地位低很多的满人面前,却仍然谨小慎微,唯唯诺诺,不敢倨傲。 那么,汉人为官者既然在血统上已经自觉低人一等,要想博得皇帝的信任,要想让自己在官场上混得好、吃得开,也就只有在品行上严格要求自己,借助道德的高度与满人平起平坐了(尽管这实际也是不可能的)。在这个问题上,张英无疑是典型的代表,张英与其子张庭玉父子两代为相,能在专横独断、心狠手辣的雍正帝手底下尊崇至极,张庭玉甚至还在死后得以配享皇陵,可见他们父子已是将这个品德的高度推到了极致。 与张英父子相似的,还有刘统勋和刘墉父子。有意思的是,刘统勋之德,最有名的故事仍与房产有关。刘统勋生时极受尊崇,死后,乾隆皇帝亲往吊唁,可是到了刘家后却发现刘统勋家门楣窄小,皇舆根本进不去。而进其门后,更是发现其家十分简朴,与其地位很不相称。联想到以乾隆朝国家经济的发达,刘统勋却没有成为“先富起来的一部分”,固然其品德之高尚不容质疑,但却很难叫人相信,其中就没有一点儿作秀的嫌疑。 试比较一下同处乾隆朝的和绅,则不难发现其中的差别所在。刘统勋父子与和绅,抛除其同有出众的才能外,品德上却毫无共同之处,甚至可以说是天壤之别,可是却同样地位尊崇,深受皇帝信赖,刘统勋父子靠的是品行的高尚,而和绅靠的则是与皇帝的铁杆关系。而论及亲密程度,显然和绅还要更胜一筹。 再试想一下,如果刘统勋父子也和和绅一样,是否还会得到皇帝的重用,同样身居高位,而且倍受尊崇呢?实在很难说。因为事实上,就如俗话说的,少了哪个鸡子都一样做蛋糕,大清朝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才有能又甘愿给清庭当走狗的车载斗量,绝不差刘统勋一人,而满人中才能出众者也大有人在,那么乾隆又有什么理由非要重用一个同样有才却无德的汉人呢?由此看来,品德,似乎是与上司关系不“铁”者能被重用或曰得以晋升的必要条件。那么,抛除其因受到儒家教育而严于律己本来就道德高尚外,很难说其中就没有一丁点儿作秀的成分。 而做官如做到了和绅那个地步,自然也就不需要这种作秀了。事实上,对于和绅的贪腐,乾隆心知肚明,可是却始终对其恩宠有加。而和绅本人则既不注意自己的品行,又不稍加收敛,也是是因其与皇帝关系较“铁”的缘故。一句话:以高尚的品德追求上位的只是为官者的第一境界,而与上司搞好把关系搞“铁”则是第二境界。在实际操作中,如果说某人在官场拼搏的过程中,处于第一境界时还需要戴上面具做人,而到了第二境界,则可以彻底恢复本来面目,从此大可以放开手脚,为所欲为了。 那么什么样的关系才算“铁”呢?对此,坊间有几句顺口溜,俗称“四大铁”,可作说明。所谓四大铁”,即“一起同过窗,一起扛过枪,一起嫖过娼,一起分过赃”是也。其中前两者之“铁”,是公开的,是可以放在阳光下的,大概读过书过当过兵的人们都会有所体会;而后两者,则是处于阴暗中的,是见不得人的,所以更会建立一种“拴在一根绳上的蚂蚱”之类的特殊关系,关于这一点,恐怕非身处其中者所不能有所感受了。至于而和绅和乾隆的关系,大概就是因其经常共同“分赃”的缘故。因为乾隆虽然不可能和和绅明目张胆地瓜分赃款,但和绅对皇帝的各种“孝敬”却是必不可少的。而其财物的来源,除了生意所得,便都是源于贪腐。至于嫖娼之类的新闻,并不鲜见,各类下马官员的报导中,甚至还有“共享情人”的,这,大概可归于“嫖娼”的升级版了。 以上两个境界,大概也可以用于多数官员的上位史,也就是说,在一个为官者从政的初期,在没有与有关上司建立起“铁杆”关系时之前,大都是“品德高尚”的;而一旦其“铁杆”关系确立,便往往会将“品德”这个伪善的面具抛掉,露出其本来面目。不信试看那些落马的大、中老虎,看其个人的从政简历,其早期便有许多都是洁身自好、廉洁奉公的好干部,其实这未必是其本性,亦未必不是其本性,只是在上位之前处于“第一境界”时的必然表现罢了。而一旦其得以超升“第二境界”,其变得贪污腐化、品德败坏亦未必是其本性,亦未必不是其本性,也只是其在此境界中的必然表现罢了。 当然,也有许多人终其一生,或在其政治生涯结束之前,是从来没有或根本不可能成功跻身“第二境界”的,就如前文所述的张英和刘统勋父子,甚至晚清那位能做到“立德、立功、立言”“三不朽”的曾国藩都是如此。这一点,是囿于满清统治下他们的汉人身份,看起来似乎很是悲催,可是对其本身却未必不是幸运。因为正是由于他们没有机会跻身“第二境界”,所以才可能使其保持其“德行”的高尚,直至盖棺论定,千古流芳。当然,也还有一些更幸运的人,本来有机会也有能力跻身“第二境界”,可是却天不假年,在其生命或政治生涯结束之前便已然做古,从而使其保持了高尚的品德和良好的名声。 而另外那些倒霉者,不但有机会成功上位,而且还能够活到成功上位的那一天,可是偏偏又赶上了诸如“改朝换代”或是“反腐打非”的关口,于是,等待他们的就是晚节不保,甚至身败名裂的下场了。比如历史上那个被众口唾骂的王莽,以及时下媒体报导中落马的那些“大老虎”们,便都是如此。 尽管事实上某些看似“道德败坏”者其实未必真的就“败坏”到哪儿去,而那些“道德高尚”者也未必真的“高尚”多少,有时候只是还没到时候,也没有到那个“境界”而已。就如王莽,白居易有诗曰:“倘使当初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这种事,谁说得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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