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放飞梦想 于 2019-1-7 21:49 编辑
傅斯鸿: 从此世间再无文天祥
“几日随风北海游，回从扬子大江头。臣心一片磁针石，不指南方不肯休。”著名爱国诗人文天祥以这样一首七言绝句《扬子江》，表达出了自己心系故国，渴望恢复南宋江山的志向。或许这就是文天祥这样一位“状元宰相”能够超越历史上的所有忠臣义士，成为民族楷模的原因。
《道德经》中有言：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因此，越是在国家危亡的时刻，才越显得忠臣的难能可贵。在许多历史书上，宋朝都被称为是一个文弱的王朝。可就这个所谓“文弱”的朝代里却出现了如寇准、范仲淹、韩琦、文天祥这样的以文臣领兵抵御外敌入侵的士大夫们。也同样是在宋朝，理学家张载的四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不仅为后来的读书人阐明了读书的使命，更为华夏士人精神奠定了明确的坐标。而这一精神在文天祥这位兼具传统士人与民族英雄的身上，到达了顶峰。
与之相比，同样是“宋末三杰”的陆秀夫、张世杰蹈海殉国的壮举也同样值得景仰，但文天祥在眼见南宋灭亡，身陷大都土牢，仍然能够三年不改其志，并写下了“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的《正气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过零丁洋》，最终成就了他那颗磁针石般的“臣心”，望南就戮。
以成功论，文天祥只能算是失败的英雄，故土沦丧，故国消亡，一腔复国志，尽付大江流；但以气节论，文天祥又是最成功的英雄，他以一身凛然正气，诠释着一个忠臣矢志不渝的精神追求。就整个华夏民族的士人精神而言，或许在文天祥之后，很难再有人能达到他那样的高度。同样是面临一个政权的消亡，与宋人那种蹈海殉国的忠烈相比，明王朝的士人们却显出了另一副丑陋的嘴脸。吴思老师曾指出，中国在秦朝统一以后即形成了一套管家主义的社会。如果说“崖山之后”是中国士人官家时代的结束，那么明朝则是中国小农官家时代的巅峰。
中华文明是农业的文明，上农经济背景让数千年来的中国人创造出了农业社会里那些无比辉煌的成就。然而，上农经济背景也让华夏民族披上了小农的外衣。千百年来的小农意识，让这个民族丧失了自主的能力，从而走入了王朝周期循环的怪圈。我对于小农意识的表现形式做过这样的总结，即：对既得利益的强烈占有欲，顽固保守与迷信至上，得过且过与侥幸心理，精神胜利与欺软怕硬，目光短浅易受人利用，没有原则的功利主义。这些现象直到现在依然是困扰中国农村的关键问题。然而，这样的小农意识现象到了这个由佃农出身的朱皇帝所创建的明王朝里，其表现就更显淋漓尽致了。
在明王朝270余年的时间里，并非没有出现过仁人志士。挽狂澜于即倒的于谦，文武双全的心学大师王阳明，消除东南倭患的戚继光、俞大猷，推行万历革新的张居正等等，都曾为这个王朝呕心沥血，竭尽所能。然而，小农官家们却并不为这样“仁人志士”们喝彩，相反他们提出的口号却是“平时信手谈心性，临事一死报君王”。可是当明王朝的首都即将被起义军攻陷时，这帮平日里只会信手谈心性的小农官家们，却一个个躲在自己家里，眼睁睁看着君王在煤山上吊自缢。君王死社稷，这是为君者的担当；而成天嚷嚷着要“一死报君王”的臣子们却开城投降了，中国历史上演了一出让人忍俊不禁的荒诞剧。
当然，明朝中后期的皇帝或许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一群荒唐皇帝，一百多年皇帝不上朝，让整个国家的权力在权臣与宦官手中轮流操纵。于是，各种党同伐异的斗争在这段历史里交替出现，以至于到最后东林党与阉党之间的斗争，在明朝灭亡之后依然在继续上演。对于权力的渴望，让这群所谓“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的读书人，早已失去了家国天下的概念，陷入到无休止的内斗之中。
正如黄仁宇先生在《万历十五年》中所说，“他（万历皇帝）也无法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际，只能感受着社会的暗流涌动而束手无策。”是啊，一股由小农官家们聚集起来的，渴望垄断权力的暗流向着皇帝扑面而来，他的确无从应对。在查抄张居正家时，万历皇帝看到了他曾经送给老师的字，望着这些卷轴，万历若有所思，他似乎在一时间明白了张先生那孤注一掷改革的苦心。然而，接下来的他却采取了一种消极怠工的方式来与这股暗流对抗，对抗的结果却是把自己治理之下的国家推向了无边的深渊。
也正如崇祯皇帝在最后的血书里写道：“朕非亡国之君，而臣皆亡国之臣。”皇帝的痛心疾首可见一斑。当他最后一次敲响上朝的登闻鼓时，竟然没有一位大臣前来，最终陪在他身边一起为大明王朝殉葬的只有一位宦官，王承恩。小农们都以为只要自己投降了李自成，无论是金钱还是地位都能够像在明朝一样得以保全。
只不过，小农们都打错了如意算盘。李自成的狠心，让这帮在明朝只知道一个劲儿哭穷的小农官员们尝到了割肉的滋味。进入北京的李自成立即成立了一个敛财的机构——比饷镇抚司，挨个进入这群官员们的家里抄家，并规定了各级官员需要交纳银子的额度。结果，不到三个月的时间里，竟然在北京就抄出了七千多万两白银，这相当于明朝1570年左右财政收入的两倍多。
而崇祯皇帝为了对付“闯贼”不断增加剿饷，结果却是“闯贼”越剿越多。原因就在于每增加一两银子的饷，就会造成一百个“闯贼”的出现，相比于“闯贼”的数量，追加的那点银子根本是微乎其微。每当崇祯皇帝以战事吃紧为由，向这群官员们要钱时，小农们那种对既得利益的强烈占有欲便会让他们对于钱的守护看得比命还重要，甚至连各地藩王与国丈周奎哭起穷来也是不遗余力。
当然，小农们的侥幸心理并没有如他们所想象的那样，以至于像魏藻德那样的状元首辅去投降时，连刘宗敏这种纯粹的农民都对他嗤之以鼻，连扇他十几个大巴掌。最终魏藻德因为拿不出规定数额的银子，被李自成用酷刑杀死。更有如龚鼎孳那样李自成来了投降李自成，多尔衮来了投降多尔衮的人，甚至连多尔衮都瞧不起他，时不时地就拿他当笑话来讲。同样是崇祯朝状元的杨廷鉴，降清之后，只担任了个松江府学教授，因为官职太小，在《清官列传》里，连“贰臣传”都没能排上号。于此种种，不胜枚举。
回望那段历史，更让我们直面了明末小农官家们那种只图一己私利而不顾国家民族的丑陋行径。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先生在总结中国的农村问题时，提出了“愚、穷、弱、私”的四端概念，而小农意识的一个根本弊病就在于这个“私”上面。文天祥注定是孤独的，他那片“不指南方不肯休”的臣心，千年以降，更是鲜有追随者。黄仁宇先生说，明朝从此再无张居正，用到这里更加可以说，华夏从此再无“文天祥”！以至于到了国共内战时期，蒋介石为了鼓舞他手下的将领们，每当有人要赴前线，都必给他们看一遍电影《文天祥》，却依然无法阻止这群将领们的临阵“起义”。
（原文作者傅斯鸿，转载自“那山那水那风景”360个人图书馆。）
| 
浙公网安备 33010802003832 )
发表于 2019-1-7 21:45
收藏
楼主
:handshake:handshak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