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一孔 于 2017-9-25 21:39 编辑
以知青文学蜚声海内外的老作家叶辛有一次谈到文学评奖的时候，很轻松地答复了一句：评奖评奖，也就是评评、讲讲。
他的官方身份是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市作家协会副主席，知名教授，全国人大代表。无论是官方背景还是学术背景，他理所当然地常年参加各种评奖活动。针对公众对于文学评奖尤其是诸如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大奖的质疑，他首先现身说法表明评选的相对公正，对于争议也表示理解，同时认为这是件好事，毕竟评奖是好的文学作品引起更多关注的有力推手。当然，他主要是想劝大家把评奖的事情看淡一些，只是一个评评讲讲的过程而已。
我们不能否认功成名就者对于名利的看法与普罗大众在心态上是完全不同的，三十年后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与三十年前看山看水绝对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作为参与者、过来人，他的看法对于我们是有益的。自古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又不是比个人称重量，衡量的标准只能是看法。看法又怎么可能一样？所以，涉及到任何以看法为途径的评比其实都是一人难中百人意，谈不上绝对的正确，谁获奖和谁不获奖都很正常，既然是正常的，我们为什么要较真呢？
有人可能说，那评奖还有意义吗？当然有，评过之后，名气大了，看的人多了，文学受益了。
作为参与者，我们可能会想，“文学受益”是个多么高大上的话题，关我毛事？人都是以个体存在的，个体收益才最为实际。路遥写得累死累活的，也会发出“狗日的文学”这样的慨叹，就像文艺小青年常挂在嘴边上的，什么“待他如初恋，她虐我千万遍”，总是想着讨点好换取点物质乃至于精神上的抚慰，然后才会甘心。
这样，问题就来了，人家评奖只是评评讲讲，你却牵肠挂肚，梦魂萦绕，受伤的会是谁？
你还能有什么办法？你只能深谙其意，得之你幸，失之你命，想开点也就放下了。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们温和谦让的儒家心性正在不知不觉地发生着转移，励志的教育铺天盖地，一大票人等像是注射了鸡血似的，血脉膨胀，眼睛冒光，什么事都得争先，想的是舍我其谁，冲的是志在必得。一旦事与愿违，要么自怨自艾，要么横挑鼻子竖挑眼，一团钻进死胡同。
自怨自艾多半会怪自己时运不济——这是我们民族的最为坚挺的思维方式之一，太过普遍，连举例都不需要。迁怒于他人的，自然会在其他方面找问题，比如操作层面有没有漏洞，程序是否合理，有没有人情因素，抑或是强大的背景等等。就像某个政治人物讲的，搬起了石头，要么砸别人的脚，要么砸自己的脚，好像是个非此即彼的命题。其实，我们还有第三种、第四种选择，我们可以把那块石头轻轻挪开，也可以不管不顾那块石头，就当自己搬不动。
一辈子都和别人比较，是人生悲剧的源头。一辈子寻求别人的认可，一辈子都找不到自己。
我当然不是要大家跟萨特学，还就不要那个诺贝尔文学奖，也无意于劝大家放下一切，我只是觉得，什么都不要看得太重，绑在名利的战车上，哪里还能有自己的方向。
况且，评评讲讲没有什么不对。
不就是评评讲讲吗？还能怎么着？
一九四八年的中国，曾经评选过第一届中央研究院院士，在中国近代学术史上是一件大事。怎么评的呢？也就是先提名，再讨论，再无记名投票。说白了，也就是评评讲讲，既无长官意志，也没有党派的分别，有些自己评上了自己还不知道，有点天下掉馅儿饼的意思。结果大家没什么别的意见，现在回头看这些名单，哪一个不是顶尖的精英？
诺贝尔文学奖大约不过也是这样的模式，所以才会出现评上了人家不领情的现象。不领情是一回事，反倒验证了这种评选方式的相对公平和公正，自然也就不会出现什么钻营之徒。
我们可能会说，我在扯天高地远的东西，跟小老百姓没关系。那么我来说说职称评定。
是个体制内的人多半就会和职称发生点关系，职称这么个东西既是精神层面上的某种肯定，更是物质上的实惠。桃子挂在树上，自然是要摘的。可问题来了，怎么评，以什么为依据？这可辛苦了一帮高高在上的权威们了，个人申报、方案、细则、论文、论著、指定刊物、优秀、先进、成果……条分缕析，不所谓不细致，不所谓不全面，结果呢？现在几乎混到了全世界都知道只不过是个掩耳盗铃自娱自乐的游戏罢了。背后的真相往往是找关系、托门子、送钞票、抄论文、买证书、潜规则……无所不用其极，有辱斯文，有损学风。
我们当然认为不可能是天下乌鸦一般黑，但亲身经历以及几十年耳闻目睹的事实告诉我，上述情况也绝非小众，更不是什么三七开的问题，是非常之普遍的。我们也可以指责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可是，我们也应该在源头上找点由头，设计层面本身没问题吗？你非要人家自己申报，人家只有响应，官场上有句话，你不找我莫非让我找你？铿锵有力啊！僧多粥少，只能竞争啊！怎么竞争？我都知道有那么几个评委，尤其还有个岗职办是专门负责这个的，我现在能找到关系我不找真当我傻啊！至于论文论著，我写不出来，而且人家也不是自己写的，我要是不抄袭我不是吃亏了吗？
