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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的智与愚
苏轼是个智者。他的智,在于能忍,在忍耐中等待时机。苏轼又有他愚的一面,他的愚,是愚忠,以一个忠字,削足适履,评价历史人物。
宋仁宗嘉祐六年,苏轼在应制科考试时所上的《进论》中,有一篇《留侯论》,主要观点是,刘邦之所以成功是“能忍”,项羽之所以失败是“不能忍”,项羽不能忍,所以百战百胜而轻用其锋。刘邦能忍,养其全锋而待其弊。刘邦“能忍”是张良教他的。苏轼对张良充满崇敬之情:“古之所谓豪杰之士,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他认为张良有盖世之才,但年轻时候,雇勇士刺杀秦王,是匹夫之勇。在圯上老人的教诲下,有了能忍的肚量,此后帮助刘邦成就了帝王基业。功成身退,封为留侯。
苏轼对贾谊的评价就不是很高。他肯定贾谊有王佐之才,但碰到汉文帝这样的贤君都不能被重用,是什么原因呢?不是汉文帝不能用贾谊,是贾谊不能用汉文帝。当时的政治环境是,刘邦时代的老臣把持朝政,这些人都有功于汉文帝。像绛侯亲自把玉玺授给文帝,灌婴手握数十万大军,平息吕后家族叛乱,他们和汉文帝的关系,是父子骨肉情所难以企及的。贾谊不过是洛阳的一位少年,想把别人的想法全抛到一边,而推行自己的主张,这怎么可能呢?苏轼说:“夫君子之所取者远,则必有所待；所就者大,则必有所忍。”而这个贾谊,文帝不采纳自己那一套,就痛哭流涕。到了长沙之后,写出了吊屈原赋,更是郁闷之至。在长沙的日子里,时常以泪洗面,至于夭绝。这是不能应对挫折。“夫谋之一不见用,则安知终不复用也?不知默默以待其变,而自残至此。呜呼!贾生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也。”
苏轼研究历史人物,从历史中汲取经验教训,学以保身,学以致用。他的一生中,起起落落,始终保持一种平和的心态,一次次由人生的低潮到达政治的高点。王安石执政,对他很不感冒,让他做开封府推官,他“决断精敏,声望益远”。此后,自请外放,通判杭州。遭小人诬陷,说他写诗讪谤朝廷,坐了大牢,差点丢了性命。因为神宗怜惜他,把他安置到黄州团练副使的位置。“轼与田父野老,相从溪山间,筑室于东坡,自号‘东坡居士’。”哲宗朝,他回到朝堂,先后任职起居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等。看到政治环境复杂,又请外放到杭州,因为“有德于民,家有画像,饮食必祝。又作生祠以报”。七年,又以兵部尚书召兼侍读,不久迁礼部兼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礼部尚书等。八年,哲宗亲政,苏轼再次要求外放,出知定州。绍圣年间,苏轼又遭劫难,御史给他定罪,说他所作词命,讥斥先朝。之后一路贬官放逐,先惠州,又琼州。在惠州居三年,“泊然无所蒂芥,人无贤愚,皆得其欢心。”琼州就是今天的海南岛,当时属瘴疠之地,非人所居。他想住在官屋,看押者不批准,只好在当地人的帮助下,自己盖了房子,苏轼“独与幼子过处,著书以为乐,时时从其父老游,若将终身”。徽宗朝,再获赦免,风传将回朝出任宰相,可惜病逝于途中。
苏轼有贾谊之才。仁宗读到苏轼、苏辙的文章,高兴地对家人说:“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欧阳修读了苏轼的文章后说:“吾当避此人出一头地。”苏轼和贾谊完全不同的命运,因为他不像贾谊那样“志大而量小”“才有余而识不足”。他知进知退,进有守,退有据,达则兼善天下,穷则独善其身,每一次的退,都成了进的阶梯。
也有很多人不喜欢苏轼,因为他喜好放言高论。他苛责周武王伐纣,语出惊人。纣王是历史上有名的暴君,孟子说,武王伐纣,“非弑君,是除独夫。”苏轼说,武王不该伐纣,或者等待殷人改立新君,或者等待纣王自然死亡。这样天下无王,等待圣人出现,就可以天下归之,圣人你也不能推辞了。这么说来,对秦二世这样的暴君,不是也不能讨伐吗?宋朝的开国皇帝,是从后周的孤儿寡母手中夺取天下,不也该受到谴责吗?用愚忠的标尺,量来量去,说三道四,实是愚不可及。
宋儒好论古人,都是用了这杆忠的标尺,这有时代原因。宋代皇帝重教育,宋仁宗二十三年专门下诏要求州县立学。李觏在《袁州州学记》中,把皇家的办学宗旨讲得极其明白:“天下治,则谭礼乐以陶吾民；一有不幸,尤当仗大节,为臣死忠,为子死孝。使人有所赖,且有所法。”忠君的观念,在宋代已经确立起来。宋代人物,这个特点比较鲜明。杨家将一门忠烈,岳飞精忠报国,文天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都表现到极致。抛开他们身后那个可恶、可恨、可钉上历史耻辱柱的君不论,他们的精神,成为民族重要的精神基因。苏轼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表人物,其思想观念、价值标准必然打上历史的烙印。
文章来源： 大众日报 作者：傅绍万 原作链接：http://paper.dzwww.com/dzrb/content/20170505/Articel11003MT.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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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5 0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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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19-3-15 10:29