没有人生来就愿意低三下四，尤其是读过一点书的文人，讲究的就是个面子。但是面子到底抵不过职称和待遇，所以，即便玩了一点不太见光的渠道，你可以不认同，却不该指责，况且当事人舍弃的不仅仅是面子和尊严，也包括实实在在的真金白银。他们多半已经把这当作是一种生意。生意嘛！就得投入，就得冒风险，目的就是盈利，性质属于商业社会的商业属性自然显示。
从这个角度来讲，导向出了问题，是这些貌似严密的规则引诱着公众集体参与到这让人大倒胃口的游戏当中，问题出在政策制定者身上。
需要这样吗？拿我想对有些熟悉的中小学教师职称评定来说吧！你让一个常年跟中小学生打交道的老师整个什么论文，论著？他一来有可能真写不出来，乐观地讲，即便真要是写出来，而且写得当真还不错的话，他就能发表吗？市场已经都有了卖报刊版面的现象，你干嘛还执念于此呢？大学教授都抄论文，你还真指望着中小学老师写论文？再者，教授后面有讲师，有助教，给本科生上课都被论及为师德高尚，人家小学老师从全天候和学生绑在一起还得家访啊！一个从早到晚奔波于学校和家庭之间的基层教育工作者，你指望着他们弄出什么学术成就，甚至都不够道德，至少是摆明着在整人。
白岩松曾聊过医生的职评问题，他只问一个问题，一个成功地做过一千台手术的医生和一个写过几篇学术论文的医生究竟哪个更像一个优秀的医生？同样的道理，一个桃李满天下的教师和一个成功地抄袭过几篇论文的老师哪个更优秀？从物质层面上来讲，哪一类人更应该得到更好的认可？
几年前，在美国忽然冒出了一个扫地僧一般的数学家，他是破解数学领域最著名猜想之一“孪生素数猜想”的关键人物，叫张益唐。天降而来的成就使得他晚年爆红，他坦率地回答了别人问他的问题：就是如果在中国，他会不会有这样的成功？他的回答是绝对不可能，因为在中国，世俗压力太大，躲不开，你要不出论文，就很难有好的生存空间。当然，在美国他混得也不见得好，但在美国他端盘子当超市店员没有一个美国人会用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他可以安心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也就是因为喜欢和天赋，他才做出了惊人的成就。
反倒是我们，屁大的事情就想到要论文，论文产量不要算绝对是世界之最。可是，我们在发布这样的数据时当真不脸红吗？
不能不说，我们的管理者还是比较人性的，政策也在调整，高校那块，浙江大学最近把网络文章只要达到多少点击率就可以认定为学术论文，这是新招，更是昏招，不知教授们情何以堪。不是网络文字不好，只是网络和学术基本上重合的很少很少。中小学这块也是不断调整，去年开始说要降低职称的评定标准，向农村中小学幼儿园倾斜。一年下来，数字出来了，百分之八九十都是校长和园长评上了。有教师戏言，这叫校长高级职称。为什么是这个结果？因为，要有各种各样的优秀，近水楼台，校长园长想评职称，也就顾不得许多了，君子还得先顾本。我们每个人的内心都有一道阴暗之门，职称评定倒是一不小心打开了人心的潘多拉盒子，面目也就不那么可爱了。
当然，还有更匪夷所思的事情，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这地的地方特色，就是评和聘分开。你即便是评上了，但是因为名额限制，你还聘不上，只有等人家退休空出一个名额你再能上。我曾用我所掌握的所有逻辑推理知识来理解这个奇葩政策，因为至少在台面上来说，职称是一个人能力和经历的说明，怎么因为单位编制的不同而忽上忽下呢？就像人的年龄也可以是弹性的吗？混到老人堆里，年纪就变小，相反和年轻人在一起，理所当然就变大了。是这样吗？依然是百思不得其解。
职称倒不是现在的产物，解放初期的学校里也有评定，从现有的材料来看，并没有什么讲究，就是几个老先生在那儿合计合计，没有什么量化的表格，也没提到需要什么奖状和优秀，还是评评讲讲。也有淘汰的，可那样的结果见得光，经得住人，耐得住时间，反倒让人怀念。
上次听台湾一个语文老师的讲座，她提到了台湾的义务教育阶段也评职称，可那与工资待遇没关系，类似于荣誉称号。所以职称几乎不是什么焦点，大家在一起很和谐。
看来和谐的炼成也需要政策层面的反思。政策层面改不了的话，那就不去管它，也能保持和谐。有人问我，混了几十年，貌似还夸夸其谈的，对职称有什么想法。我说过马和驴的故事，驴子和马在一起生出来的既不是马也不是驴，而是骡子，学术上这叫生殖绝缘。我和职称缘分还没到，不想生个骡子出来，更不羡慕人家的骡子，毕竟，那玩意非我族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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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9-25 21: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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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7-10-3 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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